后来我离开了村子,不知道这女人的结局到底怎么样。我只听人说,阿G的妈死了,阿G也死了(在我们那里,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当然,故事讲到这儿,有人会问,在你说的那个“怕老婆”王国中,难道就没有几个例外吗?我说有的,不但有,恐怕还有相当数量。他们就是农村中的一批“大能人”:一种是在外面挣钱的工人(如卡车司机、煤矿工人),一种是县社两级的干部,还有一种是公办教师(县社干部的后备军)。他们不怕。再下来,是村里的拖拉机手、电工、石匠、木匠、民办教员,怕的程度也要低一些。当然后者往往是两头跨着,很难一概而论。比如同样是我们村,隔壁有个年轻木匠,在外面,要力气有力气,要本事有本事,可是搁家里,那是经常挨打受骂。而另外一个老木匠呢,他竟敢拿凿子往他老婆的屁股上凿(这大概与年龄有关,因为后者还有“当年勇”)。
在我的故事里,男女双方的角色是被颠倒了过来。它不仅同过去的男性统治相比是鲜明对照,就是同现在的城里人相比也是鲜明对照(旧小说中的“阴阳颠倒”在这里要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表现得更充分)。这使它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场彻底的革命。
让男人做女人和让女人做男人,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的“王子”和“贫儿”一样(见所作《王子与贫儿》),互相换着当,这也许确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但可怕的是,社会学的遗传机制,往往都是借“受虐”来遗传“施虐”(好比媳妇熬成婆,又拿媳妇来出气)。当女人在这样的翻天覆地中扬眉吐气时,她们也正好中了男人的毒。因为这里,女人的胜利仅仅是对“窝囊男人”的胜利,她们对“硬汉”、“强汉”的追求还是老一套(强中更有强中手,这样的追求是个“无底洞”)。而男人的失败呢,也不过是对女人死了心。他们的思想不但一点没提高,反而舍妻保子,只把女人当成个“生孩子机”(连“泄欲工具”都不如)。
所以我想,这样的“翻身”大概只是“翻烙饼”吧。
1995年8月12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