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家讲“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毛泽东也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是出于这两个字。《左传》有“退舍求平”，《三国》有英雄诈降，《水浒》也有好汉在板子底下招供，推其源，也还是这两个字的活用。中国近代史上有个叶名琛，守广州不利，兵败被俘，客死他乡，时人讥为“不战不和，不降不走”。此话是否冤枉，我不知道，但四个“不”字确是犯了兵家大忌。劣势战争，要打打不过，要拼拼不起，要和、要降、要走又吃亏丢面子，没一样好受。可这样的难题，你还不能不选择。项羽兵败，刎死乌江，后人题咏，杜牧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主张逃，这是兵法；而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则是气节。道德和技术冲突，各有评价标准，无法说哪个对。讲气节，你可以说“战死事小，失节事大”，可军事学上最忌讳的就是一味拼命和死要面子，特别是拿别人的命换自己的面子。
在《战争论》的第一篇第一章中，克劳塞维茨讨论过“什么是战争”。他的讨论很抽象，先是以搏斗为喻，讲三种“极端”，即暴力无限，绝对制伏，全力投入，否定“计算战争”，否定“不战”。这是理想化的战争。然后再放入现实中修正，说指挥艺术可以引进概然性（比为赌博），改变这种绝对化的倾向，并且战争最终总是受政治制约。前者是趋向极端的升级，而后者则是从极端状态下降或使上升中断。他主张“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实际论述却是先把政治抽象掉，然后再重新装回去（见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23-47页）。这和中国古代兵家的讲法不一样。中国的兵家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汉志兵书略》），是把“伐谋”、“伐交”、“不战而胜”看做理想状态，而把举兵加之，破军毁国视为不得已。孙子论兵，“庙算”继以“作战”，“作战”继以“攻城”，逐步升级。但恰好在攻城白热化，“将不胜其忿”的节骨眼儿，却大讲“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全争于天下”（《孙子谋攻》）。战争始于“谋”而终于“谋”，整个讲法顺理成章。BHLiddellHart给SamuelBGriffith译《孙子兵法》写的前言中说克劳塞维茨太晦涩，易滋误解，使人以为他是主张滥用暴力。原因就在于他是反着讲。
在《战争论》的这一部分中，克劳塞维茨提出过一个“两极性原理”，很重要。但可惜的是他在书中未能来得及展开论证。两极化在人类生活中很常见，但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这是一种理想态。“好人和坏人”的故事，不仅小孩爱听，大人也爱听。词人擅长夸张，政客偏爱蛊惑，群众运动总是一浪高一浪，奥妙都在这里。它的特点是排斥“第三条道路”，排斥“中间色”，强调对立面要同构对称（不然就无法顶牛，就没戏）。战争总是壁垒分明，你死我活，在这方面当然很典型。但就连战争也是有升有降，势弱当避敌，善和、善降、善走；势强也得允当则归，见好就收。否则求荣得辱，欲益反损。
在现实生活中，灰色和混沌状态是大量的。在战争问题上，人们一般看重也易于理解的是“两极化”的形成过程，而常常忘记其负过程，即冲突的化解、矛盾的稀释。其实在战争史上，妥协、媾和、谈判，甚至诈降、叛变，从来都是“大战略”的一部分，其难度一点也不比野战、攻城来得容易。特别是人活一口气，总是带情绪的。中国人有“吐痰效应”，喜欢起哄。扬汤止沸，人多了去；釜底抽薪，影也没有。正合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
意大利的汉学家石施道（KrzysztofGawlikowski）教授说，西方的军事传统是来源于“决斗”，和这一传统有关，欧洲，特别是拉丁民族，有一种“男子汉”的概念，西班牙语称为“Macho”（见所著《孙武和中国的军事传统》，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2年）。我觉得如果能把中国的“男子汉”和西方的“Macho”做个对比，这对了解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和军事传统将会很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