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慨然谈兵如杜牧者，古代也出过个把人，但要说谈兵误国，那可都是军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书生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

韩非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学者多引之，用来光耀祖国兵学的发达之早，但他们忘记了，这后面还有一句是“而兵益弱”。

宋代养兵多，武器精（发明火器），论军力装备，在当时是世界第一。兵学研究也很发达，兴武举，刻《武经》，极一时之盛。但这个中国兵学最发达的时期，也是中国军事史上最耻辱的时期。

现在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兵法研究，仍是笼罩在宋代兵学的巨大影响之下。宋代学风空疏，讲究的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当时流行的《武经七书》最初只有《孙子》有曹操注，后来干脆就是白文本，让军人自己去体会。保存古注的十家注系统的版本没有多少人读，弄到后来，几乎鲜为人知。元明以来，仿效科举制的武学教育，粗说文义、引附战例的高头讲章是占主导地位，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学院派气息。直到现在，很多的《孙子》注本仍是这个模式，大家还是把大批庸滥的武学教本当宝贝，把施子美、张贲、刘寅、赵本学奉若神明，读不懂就猜就改，甚至搞新编。“活学活用”的味道很浓。

宋代为什么老打败仗?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

（一）任何“运用之妙”都得有运用的自由。宋承唐末五代之乱，最怕“骄兵悍将”，临阵才授“锦囊妙计”，有“中御之患”。这是政治原因。

（二）兵家必知天地阴阳是个传统。古代军人要学式法，宋仁宗命杨惟德等撰“景ND344三式”，“故当时壬遁之学最盛”，“自好奇家援以谈兵，遂有靖康时郭京之辈，以妖妄误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遁甲演义》提要）。这是属于迷信。

另外，教条主义也是个大问题。

军事上的教条主义还不仅仅是迷信兵书，知守法而不知用法，而是不懂“兵法”后面还有许多支撑性的东西，以为用兵如博弈，纯属智力游戏。例如赵括之误就是如此。

观上所述二苏的《孙子》评论，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倾向，就是他们都认为“用兵”的关键全在“治兵”，这种本事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苏洵说，治兵如御仆妾，贱丈夫亦能为，不必有人教之。苏轼说，“挥舟于河，舟之逆顺，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这与其说是他们比武人更重实践而轻书本，倒不如说是他们视政治的问题比单纯的军事问题更重要。如苏轼说“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还有他盛赞的《何博士备论》，都是着眼于此。

自古“治兵”与“用兵”的矛盾就是一个大问题。如战国末，荀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临武君所贵是战国时髦的孙、吴之术，而苟卿所贵是年代较早的“桓、文节制”和“汤、武仁义”，根据是《司马法》。荀卿法古，固然保守，但也不是没有实际的考虑。他认为“治兵”比“用兵”更重要，不懂“节制”的“用兵”是失其本统，只能对付“小敌”，不能对付“大敌”；觉得“兵法”还不如军队素质、御兵之术和制度性的东西来得可靠。例如齐国兵法最精，但“齐之技击”不敌“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敌“秦之锐士”。晋、秦得益于制度先进，故能后来居上。

古代名将长于兵法者有之，但更多是善于御兵。如李广之宽，程不识之严，皆其著名者。而比御兵更重要的是御将，这个问题宋人最关心。本来以唐末、五代的背景考虑，宋代的“内紧外松”也自有其合理性。可惜的是，它也正吃了“历史合理性”的亏。

中国古代兵法的要义是能“忍”能“狠”，这是一位大人物讲过的（见章士钊《柳文指要》所述其“友人”的心得）。“忍”起来，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装孙子，钻裤裆，包羞忍耻。“狠”起来，则杀他个片甲不留，斩草除根，无遗寿幼，把一肚子的“鸟气”全释放出来。这对了解中国政治历史的经验和中国人的行为特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