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孙子兵法》和古代兵书研究过几年，也划拉过几篇文章，于是有人称我为“专家”。但我心里明白，这都是“玩票”，属于“纸上谈兵”。自己给自己还是划个圈子，除思想研究和文献考据，绝不可越雷池一步：纸上就是纸上，古代就是古代，不搞应用研究，更不搞“古为今用”。

凡指手画脚者，差不多都得有点资格。但“资格”这玩意儿还真费琢磨，表面看是张“入场券”，进门就撕；可实际上是个“无底洞”，掉进去就出不来。您要激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行，咱就赌气上回长城（上去了就可以说“到了长城也扯淡”）。但要写冒险小说呢?那就麻烦了。谁都爱看冒险书，可不爱干冒险事。险要冒到大难不死，而且还不是三回两回，这个火候就难以掌握了。

一般看法，谈兵得当过兵，行医得看过病，这是起码的“资格”。可是将有败将，医有庸医，葛洪说：“抱痼疾而言精和、鹊之技，屡奔北而称究孙、吴之算，人不信者，以无效也”（《抱朴子微旨》）。你要想人信人服，光当兵不行，还得当将军；光当将军不行，还得当“常胜将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说“资格”，咱们横竖是没有。因为甭说“常胜将军”，就连“正步走”我都没练好。小时候，孩子王爱吆喝：“谁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崩”，我最受不了。而更难的是，古代兵书有“杀士”一说（简本《孙子谋攻》、《孙膑兵法杀士》、《尉缭子兵令下》），意思不是说敌杀或将杀，而是让士兵自己去送死，“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兵令下》）。林彪说：“枪声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这个战场上了。”干革命就不能当美蒂克，这我懂。但电影里的国民党将军，前边叫你冲，后边已准备好逃跑的飞机和汽车。战争就是战争，你不但自己得有当烈士（或炮灰）的决心，还得有让别人当烈士（或炮灰）的狠心。这也不容易。

在资格的问题上，常有一种误解，就是把“谈兵”与“用兵”混为一谈。

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但宋人对《孙子》的批评却很苛刻。如苏洵、苏轼父子就非常较真儿，只承认孙武是“言兵之雄”，怀疑他未必能行师用兵（见苏洵《嘉ND344集》卷三《权书下孙武》和苏轼《应诏集》卷八《孙武论》）。这是宋以来辨伪学家怀疑《孙子》的一个根子。过去我总以为这是文人和武人抬杠，实在迂腐。但现在想想，他们的讲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司马迁刚夸完孙吴之术，马上就搬出当时的一句时髦话，叫“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这种经验之谈可不是文人所能杜撰。

宋代学者对战国秦汉时代的这句时髦话作了极端化的发挥，好像“谈兵家”和“用兵家”绝无重叠之可能，未免过于绝对（已偏离了“未必”二字）；有人连孙子其人的存在也否定（见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六《孙子》），就更过火。但孙武虽然是“百代谈兵之祖”，用兵实绩如何，确实不大清楚，《左传》记吴破楚，只有伍子胥，不载孙武；《吴越春秋》有之，也不像伍子胥更露脸，似是出谋划策之人。还有西方的克劳塞维茨，他是军人，也打过一些仗，但没有打过大仗，更没有打过大胜仗，很像有些足球教练，主要还是“场外智多星”、“事后诸葛亮”，后人称为“军事著作家”，其实也就是这里说的“谈兵家”。

“军事著作家”和“名将”是有一定区别的。“军事著作家”未必会打仗，“名将”也不一定写兵书。如《百将传》里的很多名将就都没有写过兵书。所以若有人说：资本家会写《资本论》，妓女会写《妓女史》，金庸必为大侠，您千万别信。

兵者，不祥之器，古人慎言之。赵括徒读父书，“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连他爸都不放眼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忒狂。后人称为“纸上谈兵”。但他坏事还不是坏在“纸上谈兵”，原书也没有说他“纸上谈兵”（赵括那个时候还没有纸）。谈兵只能口谈或笔谈。口谈可以心领神会，笔谈必须形之文字。这都是打完仗，回到家里的事。毛泽东说，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大意）。战场上瞬息万变，也没法像球赛那样叫“暂停”。可见“谈兵”和“用兵”是两码事。孙武和克劳塞维茨都在纸上谈兵，而且谈得真漂亮，连名将也不能不服。赵括幼承家学，又执桴鼓为将帅，要是不打大败仗，拣条命回来，写本书，问题倒也不大，甚至说不定还能出点成绩（好教练不一定是最优秀的球员）。他坏事是坏在“易言之”——拿“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当儿戏，并且不会带兵，既不懂与士卒同心，又“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结果造成四十万人活埋，自己也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