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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

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

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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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除过于强调“红颜”，余皆平实之论。它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别是诗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历史角色，还浓缩了“汉奸发生学”的曲折微妙。

吴三桂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的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还使多年追随的部下，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他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并非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环境所迫。这在汉奸史上是又一种典型。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尽管伴随现代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萦系着此类敏感。比如近来人们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像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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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26日作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原刊《读书》1995年10期，87-93页）

［补记］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暑假，我在西雅图参加过由海外华人举办的纪念活动，包括学术演讲和图片展览。我儿子是活动的热心参与者。他在电脑网络中慷慨陈词，激烈抨击他认为“忍无可忍”的很多“汉奸言论”。我不赞同他把这些在他看来缺乏“爱国热忱”的同胞视为“汉奸”，但我承认，我从他和他亲自操办的活动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在精神上深受感染。突出感想有三点，附志于此：

（一）资本积累是个残酷的必然过程，先富是靠先抢。英、法、美等国是先抢者，德、日等国是后抢着，我们是被抢者。日本的“委屈”是属于后抢者的“委屈”，他们是靠抢中国才攒下家底。中国被抢后，“自力更生”等于自己抢自己，这是悲剧。中国近百年来贫穷、动乱不已，表面上是“内部积累”问题，实际上全和被抢有关，特别是同被日本抢有关。外因胜于内因。

（二）兵法讲知己知彼，日本在打中国之前，对中国研究得很深很透，但我们对他们却从上到下都不了解，特别是对他们心里想什么更是毫无所知（比如《李香兰》剧的“忏悔”，我们就看不懂）。过去我们老是讲“改造国民性”（这是从日本学来的），但现在作为战争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我看倒是应该叫日本人改造一下他们的“国民性”（可他们最恨的就是麦克阿瑟提出的这一主张），特别是他们那种很容易同“现代化”合拍而又野蛮得出奇，有如“机器杀手”的性格，让他们受点“再教育”。

（三）同西方学者打交道，我常常可以听到他们对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很恼火。但在我的心目中，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其实并不强烈，或者至少是远不如只用国货的日本人和朝鲜人那么强烈。利玛窦就讲过：“日本民族，虽然比起中国来很小，但他们凶狠好斗，中国人很怕他们。”二次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大概是最受宽容但在内心深处最不服输也最不认错的民族。尽管我们同情过广岛（小时候，我看过他们的画展），可他们对南京又怎么样呢?在日本真正忏悔之前，普济主义（aniversalism）恐怕是早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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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25日于北京蓟门里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