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麦芽色的身体力竭而俯上娇贵时，她湿透的额头微微皱起来，眼神从迷离到清醒，再到不可抑制的惊恐。门帘吹起一角来，光线不明的走廊上，是一个女孩的阴影。第一秒钟的时候，娇贵以为是岂容，她推开已经瘫软在身上的阮一骞，伸手去抓落在地上的连衣裙。一次没有抓到，两次还是没有抓到。第三次，她低头去找的时候，从门帘里看到了岂言的深红色塑料凉鞋，

它们飞快地移动，然后消失。

娇贵用连衣裙盖住自己的身体，后脑勺重重地砸向黑色皮椅，断了自己的呼吸，只轻声说了一句：“天哪。”

《上海往事》播了好一会儿，终于结束。娇贵将毛线放回篮篓里，站起身来去阳台上抽卷烟。十年里，她给薛事织过十二件毛衣，手上的这件编号13。她记不得自己写过的那些翻墙入狱的信件内容了，甚至有几封根本可能是空白的。她总是记不住一些事情，重要的，不重要的。有时候，娇贵难得清醒，便会突然神经质地将自己后来的三十年的记忆重新犁一遍。可往往越到后来，这种回忆就越像一场刑役，她在亲手用钉耙将自己犁得遍体鳞伤。

娇贵的烟，都是自己动手卷的。至今，她还会去学阮一骞年轻时的模样，将烟丝排列好了细心地卷，卷完后伸出舌尖来轻轻掠过，再若有似无地粘上封口。三十年前，她坐在自家弄堂口替姆妈剥蚕豆的时候，就被台阶上的阮一骞这么卷烟的模样慑住了。他穿着被邻里街坊称为“小流氓”的行头，裤子喇叭得很可爱，还有那飞机头，心急火燎般。

像阮一骞这样的年轻男人在那个年代是不容易招姆妈阿爹们喜欢的。纵然家境好，祖父辈全是大夫，可因为打扮举止有些出奇，所以只有像娇贵这样的年轻姑娘才容易动心。在娇贵她们看来，阮一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野，那是任何人都羁不住的天性。他穿着小皮鞋嗒嗒地走过碎泥板弄堂时，就连屋檐上的鸽子也会盘旋起来配合应景。那是她们看在眼里，喜欢在心里的男人，恨不得每次坐在老虎天窗前梳头的时候，他都正好从底下走过。甚至几十年后，当娇贵看到电视里某啤酒广告歌的MV里出现飞机头时，仍然激动不已。她端坐着，浑身有些颤抖。“那就是一骞呀！”她心里这么唤慨道。

可娇贵自己也知道，那个阮一骞早就死了，死在三十年前分别的那个弄堂口。即便是十年后，他又一次以阮一骞的身份出现甚至成功混乱了她的生活，也不再是当年的阮一骞。因为那个年轻男人，早已死了，死在弄堂口，死在时间里。或者说，他是死在了娇贵的记忆里。就算她对着那片记忆犁多少次，那个叫阮一骞的年轻男人也尸骨无存。

岂容走去浴室拔掉洗衣机的电源。整筒脏衣服已经滤干了水，瘪瘪地等待晾晒。她洗了洗手，将创伤膏片的包装丢入垃圾桶，然后从衣架上取下一双袜子穿上。母亲娇贵的电话已经准时来过，那提醒她是该穿戴完毕整理琴谱去弹琴了。这又是个周末。

她对着浴室的镜子仔细端详了自己，有些出神。乳黄色的灯光晦暗得情色难当，似乎是经久记忆里的片断。她想起那种橘子水的气味，还有永远光线不足的走廊，门帘，以及从里面走出来晃醒自己的母亲。她也是满身汗水的，潮热的。岂容觉得有些头疼，为了晚上不打瞌睡，她总会依赖小药片来使自己昏昏欲睡一整个下午，这令她在醒来的时候脑袋沉凉刺痛。她收拾了琴谱，给卧室开一道暗格天窗，留一盏灯，然后伸出手去打开楼梯口的灯，最后锁门，下楼，抱着琴谱钻入夜里，为了养活自己。

有时候，岂容也会想念三年前的皓仲。他那么穿着简单裤衩趿了夹指拖鞋就从二楼走上来了，小声地敲门，在她问是谁的时候伸手将楼梯口的灯拨得一闪一亮，若暗号般。他们有过清朗爽悦的一段日子，从秋天开始，到冬天结束。当皓仲拖着一大皮箱行李离开的时候，岂容竟已经有些麻木，她没有给出皓仲所期望的留恋拥抱，只一个人坐在窗口，僵直地看他把行李堆入出租车后备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