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现母亲和阮姓牙医私情后的两年里，岂言都努力着想让自己忘却那一幕。而母亲也不再借故带着妹妹岂容出门，她只是呆呆地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剥蚕豆，不爱跟自己说话，甚至到哪都避开自己的目光。可岂言对父亲的感情却逐渐地更为微妙起来，是同情，是疼惜，是爱，还是依赖或别的什么？现在的她去回想，也真伪难辨。只是，她发现自己每回对父亲有亲昵动作时，母亲的目光总在身后，所以如此往复，在对父亲异样的眷恋倾慕中，来自母亲的关注又失而复得。她非常喜欢那种感觉，浑身温暖的感觉。

可十六岁那年，母亲却执意要把她送出家门。在志愿表上，她替女儿填满了那些有寄宿制度的学校。

娇贵抽完了一整支烟，站起身来，活动麻痹的小腿，这才发现天开始下起小雨。她转身走回屋里，躺上了床。皮肤上的烟草味，仍然那么清晰。这一晚的回忆过于冗长，以至于她觉得浑身酸痛，视线也有些浑浊。她悻悻地想，要是能像岂容那样，把不好的什么都忘了，那该多好。她用一只胳膊搁在脑壳上，上下地揉动按摩，像是梳理所有的记忆。她知道明天一定还见不到丈夫薛事，甚至可能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他不愿见自己，再也不愿。有时候，娇贵会想，如果丈夫同意见自己了，那么他们面对时，是怎样的场景？他们会说什么，能说什么？你好，好久不见，你好吗？你好，我很想你，你知道吗……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久别重逢的对白中，又有哪一句是合适他们的？她不知道。

其实一直到现在，娇贵都不确定那天站在帘子后的女孩是不是岂言。她抓起衣服瘫软在黑色皮椅上，眼睛干涸。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去过牙诊所，也再没见过阮一骞，她像是给自己住进了一个蜗牛壳，什么人都不愿见。而阮一骞则打过好几个电话来，都被娇贵支吾地搪塞而去。她知道私情如同霉花，见不了光，也总有彻底清除的一天。

但那时候对大女儿岂言，娇贵却仍心有余悸。她怕和岂言面对面，怕她冷漠的眼神，可又发现女儿对丈夫薛事的目光里有异样的温和与羞愫。她说不清自己是怕岂言滋长了对丈夫的恋，还是怕她那洞悉和审视的目光。总之，在十六岁那年，她做主将岂言送出了家门，可也是在那年，一切都急转直下。

娇贵闭上眼睛。她不信命，不信报应一说，即便是在小女儿岂容出事后，在邻居们看来，这个女人仍冷静得可怕。她只是用封条封上了岂容的房门，里面是否还留有血迹，谁都记不得了。她带着岂容离开这个家，又在几年后，重新回来，因为她认定了自己必定要在此终老。现在的娇贵，仍是白而丰满，只头发已经白去了一半，眼角上深镂着纹路，胳膊上的肉，也早已松垮下来。而这是时间给女人最坏的礼物，即便不想要，可谁都逃不掉。

梦里，娇贵又一次见到那块白色毛巾，上面有一小摊血渍，飘在风里。她一路追着它奔跑，很想停下它来，却徒劳无功。而年轻时候的阮一骞正站在风的那头，还竖着那标志性的“飞机头”，一脸无谓地冲着她大笑。她爱过这个男人吗？这个男人又爱过她吗？

她从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虽然娇贵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阮一骞，但岂言见过。在那个母亲带着妹妹岂容去练琴的秋天，她又一次见到了那个男人。他从父亲拉开的门缝中走进来，像是前来探见老友般，神情自然。父亲也异常地平静，他倒了两杯铁观音，转身对岂言说：爸爸要和叔叔谈一些事，乖，你去弄堂口玩。她便只能非常不高兴地嘟嘟嘴，尔后悻悻出门。

似乎过了很久，在弄堂口，岂言看见阮一骞失魂地走出来。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喜欢上眼前这个已经中年发福的男人。他根本谈不上英俊，皮肤呈麦芽色，脸上还有被夏天灼伤的痕迹。弄堂里有一些邻居认出他来，林散着上前打招呼，他却并不理睬。

当岂言回到家，只看见晒台上晾着一块洗干净的白毛巾，而父亲则平稳地坐在书桌前，照常写着他的那些诗，脸色冷峻。岂言不敢吭声，也不敢上前打听，只远远地站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