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没写是哪儿产的。”他说。

我把包装袋翻了个面。过了几秒钟我就找到了标签，几个小小的黑色字母，中国制造。

“没法子。”我说着，把口袋递给了他。

凯文转过头去，在货架上来回翻检。我牵着孩子走到园艺区，让他们坐在割草机上假装开车玩儿。过了片刻，凯文双手空空地走过来。

“只有中国钩子，”凯文说，“但我看中了一架墨西哥梯子，下回再来买。”

看来没买到钩子并没打消他的士气。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取车的时候他说，“工具多放在地上一年，也不麻烦。”

此外还有些太过微妙的事儿，非得挖开我的脑袋，才能看得见。我逐渐爱上了想出抵制中国货这个点子的自己，而且动了真情，爱得很深。外表上看起来我没什么变化，还是一个谦虚谨慎的实在人，诚如我老妈的培养。可在内心，我简直像个摆谱的大明星，叫人消受不了。我开始相信自己那套吹嘘。过去几天不断回荡在耳边的赞许声，像首歌儿般在我脑海里唱了又唱，我真舍不得这绕梁的余音啊。最叫我受用的一句话，是个熟人对我说的，她侧过身子告诉我，“要是像你这样的人再多些就好啦。”是啊，我顺理成章地想，要是像我这样的人再多些，我们就能拯救世界喽，顶不济，也能拯救一部分美国人的工作吧。

这天，我坐在沙发上发白日梦时突然想起，抵制中国货的灵感其实并不完全是我想出来的。考虑到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意识到这一点可真叫我有些吃惊。犹如是晴空打了个霹雳，我渐渐想起，抵制活动的精髓，属于美国中西部一个叫佩吉?斯麦德列的陌生人。

我在《华尔街时报》的头版上读过斯麦德列太太圣诞前夜的故事。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圣诞节禁令：一位母亲在圣诞树下抵制中国”（2004年12月24日，记者乔纳森?伊格）。故事说的是圣诞节礼物大采购期间，斯麦德列太太尽量不买中国商品，只买美国造。

放完假上班之后，我在一大摞旧报纸里翻翻检检，坐下来把这故事重新读了一遍。斯麦德列太太和她丈夫戴夫，很不满意把美国人的工作岗位离岸外包给中国的做法。“我知道，要是你都沦落到上街宣传的地步，谁都会以为你走投无路了，”故事引用她的话说，“但你总得动手试试看啊。”为了买到棒球、靴子和喝葡萄酒用的玻璃杯，斯麦德列太太在一家又一家的大卖场淘宝。她打开盒子，对比标签，在圣诞节到来之前耗光了无数汽油。她花的大部分心血得偿所愿，连美国产的棒球都给她找到一个。当然也有空欢喜的时候。她找到一套美国产的大富翁游戏，可发现盒子里的骰子居然是中国造，于是退了货。最后她只好买了一张高速公路费预付卡送给丈夫当礼物，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头忍不住一颤。这故事让我很着迷，可读完之后我却几乎全忘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我以为抵制中国的念头全是自己想出来的，可再次读了这故事之后，我才发现它来自斯麦德列太太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