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我走到哪儿就把抵制的事儿传到哪儿。

“我老公肯定爱死这个了，”街对面的邻居，一位我基本上不认识的妇女这么说，“样样东西都打中国来，他都快气疯了。”

“太神奇了，”另一位从城外过来串门的朋友说。她转过头冲着丈夫（丈夫似乎对我们的成功几率不太看好），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我说他们能成，你赌多少？”

自然，想让每个人都接受不太现实。

“连中国菜也不吃了？”在某写手作坊碰到的一位妇女如此问道。

“中国菜可以，”我解释说，“只要不是打中国来的。”

“你怎么突然这么憎恨起中国来了？”偶然在聚会上碰到朋友丹尼，他面无表情地这么说。之后他又说：“你应该把这事儿写下来。”

我应该把这事儿写下来。

“是的，写下来。肯定会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肯定会碰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肯定会碰到的。”他重复说。

丹尼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对蠢蛋素来没什么耐心。他从不浪费时间，所以，要是他告诉你，该把这事儿写下来，那你就该写下来。要是他告诉你会碰到什么事情，那你就真的会碰到什么事情。我仔细思量他的话，心跳突然加速了。

肯定会碰到什么事儿。

ゥゥゥ

什么也没有发生。

好吧，确切地说，并不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也差不多。新年过后几天，凯文开车去劳氏买射钉枪，买回了一把“台湾制造”。他汇报说，还有另外两种选择，一个是中国造，另一个是美国造，但美国产的那把没有他想要的功能。

“我想，既然‘台湾’和‘中国’是分开写的两种产地，买台湾的大概也不算错。”他说。

又有一个星期，我们全家去了家得宝，好让凯文买金属钩子，把工具挂在工作室的墙板上。他一直没个像样的地方做木工活儿，而我们的新房子，在车库旁边有个房间，能容他铺开工程，摆放设备。我带着孩子，在五金部赶上了他。他拿起一小袋金属钩让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