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总拿张先生来解释我弟为啥要穿越亚洲，她祖母为啥是个单眼皮。多年以前，我妈泛舟扬子江，在无数破旧的老饭馆里吃过饭，一点儿事儿也没有。一有机会她就大吃北京烤鸭，红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

“这是天性，天性，跟后天的教养没关系。”她总是这么说。

孩提时代，我头上偶尔会冒出黑头发。我会站在镜子前仔细地观察它们，并跟我淡黄色的小辫儿对比。第一回发现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别人粘在我头上的。我把它拔出来，搁在掌心。它乌黑油亮，笔直笔直，比我其他头发—淡黄色的卷发—足足粗上一倍。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中国，隔着大海和300年的岁月，在召唤我咧！要不，还可能有别的原因吗？

有时候我会扒拉着自己的脑袋，指望找出更多黑头发，但它们数量确实有限。等到了十多岁的时候，它们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会站在浴室的桔黄色灯光下，对着镜子研究身上残存的亚洲痕迹，嘴唇像中国人？还是眼睛像？可惜徒劳无功。镜中人活脱脱是个美国农民，真失望。我想要更多中国味—更多，不是更少。

抵制中国非关个人，我提醒自己。再说就是一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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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的第一天，跟过去10年一模一样地拉开了序幕。整个上午我都穿着睡衣，躺在沙发里看电视直播的玫瑰花车游行，等着瞥一眼冰雪覆盖的圣贝尔纳尔迪诺（SanBernardino）。凯文和孩子们在厨房里，对着烤薄饼发出欢呼。我喜欢看游行，可它们总叫我眼泪汪汪，而这场游行尤其叫我双眼不住往外冒水。看见大白马，花车，还有胖乎乎的儿童乐队，特带劲儿地走在科罗拉多大道上，脸蛋儿红扑扑，我的鼻子就一阵酸，眼眶里噙满泪水。

出于习惯，我看的是NBC台，只为了听艾尔?罗柯的解说—我真是爱死他了。我的眼睛湿乎乎，鼻子红嘟嘟，多亏了艾尔的冷幽默，我才没哭到四分五裂。没有他，我很可能嚎啕大哭，把孩子吓着。这个早晨，艾尔、白马和儿童乐队，对我别有一番深意。我告诉自己，在这一年里，不管前头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在等着我们，总有些美好的东西不归中国产—玫瑰游行，帕萨迪纳（Pasadena）和艾尔?罗柯就是三个好例子。心念及此，鼻子又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