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吧，我也不想要。”他说。

“很好。”我说。

“很好。”他说。

他会告诉你，顽固不化的人是我，可我才不上当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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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我们成吗？”广告时间我问凯文。

“熬到12点？”他问。“拿不准。”

这是元旦节前夜，我们生活在中国货里的最后一天。我们找了一堆不能出门的借口，跟朋友说苏菲突然感冒了，好留在家里干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瞪着电视看时代广场落下水晶球。今天晚上我有点发昏，确切地说，因为对明天充满期待，我简直有点元神出窍了。我等不及地想上路。下决心跟未来的超级大国干上一仗，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儿呢，我幻想着人群的欢呼雷动，决心更加坚定了。来吧，我想。

显然，凯文没我那么兴奋。

“我不是在说今天晚上。我是说这一年，没有中国货，”我说，“你觉得我们能熬得过去吗？”

凯文耸耸肩，继续看电视。

最薄弱环节，我对自己说。只好边走边看了。

我不应该对他这么苛刻的。说到贯彻新年新决心，我的记录糟糕透顶。只有一次算是坚持了下来，那时候我还在上班，我发誓每天早晨走上四楼的办公室，不坐电梯。说实话这算不上什么决心，因为我一直就有爬楼梯不搭电梯的习惯。这事儿完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跟下决心每天早晨都喝咖啡、每天早晨都洗澡差不多。还有些年份我决心参加马拉松训练，甚至于每天铺床，但最多只撑到1月中旬就歇火了。

在等待新年到来之际，还有些事儿叫我心烦。我花了几分钟才想明白到底是什么事儿，而等我一想起来，顿时有点措手不及。中国虽不是至亲密友，但对我又的确别有深意：它算得上是我的亲戚。

300年前，我的中国祖先，携妻带子，飘洋过海到了德国。张夫人水土不适，很快过世。张先生却混得不错。他为一家德国人当管家，却跟那家的女儿生了个私生子。照我想，围绕这“混血孽种”，一定谣言满天飞，可家谱上对此只字不提，至于张先生和他儿子，还有那可怜姑娘以后的命运，也不曾记载只言片语。生出来的是个女孩儿，侥幸活了下来。等到了19世纪70年代，她的后裔，我的曾祖母，抵达爱利斯岛（美国最早的移民登记站），之后往西去了内布拉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