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呵呵一笑，飞快地跑开了。

如果不蹬车，他就守着新买的中国产无绳电话不放。他把子机发给每个人，连保姆都不放过，好随时观察我们在房子周围的举动。

“你在干嘛，妈妈？”他尖利高亢的声音通过听筒传了过来，就好像是在水底下安了个高音喇叭。我拿起听筒，用湿淋淋的拇指按下通话键。

“洗碗。”我边说边松开按键。

“哦。”他略带失望地回答。接着，不到五秒钟又问，“你现在在干嘛？”

“洗碗。”我说。

又过了一小会儿，他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在干嘛，妈妈？”

“喂狗。”

“那等会儿你要干嘛？”

“继续洗碗。”

“通话完毕。”他说。

除了买东西，我们基本上没出门。当然，在圣诞节清晨玩具与衣服大狂欢过后这么快就又跑去购物，实在显得有点堕落。商店之旅令我感到颇为忐忑。一方面，我担心未来12个月我们在市场上没法买到某些东西，这会让凯文，整个计划里最薄弱的环节，受够了我的主意，自动摇白旗，搞得抵制活动功亏一篑。

另一方面，我担心提前储备的东西太多，太容易突破限制，使得抵制活动流于形式。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在这最后几天自由自在买东西的日子里，实在不应该跟凯文，以及家里的任何人说“不行”。无论如何，我们不会买什么特别出格的东西。但叫我吃惊的是，我们居然也没有买任何中国造。我选了一对俄克拉何马造的塑料储物柜，一包削价出售的圣诞卡，也是美国制。当然，我注意到，架子隔壁就是一堆便宜得多的中国卡。凯文买了两条墨西哥产牛仔裤。

咖啡机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根本没人要买。

“我以为你想要。”一天下午，我问起这事，凯文如此回答。

“我？我才不想要什么咖啡机，”我说，“这是你提出来的呀。”

“因为我以为你想要啊，”他说，“我完全是为了你才提出来的。”

“我不想要，”我说，“我觉得动手煮没什么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