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军队的具体训练，在军队的基本建设上，我也是不遗余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感谢徐光启，是他给了我一个可能，一个绝地大翻盘的可能。

徐光启很崇尚西学，而他本人则受过东方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了一个中西结合的人才，眼界远比其他明朝大臣开阔，极富战略眼光。

徐光启推荐的人才大部分都得到了重用，其中有两个人不得不重点提及，一个就是他聘请的葡萄牙人特谢拉克雷亚，克雷亚本身就是一个葡萄牙军官，有很高的军事素养，而以克雷亚为首的外籍军事顾问团，带来了很多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铳规、铳尺、矩度仪、射表和瞄准具以及装填弹药技巧的应用等等，强化了明军这方面的欠缺。

另一个就是陆若汉，这个人早年在日本德川幕府中担任翻译，在日本政坛颇有影响力，致使耶稣会在他的帮助下，跟日本的贸易取得了巨大利润，后来因为荷兰和西班牙相继进入日本，陆若汉在对手的打击下于一六一二年回到澳门。

原本陆若汉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是他在日本三十年担任翻译的经历，以及在日本的人脉得到了崇祯皇帝的重视，使他脱颖而出。当然，他的主要工作也不再是传教士，而是成了崇祯皇帝的私人顾问，帮助筹划对日本的秘密贸易。

半年时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非常短暂，对整个历史长河来说更是转瞬即逝，但是自我组建新军以来的半年间，取得的成效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明朝的军队在神宗赴朝作战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非常完善的火器部队作战办法，但是存在的许多弊病束缚了部队的战斗力，使明军在之后对付后金的时候，屡战屡败，鲜有胜绩。

在总结弊端的时候，士兵缺少锻炼被排在了第一位，因为统治者的防范，士兵们只有在作战时才能领到火器，这对军队战斗力的提高，阻碍非常明显。

因为徐光启在军火制造业方面的务实，周延儒在江南的拍卖会干得不错，新军的制式武器得以分发下去，并且每天都要进行实弹训练，这么一来使农民出身的士兵很快熟悉了武器，更由于有外籍教官教授武器使用常识和技巧，使火器得以充分发挥自有威力。

新军加上张庆臻那部分人马，总兵力已经有六万之众，而且都是受过洗脑熏陶的，成了我亲自掌握的武装力量，手握形成战斗力的军队，我开始展开内政方面的改革。

今天早朝，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撤销内阁大学士制度，收回内阁的票拟职权，大刀阔斧地改组内阁，将权力重新分配给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我负责，而大学士，则只有咨询参谋之权。

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刘鸿训等人完全被崇祯皇帝的举措弄懵了，他们事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其他官员更是觉得不妥。

吏部尚书王永光当先站立出来，“皇上，本朝开国，丞相胡惟庸专权，太祖钦定了内阁大学士制度，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行之多年颇有成效，皇上……”

我根本就不想就此事展开辩论，把手一摆道：“爱卿不必说了，朕已经做出了决定，除了改组内阁，还要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每部设尚书和侍郎各一人，各部人员能合并的机构都合并，那些挂职挂衔的一律清退，一定要做到官员责任制度，加强人事管理……”

我在考虑内阁改组的时候考虑过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国家管理机构，不但人员要精简，效率还得高，那些什么共和、民主、议会制、君主立宪等等方案都被我否定了，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而是我自己的觉悟还没那么高。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喜欢高高在上的感觉，这个皇帝做得虽然累，而且有今天没明天，可君临天下的滋味实在让人不能割舍。

经过慎重思考，我决定采用后世比较可行的办法，沿用六部这个主要架构，形成以六部为主的实际内阁制度，但要在主要工作分配上更合理一些，官员的名称也不能变更，要是把户部尚书改成民政部长，不光我觉得别扭，官员也会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