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有些莫名其妙，愣了一阵，明白过来没自己的事，纷纷站起来，低头收拾书包，鱼贯而出，安静得像集体葬礼。

我看到年轻的自己像只被套住脖子的野兽站着发呆。事情似乎被我闹大了。我为我年轻时候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实在太过份了。现在想想，我完全可以投入地扮演受罚学生该扮演的角色，羞愧，紧张，不安，低头认错。从小到大我们受到的无理批评还少吗？多少年过去后其实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人不会总囿于一件琐事，总是会跳出来的，就如同伤口早晚会愈合。曾经越投入地去做的事，跳出来后再看不是越可笑吗？既然我是学生，我就该认真扮演自己被规范的角色。

我沿护城河边骑车，快到路口时，看见黄力和刘军身子倚在支着的自行车上等我。我停下车，用脚支地看他们，他们也看我，然后不约而同都乐了。

“等你半天了，下车坐会儿。”

我们坐在马路牙子上，一人叼了支烟。黄力告诉我高雯班的老师对班上“不对劲的苗头”有所察觉，光他和高雯在一起时就让老师撞上好几回，“据说她们老师特厉害，一放学我就吓跑了，见了高雯也没敢搭理。”我也一五一十讲了今天发生的麻烦。

“你平常说话也是一套一套的，”黄力听完训我：“怎么一到老师那儿就犯笨呀？怎么能和他那么说话，当他是你一个傻弟弟，哄他一乐完了，较什么真。”

“有什么呀？太正常了，我要到那份上也早打了，”刘军向着我说：“搁谁都得打，我也早想打你们班那帮傻逼了，一见丫在楼道里晃，我就想抽丫的。甭怕，没事。”

“我才不怕呢，”我笑着说：“小菜，大不了不上这学了。”

后来我还是主动给老王写了份检查，又被他约去长谈了一次。我态度十分诚恳地作自我批评，虽然我讨厌作自我批评。在班上念了检讨，老王满意地收起了我的检讨，说还要以观后效。我点头表示痛改自己身上不良习气。

“你们俩这回这事要报上去非一人一个处分不可，我就不往上报了。”谈话结束前，老王又加了句：“但学校有规定，打架抄了椅子得罚款，这算是损坏公物。”

“我知道，罚多少？”我尽量装作通情达理地说。

“本来嘛，得十五。十块吧，你回家跟你父母说一下吧。”

“不用了，”我说：“我现在就赶快给您吧。”

我记得他把钱接过去，突然神秘兮兮地把脸凑得很近，冲我一笑说：“要不要我再给你开张收据单？”他的脸离我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粗糙脸上每一个最细小的汗毛孔里的黑斑以及阡陌纵横如恢恢天网的皱纹纹路。我像一个磁铁被另一个同极的磁铁所撞一样，尽管隔着一小段距离，我仍感到头被往外冲击了一下。

“不用了，”我笑笑说：“反正也没人给我报销。”

我十七岁的时候讨厌成年男人，主要是反感他们的面孔，从那里我常常能读出我不愿去面对的某些东西，那四十多年时间锤炼的结晶深深隐藏在那脸的每一道皱纹中间。在那些成年人的面孔前，我十七岁时无因的反抗总是以失败告终。

6

十年前我上学的时候，学校对男孩和女孩间的传闻与骚动管得还是比较严的。班上常有些比较疯的女孩被老师揪去促膝密谈、教育。那些大胆的试图追求个人自由的孩子们为他们所作所为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受到更加严密的注视，从而失去原本还有一点的快乐和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年轻时和异性的接触最终都成为了非常典型的青春期无疾而终的完全谈不上恋情的恋情。

再说刘倩。女孩长相文静但却性格固执，我觉得她对我的进攻胆大得近乎鲁莽，现在想想，其实她应该是个不错的女孩子。可当时一是因为有徐静，二是老师对我盯得比较紧，所以我一直对她采取闪躲政策。有时候她会在课间时跑到我们班门口喊我，有时候找她的小姐妹给我递纸条，上面写的全是些没头没脑的话，什么“你的名字真好听，可就是不好写，无论我怎样用心写都写不好。”“你的爱好是什么？”“你是不是抽烟啊？以后我给你买，你爱抽什么牌的？”“有一回我找人算命，说咱俩挺有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