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郑重承诺，但我却“不经意地”，又将这事儿透露给了李丹亭和段书剑。至于他俩是否会辗转说给其他人听，我可就无从考查了。反正我跟我们公司那几个老员工一样，蛮尊重梁锐的个人隐私，因为我也对李某人和段某人反复交待过：“这事儿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别再透露给其他人了！”

在进千寻后的头三个月，我跟其他四个处在试用期的员工一样，很难有得到重用的机会——当然，修远给过我一次，是我自己表现奇差，给演砸了，以至于将那次大好时机白白葬送。

修远对我的态度看似跟从前没什么两样，他仿佛也没向任何人透露，那天加班是他替我完成了任务，但我已经敏感到，他偶尔落在我身上的目光里，如今掺杂了更多的猜疑和不信任。

“那天来参加笔试的，到底是不是她？是不是她？”我仿佛能听到发自他内心的，这句反反复复的疑问。

然而我咬定青山，誓死要将这个疑团变成不解之谜！

于是，我忍耐着，等待着，同时，又像伊拉克人民渴望和平那样，期盼着那个决定性时刻的到来。

那个时刻降临在我试用期将满的前三天。

那天，加拿大一所大学的校长到上海某大酒店，参加由千寻出国组织的一次留学说明会——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千寻都要组织这样的例会。会后，校长又应邀来到我们公司，与那些对去加拿大有意、无意或一直在观望，态度摇摆不定的中国人进行座谈。

座谈会在公司的会议室举行。我走进那个大房间的时候，里面已经挤了满满一屋子人。满头灰发的校长显然是那种特有演讲欲，且观众越多越亢奋的人——面对无数双为去加拿大而望穿秋水、望断青春的眼睛，他再也无法按捺胸中澎湃的激情，索性离开座位，一边慷慨陈辞，一边四肢并用地绕场而行。

他用自己浑厚的西方男人的嗓音，向一张张热切又迷茫的东方面孔讲述那个曾经梦般遥远的国度；他用自己悦耳的英语和动听的词汇，描述他眼中天堂般的加拿大，直到身心陶醉，不能自拔。

只可惜，他今天面对的观众是矜持而含蓄的中国人，他们本性的内敛加上对他过于夸张的“表演”，他们的理解只能停留在似是而非的程度上。所以，他一直期待的热烈反应迟迟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出现。

但他仍然带着十二分的热情，一遍遍向他的观众询问同一个问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呀！咱们交流交流！”

回应他的仍然是那几个千篇一律，他已解释过无数遍的问题。

我注意到，他那蓝中带绿的北美人的眼睛里，失望在一点一滴地变浓。

修远也注意到了现场的冷清，于是不遗余力地煽风点火：“大家什么都可以谈嘛！不一定非要问有关留学的问题嘛！”

可他煽来煽去，人们还在重复那几个问题。

显然，校长再也找不出“慷慨激昂”的理由，于是艰难地舔舔干涩的嘴唇，不动声色地坐回到椅子上，变成一个极度符合经典形象的与会人员。座谈会似乎已经接近尾声，尽管连计划中的一半时间都没用上。

我知道，该是我出手的时候了——此时不出，更待何时？今天不站起来，哪天才有机会站起来？

于是，我站了起来。

从加拿大的历史谈起，我和那位校长开始了海阔天空的神聊——从随处可见的火样枫叶，到无数移民造就的多样文化；从自由宽容的人际交往，到富裕闲适的生活环境……

为了这次座谈，我已经准备或者说蓄谋了很久。我精挑细选了十多篇介绍加拿大的文章，然后逐一背诵，并在烂熟于心之后，去大学找到曾经教过我的英文教授纠正发音。与此同时，反复诵读《天使河谷》又让我有意无意可以脱口而出许多流畅精彩的美妙句子。比如小说里写道：“她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无常，所以，她需要一些持久永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