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说，过去的君子以王安石为榜样，追随他；现在的君子以司马光为榜样，追随他。我与司马光彼此是多年相知的老朋友，关系亲密无间，但是我却不会盲目地追随他。

苏轼的这种态度造成了自己“上与执政不合，下与本局异议”（《再乞罢详定役法状》），也就是说上与宰相合不来，下与同事谈不拢。难道像苏轼这样一个“上可以与玉皇大帝聊天，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的大好人，现在反而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了吗？当然不是。关键在于苏轼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大多数官员做官的目的在于明哲保身、升官发财，所以苏轼才会显得如此不合时宜。这就是苏东坡的书生本色，也是他的为官本色。

据苏辙回忆，面对苏轼这种屡屡反对自己的做法，司马光渐渐不耐烦了，开始感到恼怒，打算将苏轼撵出朝廷，可巧他因病去世，这件事情没有做成。可是当时朝廷上下的官员大多都是司马光的党羽、门生，他们都希望能够联合力量求取提升，所以很讨厌苏轼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行，大家都争相指摘苏轼的过错，找不出过错，就开始拿“乌台诗案”这部陈年旧账说事儿，诋毁苏轼。苏轼从此在朝廷之中就不得安生了（事载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以苏轼的智慧，对身边政治氛围的变化当然洞若观火，他不由得感叹：

念我山中人，久与麋鹿并。

误出挂世网，举动俗所惊。

归田虽未果，已觉去就轻。（《送吕行甫司门倅河阳》）

你看，好不容易脱离苦海、回到朝廷的苏轼，想不到居然与前辈、好友司马光发生了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矛盾，弄得自己又一次“不安于朝”。其实，东山再起的苏轼，除了在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方面有了极大改善之外，在京城过得并不比在黄州轻松、愉快，以他这种率真执着的做人原则，实事求是的办事方针，一吐为快的言行方式，只会给自己惹来越来越多的麻烦事儿，他的处境也将会越来越困难。那么，五十多岁的苏轼还将遭遇怎样的麻烦，他又将如何面对或者摆脱这些新的麻烦呢？

请看第七章《知难而退》。

后记

苏东坡也许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文学家。

林语堂说，一提到苏东坡，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的确，在苏轼的身上，总是弥漫着一股令人着迷的气息。那是艺术天才、渊博学者、踏月酒徒与爽直诙谐个性的神奇组合。事实上，苏东坡的知名度与魅力要远远大于苏子瞻。在大众眼里，东坡这个称呼具有更浓厚的草根意味，更为平易近人，也因此在民间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授苏轼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苏轼是宋代最大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有很高的成就，在朝野、民间广为传诵。他也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几乎经历、参与了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蜀学”的领袖，他拥有自己独立的学说体系。因此，要讲好、写好苏轼，很不容易，需要下苦功夫、硬功夫。我以前虽然也写过一些关于苏轼的文字，课堂上更是多次讲授苏轼与宋代文学，但要真正在语言、文字中全面展示苏轼的个性、思想与风采，还得踏踏实实地重新做些功课。

比如，要重新阅读苏轼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这是了解苏轼的核心，也是研究苏轼的前提；要重新研读与苏轼相关的历史文献、文学文献，这是认识苏轼的关键，也是研究苏轼的基础；还要重新翻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了解苏轼研究的新进展、新情况，这是进一步理解、阐述苏轼的基础与参照系。总之，面对博大精深而又意趣盎然的苏东坡，只有扎扎实实地做好案头工作，才能真实、科学地展示他的人格、思想与文学，才能无愧于观众、读者，无愧于苏轼，也无愧于自己。

苏轼讲座结束后，我就开始着手撰写这本书。

这是一个更加艰苦的过程，需要重新设计框架结构，重新设置章节内容，还要考虑如何将评论与叙说更好地结合起来……为此，必须花较大的力气反复研读苏轼的重要作品，及其相关的文献史料笔记，力求对苏轼的生命、思想有更深入的认识。有时候，为了核实查证有关材料，为了核准几个事实的正误，往往要花费一两天的时间；而为了一个结论的准确表述，一段推论的逻辑、语法，往往也要字斟句酌、反复权衡方才罢手。对于书中所描述的人物事件与言语行为，也都力求做到以文献为依托，以事实为依据，绝不妄下断论，绝不随意猜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