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一个小城犯官骤升为三品高官，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地位转变，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头晕目眩、目不暇接。尤其对于刚刚脱离困窘折磨的苏轼来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大堆荣誉和显赫的官职，他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经历了少年成名、初出茅庐、地方任官、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一系列起伏波折之后的苏轼，早已不再是那个空怀一腔热情，头脑容易发热的毛头小伙子了！特别是经历了黄州四五年时间的深刻反省与人生感悟之后，此时此刻的苏轼对自己多了一份清醒的认识，对他人多了一份宽容的胸怀，对变法多了一份理性的同情，对反对变法多了一份理智的反省，对人生的荣辱成败多了一份达观超然的思考。

因此，此时此刻的苏轼不会在眼花缭乱的快速提升中忘乎所以，也不会因此而失去自己的书生本色。在对待“元祐更化”、对待革新变法、对待新党人物等一系列问题上，苏轼都拥有自己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既符合苏轼为人处世的固有特点，也符合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具体情势以及苏轼对其作出的判断。

首先，如何对待“元祐更化”？换言之，如何对待旧党人物上台后全面否定、推翻新法的各项举措？在这个问题上，苏轼保留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不仅与他早先跟神宗、王安石的默契认同有关，也与他这些年身处基层百姓环境中，对新法的优劣长短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有关。在主持元祐元年进士候选馆职的考题中，苏轼说：“今朝廷欲师仁祖（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神宗）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试馆职策问三首》其一）大意是说：当今朝政如果只是效法宋仁宗时期忠厚仁义的治国之道，恐怕官僚机构不会尽职尽责，导致消极怠工，效率低下；如果只是效法神宗时期的励精图治，锐意图强，恐怕官僚机构不能真正地领会圣上的意图，导致严刑峻法，人心混乱。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忠厚而不媮，励精而不刻：既要仁厚宽爱又不能过于疏松放纵，既要锐意图强又不能过于严厉刻板。与此相应的，苏轼对待新法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八个字：“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意思是：权衡新法的利害得失，选择那些对国家百姓确实有利的政策继续施行。换句话说，对待新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实事求是，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一棍子打死。

可以说，作为元祐时期的一位重量级大臣，作为旧党的代表人物，作为“元祐更化”的直接受益者，苏轼对“元祐更化”总体上是拥护的。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与立场之下，有时候他也说一些贬损王安石的话语，但是他对于新法的态度并非一概反对，对于旧党的政治意见也并非一概同意，他真正坚决反对的是：任何形式的独断专行！当初反对王安石是这样，现在反对司马光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变更的新法、旧法，凡是法令政策都必须校量利害，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有用于国家人民，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苏轼的政治观念。

但是对于变法新党人物，苏轼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苏轼与弟弟苏辙饱受新党迫害之苦，他们对于新党人物的态度用“深恶痛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在苏轼的笔下，新党人物真是祸国殃民，罪无可赦：

吕惠卿、李定……之流，……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虽已退处闲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为之经营游说者甚众，皆矫情匿迹，有同鬼蜮，其党甚坚，其心甚一……此等皆民之大贼，国之巨蠹。（《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

意思是说：新党之流，罪恶多多，而王安石实是祸首。新党的领袖人物有的已经死去，有的闲置散居，但是他们的心腹羽翼依然遍布朝野上下，都暗暗感念领袖的恩德，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得到重用。为他们辩护游说的人很多，他们强词夺理，如同鬼蜮。这些党羽团结坚固，思想高度统一，对百姓危害很大，是人民的公贼，是国家巨大的蠹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