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后，苏轼离开了江宁。他的目的地汝州虽然距离京城很近，但是苏轼更希望自己能够在风景宜人的常州度过余生。神宗皇帝批准了他常住常州的请求，诏令苏轼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

来到山清水秀的常州，苏轼打定主意要在此处安家落户，于是将手头所有的五百缗（相当于五十万钱，五百两白银）现款倾囊而出，购买了一套新居，打算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了。可是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又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苏轼打算安安稳稳过小日子的时候，朝廷里出了大事，这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轼的现实处境，也改变了他对于未来的设计、打算。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三十八岁的神宗皇帝病故了。他年仅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改年号元祐，是为哲宗。哲宗太小，不能亲政，暂时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是个保守派，她坚决反对变法革新。神宗去世不久，她便传下诏书，批评新法，以“母改子政”的形式改变神宗的所有既定政策。她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任命年届六十六岁、已经隐退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主持国政。北宋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史称“元祐更化”，说通俗点儿就是重打锣鼓另开张。

司马光一上台就采取了三个重要举措：一是宣布广开言路，让朝野士大夫就变法公开发表意见，其实是为废除新法制造舆论；二是纷纷贬斥变法新党人物，从人事上为旧党复辟扫除障碍；三是纷纷恢复、提拔神宗时期被贬斥的旧党人物，为旧党重新占据政坛奠定基础。

苏轼就是在这种突变的政治形势当中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而此次东山再起的速度竟是如此之快，这由下面这个时间表就可见一斑：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苏轼五十岁。

三月五日，神宗病逝，哲宗即位。

五月六日，苏轼被任命为朝奉郎、登州知州，官阶七品。

九月十八日，苏轼被任命为礼部郎中，官阶六品。负责朝廷的礼仪、祭祀、科举等事务。

十二月十八日，苏轼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官阶六品。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苏轼五十一岁。

三月十四日，免试为中书舍人，官阶四品。

九月十二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阶正三品。皇帝特赐给他官服一套，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马一匹。

从1085年的五月到1086年的九月，短短的十七个月里，苏轼便从一个地处偏远之州的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飞跃了十二个官阶，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苏轼的这次东山再起意义非同寻常，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六品起居舍人，随从皇帝左右，负责记录皇帝言行。可以参与商议礼乐法度、百官任免赏罚等朝廷事务。这个官职意味着苏轼不仅已经重返朝廷，而且开始占据中央中枢机构中的重要位置，这个位置不仅有机会接近皇帝，而且能够参议朝政，绝非登州知州、礼部郎中所可比拟。

2四品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任免百官、整章建制、宽赦俘虏等诏书，可直接参与相关朝政的商议决策。朝廷规定，官员必须经过相关考核方能担任中书舍人。从北宋建国至哲宗时期，免试担任中书舍人的只有陈尧佐、杨亿、欧阳修等三人，苏轼则是第四个。这个官职意味着苏轼开始走向中枢政治的中心。

3翰林学士、知制诰，专门负责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册立皇后、太子的诏书以及与周边国家往来的国书等，较中书舍人更为重要。翰林学士作为皇帝最亲近的政治顾问兼秘书，从中唐以来就有“内相”之称，往往是“将相之储”。苏轼之前，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并由此升任副宰相。这个官职意味着苏轼距离位极人臣只有一步之遥，意味着苏轼开始成为参与朝政决策、参与国是的核心的“元祐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