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严肃地说：“你说的有道理。在其位则言其政，不在其位则不言其政。但这是大臣侍奉皇上的常规礼仪。当今圣上以非常之礼待您，您又怎能以常规之礼对待圣上？”以往如果听到苏轼如此激烈的言论，王安石也许不免大发雷霆，针锋相对，可是这一次不同了，王安石表示：“子瞻不必再说，我一定向皇上进言！”(事见《邵氏闻见录》卷12)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题三义塔》）。六十三岁的王安石与四十七岁的苏轼非但不是兄弟，还曾经是誓不两立的政敌。他们之间虽然有不少的恩恩怨怨，但这些恩怨都是为了江山社稷的前途，为天下公利而结下的公开的恩怨，并非私人之间的恩怨。作为当代屈指可数的政治家、学者、文学家、思想家，他们不仅不存在私人的恩怨，更是学术、文学和思想上难得的知音。

对于苏轼而言，这一次在江宁与王安石的会面，虽然不可能直接缓解苏轼所面临的政治困境，苏轼与王安石也不可能就某些政治问题、政治原则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是这种融洽的会面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苏轼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与王荆公二首》之一）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意思是说，我在您的门下求学很久，但是还不曾像这一次朝夕相处，聆听教诲，获益匪浅，真是太荣幸了！苏轼与王安石都是欧阳修的门生。王安石虽然年长于苏轼，但也算是同辈人。苏轼将自己列入王安石门下学生的地位，而且说“游门下久矣”，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一句客气话，不过结合苏轼当时那种特殊的境遇来看，也许也不完全是客套之语，至少“门下”也隐含着为荆公所用，愿与荆公合作共商国是的意味。这与苏轼对于新法态度的调整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总而言之，宋神宗元丰七八年间，历经政治风波的王安石与苏东坡开始在政治上渐渐走向和解甚至达成某种默契，这对于苏轼今后政治立场的逐步转变、仕途经历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