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苏轼为人处世这么潇洒，这么会处理各种各样的难题，为什么“乌台诗案”的灾祸会落到他的头上呢？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原因呢？

其实，苏轼自己也在深深思考这个问题。“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太大了，他惧怕陌生的环境。刚来黄州时，他闭门不出，天天睡觉，只在夜深人静时出去散散步，脑子却是昏昏沉沉的。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最后常常有这样的话：“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答李端叔书》）——信手抒写自己的一点想法，不知不觉写长了，也不必给别人看这封信！“拙诗一首，聊以记一时之事耳，不须示人。”（《与开元明师五首》之三）——这首诗不过是记录一时的小事，不必给别人看。“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与李公择书二首》之二）——不是兄长您，我怎么能够说这些话呢？看完后，一定烧掉这封信！否则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我又在发牢骚了！

苏轼来到黄州以后，的确想要韬晦深藏了！他再也经受不起笔墨之祸了！他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答李端叔书》）

自从来到黄州，我就将自己深深地藏在山林之间，不过一叶扁舟、一双草鞋，与樵夫渔父混迹一处，往往被醉汉推来搡去，也不介怀。心中暗喜无人认出自己。平生结交的亲朋好友并无一封书信来往，即便去信问候也没有回复，于是暗自庆幸免除了文字之祸。

又说：

某凡百如常，杜门谢客已旬日矣。承见教，益务闭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书，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自有至乐，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与滕达道四十五首》之十六）

我已经闭门谢客数十天了！承蒙见教，更加深藏不露而已。最近收到弟弟苏辙的来信，反复教导我要少生事端，少管闲事，如果能够少而又少，最终一天到晚没有一句话一件事，那其中所蕴藏的极大快乐真是莫可名状！这个办法非常隐秘奇异，只有我与您一起分享，不可推而广之。

但是要真正从这恐惧与畏祸的深渊中走出来，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反省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正是一种潇洒的人生气度。苏轼在黄州安国寺长老的指点下，开始用佛教的独特眼光来寻找“乌台诗案”的原因。

佛教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业，指人类的一切身心活动。其中又分为身业、口业、意业，分别代表行动、语言、思想。佛教认为，终生作业，必有业报，任何业太过，必遭报应。苏轼认为，自己嘻笑怒骂皆成诗文，看似潇洒酣畅，其实就像赌博，有胜有负，自己觉得很得意，其实口业已经太过太重，必然遭到报应（语载苏轼《胜相院经藏记》）。

那么口业具体都重在什么地方呢？

苏轼认为，自己少年时，作文喜欢高谈阔论，引经据典，看似才华横溢，其实不过专为应试科举而为，考中进士之后，好大喜功，又紧接着应考制举，大作策论之文，其实文章本身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为应考的科目是“直言极谏”，因此作文论说品评古今人物是非，并借此考中制举，所以也就认为这就是为文之道。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书生的泛泛空论，往往意气用事，好比鸟儿鸣叫，不过自鸣得意罢了，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相距甚远，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种洋洋洒洒、盲目议论利害得失的文风，恰恰是十余年间应试科举养成的毛病（语载《答李端叔书》）。

记得当初父亲给自己取名为轼，就是要自己收敛锋芒，稳健做人，如今碰得头破血流才真正意识到身上的毛病真多，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过于显露、炫耀才华。这就好比树干上奇特的树瘤，石头上美丽的斑纹，好像很能取悦众人的欣赏的目光，像个宝贝，但其本质不正是树木与石头的病症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