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铸真情（5） - 童婚的情与爱
连山关位于沈阳至安东（丹东）的铁路线的中部，是个小镇子，位于山沟里，西侧有高入云端的摩天岭，村边有条小河，环境十分优美。这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进过大山沟的人来说，觉得新鲜，没事就在山沟里转着玩儿。
我们在连山关住了没几天就发棉军装了。因为已是十一月份了，天气越来越冷。东北地区发的棉军装和华北地区的不同。帽子是栽绒的。鞋是好几斤重的高腰毛皮鞋，真暖和。棉衣的分量也比华北地区的重。每人还发了一件棉大衣。冬装发齐了，就是没有发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大家纳闷儿，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发解放军的标志呢？这个疑问在医院又一次的整编会上得到了解答。
这次整编，我们医院又增加了几十名来自东北部队的医护人员。医院的名字改为某兵站医院，仍由穆院长和侯教导员任医院的领导。医院的医生、护士分为两部分，分为一连和二连。一连主要由我们华北来的医院组成，由袁医生负责。二连的负责医生叫娄永发。他领导的二连以原东北部队来的同志为主。娄永发同志，二十五六岁，吉林市人，据说手术做得相当漂亮，和我们原来的裘处长差不多，阑尾炎手术只用十五六分钟就能做完。在整编会上，穆院长做了关于朝鲜战场形势的报告。他说：
“自从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侵略朝鲜以来，不顾我国政府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边，并对中朝边界的我方进行轰炸。我们的国土受到严重威胁。在这严峻时刻，党中央和毛主席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派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上个月，也就是十月二十五日，从安东、长甸河口、集安等地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山区，与美帝国主义开始了激烈战斗。美国鬼子还以为我们是朝鲜人民军呢，因为我们穿的是朝鲜人民军的服装。我军一部分在东线顽强阻击敌人的进攻，主力却隐蔽在西线突然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了十二昼夜，把敌人打回到清川江以南地区。战役于本月的五号结束，歼灭敌人一万多。美国鬼子吃了这一败仗以后仍不接受教训老老实实地撤回‘三八线’以南，仍想占领整个朝鲜，又开始了第二次向北进攻。现在第二次战役开始了。前方负伤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救治。上级决定我们医院过江到朝鲜境内抢救伤病员。同志们利用这两天的时间进行轻装，把用不着的东西打成包裹留在国内。留下有病的同志在此留守，其他同志全部过江到朝鲜去。
我们每人除了一身冬装和一件棉大衣之外，只准带一床被子和一条褥子。可是我，把敬珍姐做的棉背心和棉手套也打进了背包里。我要把姐姐的情谊带在身边，让它永远陪伴着我，温暖着我。
出发的前一天，我给家里和美凤各写了一封信。给美凤的信是这样写的：
美凤：
我就要到朝鲜去了。那里仗打得很激烈。这一去，我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咱们俩虽为夫妻，却没有夫妻情分。我知道你总看我不顺眼。说实话，我也不喜欢你。在我去朝鲜之前，我不得不向你再次说明，你走吧！不要因为我再耽误你的青春了。你嫁给谁我都没意见。祝你找到如意的丈夫。 曹晓刚1950年11月26日
给爹娘的信是这样写的：
爹娘：
好久没有给您老人家去信了。不知二老身体如何？很是挂念。现在我把平时积攒的三十四万元人民币（那时的一万元人民币后来兑换成现在的一元人民币）寄给您老人家。您老人家买些好吃的补养身体吧！
朝鲜战争打得很利害。我们医院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从明天起就到朝鲜去了。到了朝鲜通信就难了。仗打多久？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国？就更难说了。我现在有个请求，求你们让人家美凤走吧！自从你们把美凤娶到咱们家来，我们俩一直不和。美凤同意离婚，我也愿意。就是您俩拦着把人家强留在家里。现在，我求你们放人家走吧！我就这一个要求，求你们了，让人家走吧！
你们的不孝儿子跪上！ 小刚 1950年11月26日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我们医院的同志，除了几位有病的就地留守在连山关看管同志们轻装下来的东西之外，其他同志全都在连山关上车，乘坐开往南去的一列客车出发了。
上了车，我们分别找座位坐下。我把背包和棉大衣放在行李架上，把挎包从肩上摘下来，挂在靠窗子的衣帽钩上。挎包里装有毛巾、牙具和赵诚送给我的中学课本。和我坐在一个单元的其他三位乘客，一位在凤城下车，两位在宽甸下车。我这人，没事不愿和不熟悉的人聊天儿。车开后，我靠着座椅，纷乱的思绪缠绕着我：
是啊！我们又要投入到战火中去了。战争，能给人带来欢乐，给人驱散忧愁。因为战争，人们会抛弃一切烦恼和私心杂念，在紧要关头，就是牺牲生命也是心甘情愿的。昨天穆院长找我谈话，要我除了做好统计工作之外，要像助理军医那样和医生们一起参加医疗工作。如能胜任，以后提拔我做医生工作。干就干吧，干吗说提升呢？我又不想升官发财，尽力为伤病员服务就是了。今天临上车以前，院长说，全国各地开展了全力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很多青年人报名参军。还说，列车到了凤城车站，有十多名参加抗美援朝的朝鲜族姑娘补充到我们医院里来。院长已经派李文书提前到凤城车站接她们去了。啊哈！我们医院的人马越来越多了。
列车到了凤城逐渐减速，停了下来。我身边在凤城下车的那位乘客站起身走了。我移到窗前往车外看去，站台上好热闹啊！锣鼓喧天，有好多好多人。其中有不少小学生拿着小旗儿列队欢送许多青年男女上火车。车站的墙壁上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倒美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我们在连山关的时候觉得冷冷清清，没想到这里的气氛已经这样热烈了。车下面，李文书领着十几位身穿新军装的姑娘，正在站台上等车。车停后，穆院长和侯教导员跳下车去和李文书说了几句话，然后和姑娘们一一握手，招呼她们上车。
院长和李文书领着姑娘们走进车厢，帮着她们找座位。李文书领着一位身材较高，体形较胖，脸色较黑，面带笑容的女同志走到我的座位前，指着我身旁的座位问：“小曹，这儿有人吗？”
我说：“没有。”
李文书转身对身后的女同志说：“周医生，您在这儿坐吧！”
听说是位医生，我赶忙站起来，接过女同志身上的背包，帮她放在行李架上。李文书向女同志介绍：“这位是咱们医生室的曹晓刚同志，以后你们就在一起工作了。”
女同志大大方方地向我伸出手来：“我姓周，叫周敬。”
李文书说：“她是新分配到咱们医院工作的助理军医。”
我伸出手同周敬轻轻地握了握手，说：“欢迎你，周医生。”
女同志说：“别客气，我刚从学校出来，什么都不懂。以后还得请曹医生多帮助呢！”
我尴尬地摇了摇头，说：“我不是医生，是统计员。”
李文书说：“小曹同志爱学习，懂得东西不少。院长叫他跟着医生们学习，做助理军医工作。”
我忙解释：“我不是助理军医，只是学习学习而已。”
周敬同志高兴地说：“好啊！我也不是正式的助理军医，是见习的。咱俩一模一样。你的工作经验多，我得拜你为师呢！”
“哪里哪里，向我学什么？我一天医务学校没上过。”
周敬说：“我就更不行了。在医士学校刚读完理论课，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了……”
“叮呤呤……”站台上的开车铃响了。李文书说：“就要开车了。我还要看看刚才上车的其他同志找到座位没有。你们坐下谈吧！”
“呜──”汽笛响后，车开了。火车没有向安东方向开，而是向左拐往宽甸方向开去。
列车向东行驶。窗外的山比连山关那里的山矮了些，一个个山头从车旁闪过。车里的乘客，有的互相谈笑，有的静静坐着，有的因为旅途疲劳靠着座椅打盹儿。我对面坐着的这位周敬同志却显得异常兴奋。她从挎包里掏出自己的喝水杯子，站起来，到列车一端的开水炉打来一杯水放在窗前的茶几上，说：
“曹医生，喝水吧！”
我欠了欠身：“不渴，谢谢！。”
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手绢儿擦了擦手，又放进口袋里，坐下说：“列车上的公用杯子不能用，太脏了。”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她问我：“哎，刚才领我们上车的同志是院长吗？”
“不，他是文书。”
“李文书我认识了。我问的是刚才下车迎接我们的那两个人。”
“对，是院长，另一个是教导员。”
“他们姓什么？”
“院长姓穆，教导员姓侯。”
“咱们医院有多少人？多少医生？”
“全院一百多人，七八个医生。”
“曹医生，您早就参军了吧？”
我很不自然地笑了笑，说：“我说过了，我不是医生。我连医助都不是。”
“你不是见习医助吗？医生也好医助也好，我们学校里都称呼医生。怕啥？我也是见习的。咱们俩一样嘛！”
“可别叫我医生，你就叫我小曹吧！”
“格格格……”她笑了，“我怎么能叫你小曹呢？难道你的年岁比我还小？你多大岁数？”
我腼腆地说：“十八岁，一九三二年生。”
“哟，你也十八岁？好啊！咱俩同岁。”她显得特别高兴，“你几月生人？”
这位女同志真有意思，见面就熟。我只好回答：“十月份。”
“我比你大半年。我的生日是四月份。你参加革命好几年了吧？”
“整三年了，一九四七年参军的。”
她带着崇敬的眼神望着我：“您多好！十五岁参加革命。那时候我还上中学呢。”
她的谈话给人一种亲近感。我不由得说：“您在哪个医科大学学习？”
“哪儿是大学呀，是大连医士学校！毕业后做助理医生工作。我们刚上完理论课就开始抗美援朝了。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我要在战争中锻炼自己，就报名参军了。我们班一共有十二个人报了名。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欢送我们，还让我们会餐呢！真有意思。”
“你们那些同学呢？”
“她们分配到别的单位去了。因为我要求到前线去，这才把我分配到咱们医院了。”
“你真了不起。你一定是青年团员吧？”
她点了点头：“刚入团。你参加革命早，一定是党员了吧？以后，在政治上要多帮助我哟！”
“互相帮助吧！”我问她，“你家在哪儿？”
“天津。”
“听你口音不像天津人呀？”
“我是在老家长大的，老家在山东威海。因为我父亲在天津工作，后来，我们全家人搬到天津住了。”
“你们家什么成份？”
她自豪地说：“中农成份。我二哥、二姐都是共产党员。”
“怪不得你的思想这么进步呢。你上过中学，又在学校学过医学理论，比我强多了。以后，我得好好向你学习。”
我开始端详我眼前这位女同志。她长得虽然不太漂亮，但眼里充满着革命激情和青春的活力。她朴实、大方、热情，开朗，而稍微带些稚气。
她发现我在端详她，慌乱地把茶几上的水杯端起来递向我：“您喝水吧！”
我摇了摇头。
“喝吧！这是我的杯子，不脏。”
“谢谢你，我不渴。”
我这一辈子，除了和敬珍姐无拘无束地说过话以外，这样地和姑娘谈话还是第一次。在她的感染下，我觉得生活更美好，更有意义了。我决心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更大的革命干劲儿和热情做好党交给我的一切工作。
连山关位于沈阳至安东（丹东）的铁路线的中部，是个小镇子，位于山沟里，西侧有高入云端的摩天岭，村边有条小河，环境十分优美。这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进过大山沟的人来说，觉得新鲜，没事就在山沟里转着玩儿。
我们在连山关住了没几天就发棉军装了。因为已是十一月份了，天气越来越冷。东北地区发的棉军装和华北地区的不同。帽子是栽绒的。鞋是好几斤重的高腰毛皮鞋，真暖和。棉衣的分量也比华北地区的重。每人还发了一件棉大衣。冬装发齐了，就是没有发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大家纳闷儿，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发解放军的标志呢？这个疑问在医院又一次的整编会上得到了解答。
这次整编，我们医院又增加了几十名来自东北部队的医护人员。医院的名字改为某兵站医院，仍由穆院长和侯教导员任医院的领导。医院的医生、护士分为两部分，分为一连和二连。一连主要由我们华北来的医院组成，由袁医生负责。二连的负责医生叫娄永发。他领导的二连以原东北部队来的同志为主。娄永发同志，二十五六岁，吉林市人，据说手术做得相当漂亮，和我们原来的裘处长差不多，阑尾炎手术只用十五六分钟就能做完。在整编会上，穆院长做了关于朝鲜战场形势的报告。他说：
“自从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侵略朝鲜以来，不顾我国政府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边，并对中朝边界的我方进行轰炸。我们的国土受到严重威胁。在这严峻时刻，党中央和毛主席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派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上个月，也就是十月二十五日，从安东、长甸河口、集安等地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山区，与美帝国主义开始了激烈战斗。美国鬼子还以为我们是朝鲜人民军呢，因为我们穿的是朝鲜人民军的服装。我军一部分在东线顽强阻击敌人的进攻，主力却隐蔽在西线突然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了十二昼夜，把敌人打回到清川江以南地区。战役于本月的五号结束，歼灭敌人一万多。美国鬼子吃了这一败仗以后仍不接受教训老老实实地撤回‘三八线’以南，仍想占领整个朝鲜，又开始了第二次向北进攻。现在第二次战役开始了。前方负伤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救治。上级决定我们医院过江到朝鲜境内抢救伤病员。同志们利用这两天的时间进行轻装，把用不着的东西打成包裹留在国内。留下有病的同志在此留守，其他同志全部过江到朝鲜去。
我们每人除了一身冬装和一件棉大衣之外，只准带一床被子和一条褥子。可是我，把敬珍姐做的棉背心和棉手套也打进了背包里。我要把姐姐的情谊带在身边，让它永远陪伴着我，温暖着我。
出发的前一天，我给家里和美凤各写了一封信。给美凤的信是这样写的：
美凤：
我就要到朝鲜去了。那里仗打得很激烈。这一去，我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咱们俩虽为夫妻，却没有夫妻情分。我知道你总看我不顺眼。说实话，我也不喜欢你。在我去朝鲜之前，我不得不向你再次说明，你走吧！不要因为我再耽误你的青春了。你嫁给谁我都没意见。祝你找到如意的丈夫。 曹晓刚1950年11月26日
给爹娘的信是这样写的：
爹娘：
好久没有给您老人家去信了。不知二老身体如何？很是挂念。现在我把平时积攒的三十四万元人民币（那时的一万元人民币后来兑换成现在的一元人民币）寄给您老人家。您老人家买些好吃的补养身体吧！
朝鲜战争打得很利害。我们医院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从明天起就到朝鲜去了。到了朝鲜通信就难了。仗打多久？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国？就更难说了。我现在有个请求，求你们让人家美凤走吧！自从你们把美凤娶到咱们家来，我们俩一直不和。美凤同意离婚，我也愿意。就是您俩拦着把人家强留在家里。现在，我求你们放人家走吧！我就这一个要求，求你们了，让人家走吧！
你们的不孝儿子跪上！ 小刚 1950年11月26日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我们医院的同志，除了几位有病的就地留守在连山关看管同志们轻装下来的东西之外，其他同志全都在连山关上车，乘坐开往南去的一列客车出发了。
上了车，我们分别找座位坐下。我把背包和棉大衣放在行李架上，把挎包从肩上摘下来，挂在靠窗子的衣帽钩上。挎包里装有毛巾、牙具和赵诚送给我的中学课本。和我坐在一个单元的其他三位乘客，一位在凤城下车，两位在宽甸下车。我这人，没事不愿和不熟悉的人聊天儿。车开后，我靠着座椅，纷乱的思绪缠绕着我：
是啊！我们又要投入到战火中去了。战争，能给人带来欢乐，给人驱散忧愁。因为战争，人们会抛弃一切烦恼和私心杂念，在紧要关头，就是牺牲生命也是心甘情愿的。昨天穆院长找我谈话，要我除了做好统计工作之外，要像助理军医那样和医生们一起参加医疗工作。如能胜任，以后提拔我做医生工作。干就干吧，干吗说提升呢？我又不想升官发财，尽力为伤病员服务就是了。今天临上车以前，院长说，全国各地开展了全力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很多青年人报名参军。还说，列车到了凤城车站，有十多名参加抗美援朝的朝鲜族姑娘补充到我们医院里来。院长已经派李文书提前到凤城车站接她们去了。啊哈！我们医院的人马越来越多了。
列车到了凤城逐渐减速，停了下来。我身边在凤城下车的那位乘客站起身走了。我移到窗前往车外看去，站台上好热闹啊！锣鼓喧天，有好多好多人。其中有不少小学生拿着小旗儿列队欢送许多青年男女上火车。车站的墙壁上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打倒美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我们在连山关的时候觉得冷冷清清，没想到这里的气氛已经这样热烈了。车下面，李文书领着十几位身穿新军装的姑娘，正在站台上等车。车停后，穆院长和侯教导员跳下车去和李文书说了几句话，然后和姑娘们一一握手，招呼她们上车。
院长和李文书领着姑娘们走进车厢，帮着她们找座位。李文书领着一位身材较高，体形较胖，脸色较黑，面带笑容的女同志走到我的座位前，指着我身旁的座位问：“小曹，这儿有人吗？”
我说：“没有。”
李文书转身对身后的女同志说：“周医生，您在这儿坐吧！”
听说是位医生，我赶忙站起来，接过女同志身上的背包，帮她放在行李架上。李文书向女同志介绍：“这位是咱们医生室的曹晓刚同志，以后你们就在一起工作了。”
女同志大大方方地向我伸出手来：“我姓周，叫周敬。”
李文书说：“她是新分配到咱们医院工作的助理军医。”
我伸出手同周敬轻轻地握了握手，说：“欢迎你，周医生。”
女同志说：“别客气，我刚从学校出来，什么都不懂。以后还得请曹医生多帮助呢！”
我尴尬地摇了摇头，说：“我不是医生，是统计员。”
李文书说：“小曹同志爱学习，懂得东西不少。院长叫他跟着医生们学习，做助理军医工作。”
我忙解释：“我不是助理军医，只是学习学习而已。”
周敬同志高兴地说：“好啊！我也不是正式的助理军医，是见习的。咱俩一模一样。你的工作经验多，我得拜你为师呢！”
“哪里哪里，向我学什么？我一天医务学校没上过。”
周敬说：“我就更不行了。在医士学校刚读完理论课，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了……”
“叮呤呤……”站台上的开车铃响了。李文书说：“就要开车了。我还要看看刚才上车的其他同志找到座位没有。你们坐下谈吧！”
“呜──”汽笛响后，车开了。火车没有向安东方向开，而是向左拐往宽甸方向开去。
列车向东行驶。窗外的山比连山关那里的山矮了些，一个个山头从车旁闪过。车里的乘客，有的互相谈笑，有的静静坐着，有的因为旅途疲劳靠着座椅打盹儿。我对面坐着的这位周敬同志却显得异常兴奋。她从挎包里掏出自己的喝水杯子，站起来，到列车一端的开水炉打来一杯水放在窗前的茶几上，说：
“曹医生，喝水吧！”
我欠了欠身：“不渴，谢谢！。”
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手绢儿擦了擦手，又放进口袋里，坐下说：“列车上的公用杯子不能用，太脏了。”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她问我：“哎，刚才领我们上车的同志是院长吗？”
“不，他是文书。”
“李文书我认识了。我问的是刚才下车迎接我们的那两个人。”
“对，是院长，另一个是教导员。”
“他们姓什么？”
“院长姓穆，教导员姓侯。”
“咱们医院有多少人？多少医生？”
“全院一百多人，七八个医生。”
“曹医生，您早就参军了吧？”
我很不自然地笑了笑，说：“我说过了，我不是医生。我连医助都不是。”
“你不是见习医助吗？医生也好医助也好，我们学校里都称呼医生。怕啥？我也是见习的。咱们俩一样嘛！”
“可别叫我医生，你就叫我小曹吧！”
“格格格……”她笑了，“我怎么能叫你小曹呢？难道你的年岁比我还小？你多大岁数？”
我腼腆地说：“十八岁，一九三二年生。”
“哟，你也十八岁？好啊！咱俩同岁。”她显得特别高兴，“你几月生人？”
这位女同志真有意思，见面就熟。我只好回答：“十月份。”
“我比你大半年。我的生日是四月份。你参加革命好几年了吧？”
“整三年了，一九四七年参军的。”
她带着崇敬的眼神望着我：“您多好！十五岁参加革命。那时候我还上中学呢。”
她的谈话给人一种亲近感。我不由得说：“您在哪个医科大学学习？”
“哪儿是大学呀，是大连医士学校！毕业后做助理医生工作。我们刚上完理论课就开始抗美援朝了。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我要在战争中锻炼自己，就报名参军了。我们班一共有十二个人报了名。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欢送我们，还让我们会餐呢！真有意思。”
“你们那些同学呢？”
“她们分配到别的单位去了。因为我要求到前线去，这才把我分配到咱们医院了。”
“你真了不起。你一定是青年团员吧？”
她点了点头：“刚入团。你参加革命早，一定是党员了吧？以后，在政治上要多帮助我哟！”
“互相帮助吧！”我问她，“你家在哪儿？”
“天津。”
“听你口音不像天津人呀？”
“我是在老家长大的，老家在山东威海。因为我父亲在天津工作，后来，我们全家人搬到天津住了。”
“你们家什么成份？”
她自豪地说：“中农成份。我二哥、二姐都是共产党员。”
“怪不得你的思想这么进步呢。你上过中学，又在学校学过医学理论，比我强多了。以后，我得好好向你学习。”
我开始端详我眼前这位女同志。她长得虽然不太漂亮，但眼里充满着革命激情和青春的活力。她朴实、大方、热情，开朗，而稍微带些稚气。
她发现我在端详她，慌乱地把茶几上的水杯端起来递向我：“您喝水吧！”
我摇了摇头。
“喝吧！这是我的杯子，不脏。”
“谢谢你，我不渴。”
我这一辈子，除了和敬珍姐无拘无束地说过话以外，这样地和姑娘谈话还是第一次。在她的感染下，我觉得生活更美好，更有意义了。我决心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更大的革命干劲儿和热情做好党交给我的一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