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的情与爱续集（74） - 童婚的情与爱
塞外的冬天太冷了，我长了十七八岁还没见过这样冷的天气，没想到杏园堡这里和关内的气候相差这么大。送朱斌志爱人回家上火车的这天，最低气温至少零下二十度。
早晨起来，穿好棉衣、棉裤，戴好棉帽子，还冷得出不了门。我不得不把敬珍姐为我做的那件我一直舍不得穿的棉背心套在棉袄里。因为冷得伸不出手，我又把敬珍姐做的棉手套拿出来戴上。人亡物在，触物伤情，我不禁伤感起来。是啊，一晃，敬珍姐死了整整两年了。她的音容笑貌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虽说因为战争想她想得少了，可她那一针一线的心意还温暖着我的心。穿上姐姐做的棉背心，心里热乎乎的。我默默地呼唤着：“姐，我永远记着你，永远，永远！”
吃过早饭，我和孙万钧送朱斌志爱人去离杏园堡五里远的郭磊庄火车站。朱斌志用被子把孩子裹得严严的，和他爱人替换着抱着。我和孙万钧轮流帮他们提着包袱。我们一起出了杏园堡向北走。
塞外的北风真厉害，“呼呼”地狂叫，刮得大树弯了腰，刮得柴草满地滚，米粒大的沙子刮起来摔在人的脸上，痛得像刀割一样，使人不得不背过脸去。沙粒打得背后“噼啪”响。顶着风走路真费劲呀！缩着脖子弯着腰，侧着身子往前走。
大风中，朱斌志怀里抱着自己心爱的儿子，生怕被子裹得不严，又用棉大衣的衣襟儿裹了。他走一会儿低下头去看看儿子，用喷着白乎乎热气的嘴亲亲怀里的孩子。他媳妇走一会儿停一停，为孩子把被子掖一掖。大风飘起她脖子上的蓝色围巾。她虽然不算漂亮，但开朗、朴实、思想进步，令人敬佩。他们小俩口儿，加上这可爱的小宝贝儿，真是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啊！
看到他们俩的幸福，我想到了自己的不幸。尽管我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可美凤之美还是令人思念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自打来到杏园堡以后，我又给美凤写了两封信。遗憾的是她还是不理我。我所接到的只是哥哥写来的平安家信。哥哥的信怎能代替夫妻感情呢？我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不懂感情的孩子了。我和朱斌志的年岁差不多。人家都有儿子了，而我，也有妻子，却听不到妻子一句温暖的话。她不理我，难道说就是因为我打了她一巴掌？话说回来，这一巴掌也真该打，谁叫她骂我敬珍姐呢！谁骂我敬珍姐都不行。去他娘的吧！何必为一个女人烦恼呢？算了，就当这世界上没有她！
我们顶着风走了一个钟头来到郭磊庄火车站。这是个小车站，上下车的旅客不多。一进候车室，迎面扑来一股烟气味儿，呛得人直想咳嗽。屋子不大，乌烟瘴气的。墙角处生着个圆筒形的大火炉子，屋面暖烘烘的。两排长条椅上歪歪斜斜地坐着几个穿着赃乎乎的黑棉衣的旅客，一边抽烟一边聊天，等火车。
进屋后，孩子哭了。朱斌志媳妇从朱斌志手里把孩子接过来，走到长椅子最里边的一端坐下。她掀开搭在孩子头上的被角儿，把孩子揽在怀里，解开自己的棉袄，露出葫芦大的乳房，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孩子不哭了，小嘴儿一嘬一嘬的，吃起奶来。
朱斌志媳妇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对朱斌志说：“快买票去吧！别误了车。”
朱斌志说：“早着呢，你看墙上的挂钟，才九点。离开车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孙万钧说：“还是早点儿买好。小朱，你守着孩子坐会儿。我去买票。”
我一想，我是朱斌志的老同学，和朱斌志的关系比他俩亲密，应该我买票。我急忙向售票口走去，说：“你们别管了，我来买。”
我取出钱，往售票窗口里递去：“同志，买张去北京的票。”
没等售票员接我的钱，朱斌志从身后将我拽了出去：“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又不是穷得没钱花。”说着，他把自己的钱送进售票口，说：“同志，不买北京的，买通票，买到保定。”
听朱斌志说买通票，我的脸“忽”的一下子，热了。自己埋怨自己：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给他们买通票呀？买到北京，小朱媳妇下了车还得抱着孩子买，多费事呀！费事倒是小，好像我舍不得多掏几块钱似的。其实，我并不是吝啬鬼，的的确确是想得不周到。我想向朱斌志解释，又怕越解释越糟。本来朱斌志没有怪我，经我一解释，反而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咳！我怎么这么不会办事呀！窝囊，窝囊！
我正胡思乱想，车站一位穿蓝色铁路制服的女服务员进来了，她说：“同志们注意啦！从北京开往大同去的317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同志们带好自己的东西，剪票进站！”
服务员说完，打开候车室通往站台的门，手拿剪票剪站在门旁。候车室里的旅客，除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和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没有动以外，其他人全都站了起来，提着包袱，扛着行李，一个挨一个地挤到了进站口。服务员接过扛着铺盖卷儿的第一位旅客的车票拿在手里，“咔”地一剪，剪后把车票送还给旅客，嘴里自言自语地说：“大同！”这位旅客接过车票向站台跑去。接着服务员又剪第二位旅客的车票，嘴里念了一声“阳高！”第二位旅客进站了。剪第三位旅客的车票时服务员说了声“柴沟堡！”，剪第四位的车票时说了声“天镇”，第五位“大同”，第六位“柴沟堡”……几位旅客相继进站了。
“呜──”，从东面传来一声长鸣。紧接着笨重的蒸汽机车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闯进站来。列车“隆隆”的轰响，震得小车站的候车室有些颤动。我和孙万钧、朱斌志好奇地走近窗前向外张望。列车渐渐慢下来，车底下发出“刺刺”的刹车声，列车停了。
列车刚一停稳，刚才进站的那几位旅客蜂一样地拥到了最近一节车厢的门前互相拥挤。车门开了，门里出现一位身穿蓝制服的女列车员，对车下的旅客大声喊：
“别挤别挤！不就这么几个人嘛！车上空座位多着呢，挤什么挤？下完了再上！”
这时，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车厢，陆续有人下车了。有男的，有女的，有老人，也有十来岁的孩子，多半是本地人。他们提包携篮地在车站服务人员的指引下往候车室西面的出站口急急走去。在出站的人群里有位五十来岁的老人，头上箍着白色粗布手巾，身穿粗布黑棉袍，腰系黑色粗布腰带，一看就知道是位关里来的老农民。他手里提着一个蓝色印花布的大包袱，身后跟着一位身穿蓝色棉袄棉裤的二十多岁的妇女。两个人慢慢地向出站口走去。孙万钧眼尖，他大声喊道：
“晓刚！你爹来了！”
我何尝没有看见呢？只是没吭气儿罢了。朱斌志也看到了：“晓刚，你媳妇也来了。咱们快去接他们！”
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是高兴呢还是他们来得太突然？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孙万钧和朱斌志比我积极，急忙跑出候车室走到出站口，我跟着他们出了候车室。
我们来到出站口外面，爹和美凤正在验票出站。票一验完我迎上去叫了声“爹！”，孙万钧和朱斌志紧跟着叫了声“大伯！”
爹万万没想到一下车就有人接他们，高兴得连连点头：“啊，啊，啊！”不知说什么好了。
朱斌志机灵，上去接过爹手里的包袱，说：“大伯，外面冷，先到候车室里暖和暖和，过一会儿咱们一起走。”
爹一看朱斌志，觉得有些面熟：“你是？”
孙万钧说：“大伯，有话屋里说吧！外面冷，风大。”
庄稼人出远门儿，没经验，你怎么说他怎么听。爹又连连点头：“行，行。”他回身对美凤说：“走吧，咱们先到屋里歇会儿。”
进了候车室，孙万钧招呼爹在长椅子上坐下。朱斌志对他媳妇说：“来，见见曹大伯。这是曹晓刚同志的父亲。”
朱斌志媳妇抱着孩子热情地向爹叫了声“曹大伯。”爹连连点头答应。
朱斌志又指着美凤向他爱人介绍：“这位是曹晓刚同志的爱人，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就叫曹大嫂吧！”
朱斌志媳妇礼貌地叫了声“曹大嫂”。美凤很不好意思，随即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蛋儿，说：“孩子多大了？”
“九个月了。”朱斌志媳妇说完，拉着美凤在椅子上坐下。两个人说起了有关孩子的事。
爹指着朱斌志问我：“这位是——”我急忙回答：“他是我在军队干部培训学校的同学，叫朱斌志。那是他媳妇和孩子。他们来部队待了一个多月，今天坐火车回去。我们来送她们，正巧碰上您俩来了。”
爹又看了看朱斌志，说：“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在蒲黄村见过。我记得有位姓田的队长和你们一起。我叫他多多照顾你们。田队长那人不错，说话和气。现在他还和你们在一起吗？”
朱斌志说：“田队长不在了，去年在拒马河边打仗的时候牺牲了。”
“牺牲啦？”爹感到意外，“多好的人哪！怎么会牺牲了呢？对了，我记得还有位姓霍的班长，他还在吧？”
“霍班长也牺牲了。”
“啧啧啧！”爹十分伤感，“真是好人不长寿啊！现在不打仗了，他们反倒不在了。要是活着该多好啊！”
为了缓和气氛，孙万钧走近爹的跟前说：“大伯，你还认得我吗？”
“你——”爹看了看，摇摇头，“认不得。”
“您老仔细瞅瞅。”
爹对着孙万钧的脸端详了一阵子，说：“有点儿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我上了年纪，眼神儿不好，想不起来了。”
“我是孙万钧呀！三年前，我和穆院长在您家住，我把您的水桶弄坏了。您和大娘说什么也不让赔。您想想看。”
“噢！你是小孙呀！你可大变样了。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你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不大点儿，现在又高、又大、又壮实，真有点儿当官儿的派头。”
朱斌志说：“他就是当官儿的，他是我们的护士头儿，专管我们。”
“好好，有出息。”爹高兴地问孙万钧，“你刚才说什么穆院长，穆医生当院长啦？”
“是呀，到了杏园堡，他会看你的。”孙万钧问爹，“大娘身体好吗？”
“不行了，一年不如一年，她的眼快全瞎了。咳！她就是想小刚呀！这不是，非催着我带着美凤来部队上看你们不行。”
朱斌志说：“来了好啊！我们也想见见您老人家哩！怎么样，路上累吧？”
“累，怎么不累？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大前天早晨五点多钟起来，吃了饭就和小刚家的往县城奔，十八里路走了俩钟头。从城里坐汽车到前磨头火车站，又是俩小时。在磨头坐火车到石家庄天就黑了。在石家庄倒车，坐了一宿夜车天亮才到北京。在北京车站，我们蹲了好长时间才坐上刚才这趟火车，又是一天没合眼。”
孙万钧说：“到了咱们医院，您老躺在炕上好好睡一觉就好了。”
我们几个人正说着，从大同开来的火车进站了。我们把朱斌志媳妇送上火车以后，领着爹和美凤回到了杏园堡。
塞外的冬天太冷了，我长了十七八岁还没见过这样冷的天气，没想到杏园堡这里和关内的气候相差这么大。送朱斌志爱人回家上火车的这天，最低气温至少零下二十度。
早晨起来，穿好棉衣、棉裤，戴好棉帽子，还冷得出不了门。我不得不把敬珍姐为我做的那件我一直舍不得穿的棉背心套在棉袄里。因为冷得伸不出手，我又把敬珍姐做的棉手套拿出来戴上。人亡物在，触物伤情，我不禁伤感起来。是啊，一晃，敬珍姐死了整整两年了。她的音容笑貌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虽说因为战争想她想得少了，可她那一针一线的心意还温暖着我的心。穿上姐姐做的棉背心，心里热乎乎的。我默默地呼唤着：“姐，我永远记着你，永远，永远！”
吃过早饭，我和孙万钧送朱斌志爱人去离杏园堡五里远的郭磊庄火车站。朱斌志用被子把孩子裹得严严的，和他爱人替换着抱着。我和孙万钧轮流帮他们提着包袱。我们一起出了杏园堡向北走。
塞外的北风真厉害，“呼呼”地狂叫，刮得大树弯了腰，刮得柴草满地滚，米粒大的沙子刮起来摔在人的脸上，痛得像刀割一样，使人不得不背过脸去。沙粒打得背后“噼啪”响。顶着风走路真费劲呀！缩着脖子弯着腰，侧着身子往前走。
大风中，朱斌志怀里抱着自己心爱的儿子，生怕被子裹得不严，又用棉大衣的衣襟儿裹了。他走一会儿低下头去看看儿子，用喷着白乎乎热气的嘴亲亲怀里的孩子。他媳妇走一会儿停一停，为孩子把被子掖一掖。大风飘起她脖子上的蓝色围巾。她虽然不算漂亮，但开朗、朴实、思想进步，令人敬佩。他们小俩口儿，加上这可爱的小宝贝儿，真是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啊！
看到他们俩的幸福，我想到了自己的不幸。尽管我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可美凤之美还是令人思念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自打来到杏园堡以后，我又给美凤写了两封信。遗憾的是她还是不理我。我所接到的只是哥哥写来的平安家信。哥哥的信怎能代替夫妻感情呢？我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不懂感情的孩子了。我和朱斌志的年岁差不多。人家都有儿子了，而我，也有妻子，却听不到妻子一句温暖的话。她不理我，难道说就是因为我打了她一巴掌？话说回来，这一巴掌也真该打，谁叫她骂我敬珍姐呢！谁骂我敬珍姐都不行。去他娘的吧！何必为一个女人烦恼呢？算了，就当这世界上没有她！
我们顶着风走了一个钟头来到郭磊庄火车站。这是个小车站，上下车的旅客不多。一进候车室，迎面扑来一股烟气味儿，呛得人直想咳嗽。屋子不大，乌烟瘴气的。墙角处生着个圆筒形的大火炉子，屋面暖烘烘的。两排长条椅上歪歪斜斜地坐着几个穿着赃乎乎的黑棉衣的旅客，一边抽烟一边聊天，等火车。
进屋后，孩子哭了。朱斌志媳妇从朱斌志手里把孩子接过来，走到长椅子最里边的一端坐下。她掀开搭在孩子头上的被角儿，把孩子揽在怀里，解开自己的棉袄，露出葫芦大的乳房，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孩子不哭了，小嘴儿一嘬一嘬的，吃起奶来。
朱斌志媳妇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对朱斌志说：“快买票去吧！别误了车。”
朱斌志说：“早着呢，你看墙上的挂钟，才九点。离开车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孙万钧说：“还是早点儿买好。小朱，你守着孩子坐会儿。我去买票。”
我一想，我是朱斌志的老同学，和朱斌志的关系比他俩亲密，应该我买票。我急忙向售票口走去，说：“你们别管了，我来买。”
我取出钱，往售票窗口里递去：“同志，买张去北京的票。”
没等售票员接我的钱，朱斌志从身后将我拽了出去：“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又不是穷得没钱花。”说着，他把自己的钱送进售票口，说：“同志，不买北京的，买通票，买到保定。”
听朱斌志说买通票，我的脸“忽”的一下子，热了。自己埋怨自己：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给他们买通票呀？买到北京，小朱媳妇下了车还得抱着孩子买，多费事呀！费事倒是小，好像我舍不得多掏几块钱似的。其实，我并不是吝啬鬼，的的确确是想得不周到。我想向朱斌志解释，又怕越解释越糟。本来朱斌志没有怪我，经我一解释，反而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咳！我怎么这么不会办事呀！窝囊，窝囊！
我正胡思乱想，车站一位穿蓝色铁路制服的女服务员进来了，她说：“同志们注意啦！从北京开往大同去的317次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同志们带好自己的东西，剪票进站！”
服务员说完，打开候车室通往站台的门，手拿剪票剪站在门旁。候车室里的旅客，除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和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没有动以外，其他人全都站了起来，提着包袱，扛着行李，一个挨一个地挤到了进站口。服务员接过扛着铺盖卷儿的第一位旅客的车票拿在手里，“咔”地一剪，剪后把车票送还给旅客，嘴里自言自语地说：“大同！”这位旅客接过车票向站台跑去。接着服务员又剪第二位旅客的车票，嘴里念了一声“阳高！”第二位旅客进站了。剪第三位旅客的车票时服务员说了声“柴沟堡！”，剪第四位的车票时说了声“天镇”，第五位“大同”，第六位“柴沟堡”……几位旅客相继进站了。
“呜──”，从东面传来一声长鸣。紧接着笨重的蒸汽机车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闯进站来。列车“隆隆”的轰响，震得小车站的候车室有些颤动。我和孙万钧、朱斌志好奇地走近窗前向外张望。列车渐渐慢下来，车底下发出“刺刺”的刹车声，列车停了。
列车刚一停稳，刚才进站的那几位旅客蜂一样地拥到了最近一节车厢的门前互相拥挤。车门开了，门里出现一位身穿蓝制服的女列车员，对车下的旅客大声喊：
“别挤别挤！不就这么几个人嘛！车上空座位多着呢，挤什么挤？下完了再上！”
这时，前面的车厢和后面的车厢，陆续有人下车了。有男的，有女的，有老人，也有十来岁的孩子，多半是本地人。他们提包携篮地在车站服务人员的指引下往候车室西面的出站口急急走去。在出站的人群里有位五十来岁的老人，头上箍着白色粗布手巾，身穿粗布黑棉袍，腰系黑色粗布腰带，一看就知道是位关里来的老农民。他手里提着一个蓝色印花布的大包袱，身后跟着一位身穿蓝色棉袄棉裤的二十多岁的妇女。两个人慢慢地向出站口走去。孙万钧眼尖，他大声喊道：
“晓刚！你爹来了！”
我何尝没有看见呢？只是没吭气儿罢了。朱斌志也看到了：“晓刚，你媳妇也来了。咱们快去接他们！”
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是高兴呢还是他们来得太突然？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孙万钧和朱斌志比我积极，急忙跑出候车室走到出站口，我跟着他们出了候车室。
我们来到出站口外面，爹和美凤正在验票出站。票一验完我迎上去叫了声“爹！”，孙万钧和朱斌志紧跟着叫了声“大伯！”
爹万万没想到一下车就有人接他们，高兴得连连点头：“啊，啊，啊！”不知说什么好了。
朱斌志机灵，上去接过爹手里的包袱，说：“大伯，外面冷，先到候车室里暖和暖和，过一会儿咱们一起走。”
爹一看朱斌志，觉得有些面熟：“你是？”
孙万钧说：“大伯，有话屋里说吧！外面冷，风大。”
庄稼人出远门儿，没经验，你怎么说他怎么听。爹又连连点头：“行，行。”他回身对美凤说：“走吧，咱们先到屋里歇会儿。”
进了候车室，孙万钧招呼爹在长椅子上坐下。朱斌志对他媳妇说：“来，见见曹大伯。这是曹晓刚同志的父亲。”
朱斌志媳妇抱着孩子热情地向爹叫了声“曹大伯。”爹连连点头答应。
朱斌志又指着美凤向他爱人介绍：“这位是曹晓刚同志的爱人，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就叫曹大嫂吧！”
朱斌志媳妇礼貌地叫了声“曹大嫂”。美凤很不好意思，随即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蛋儿，说：“孩子多大了？”
“九个月了。”朱斌志媳妇说完，拉着美凤在椅子上坐下。两个人说起了有关孩子的事。
爹指着朱斌志问我：“这位是——”我急忙回答：“他是我在军队干部培训学校的同学，叫朱斌志。那是他媳妇和孩子。他们来部队待了一个多月，今天坐火车回去。我们来送她们，正巧碰上您俩来了。”
爹又看了看朱斌志，说：“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在蒲黄村见过。我记得有位姓田的队长和你们一起。我叫他多多照顾你们。田队长那人不错，说话和气。现在他还和你们在一起吗？”
朱斌志说：“田队长不在了，去年在拒马河边打仗的时候牺牲了。”
“牺牲啦？”爹感到意外，“多好的人哪！怎么会牺牲了呢？对了，我记得还有位姓霍的班长，他还在吧？”
“霍班长也牺牲了。”
“啧啧啧！”爹十分伤感，“真是好人不长寿啊！现在不打仗了，他们反倒不在了。要是活着该多好啊！”
为了缓和气氛，孙万钧走近爹的跟前说：“大伯，你还认得我吗？”
“你——”爹看了看，摇摇头，“认不得。”
“您老仔细瞅瞅。”
爹对着孙万钧的脸端详了一阵子，说：“有点儿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我上了年纪，眼神儿不好，想不起来了。”
“我是孙万钧呀！三年前，我和穆院长在您家住，我把您的水桶弄坏了。您和大娘说什么也不让赔。您想想看。”
“噢！你是小孙呀！你可大变样了。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你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不大点儿，现在又高、又大、又壮实，真有点儿当官儿的派头。”
朱斌志说：“他就是当官儿的，他是我们的护士头儿，专管我们。”
“好好，有出息。”爹高兴地问孙万钧，“你刚才说什么穆院长，穆医生当院长啦？”
“是呀，到了杏园堡，他会看你的。”孙万钧问爹，“大娘身体好吗？”
“不行了，一年不如一年，她的眼快全瞎了。咳！她就是想小刚呀！这不是，非催着我带着美凤来部队上看你们不行。”
朱斌志说：“来了好啊！我们也想见见您老人家哩！怎么样，路上累吧？”
“累，怎么不累？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大前天早晨五点多钟起来，吃了饭就和小刚家的往县城奔，十八里路走了俩钟头。从城里坐汽车到前磨头火车站，又是俩小时。在磨头坐火车到石家庄天就黑了。在石家庄倒车，坐了一宿夜车天亮才到北京。在北京车站，我们蹲了好长时间才坐上刚才这趟火车，又是一天没合眼。”
孙万钧说：“到了咱们医院，您老躺在炕上好好睡一觉就好了。”
我们几个人正说着，从大同开来的火车进站了。我们把朱斌志媳妇送上火车以后，领着爹和美凤回到了杏园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