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的情与爱续集 (73) - 童婚的情与爱
有话多说，没话不说。转眼之间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份。这几个月来，医院没有多大变化，无非就是治疗伤病员。我呢？及时登记出入院的病人，按时做统计报表，经常跟着医生们查房，剩下的时间就是看书。
医院虽然变化不大，可国内的形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自从四月份我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以后，国民党的军队就像被冲垮的堤坝一样，一溃千里。四月到六月间，我军先后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地。我们华北野战军在聂荣臻、徐向前的领导下，先后解放了太原和大同。彭德怀和贺龙率领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安。两个月间我们又歼灭了敌军四十多万人。从一九四九年七月起我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追歼逃敌，分别向西北、西南、华东和华中的国民党残部开展了追歼战。第一野战军七月初解放了兰州、西宁和银川。九月份，绥远和新疆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我军进驻了归绥（呼和浩特）和迪化（乌鲁木齐）。第三野战军解放了福州。第二和第四野战军进军长沙，十月十四日解放了广州。至此，国民党反动势力已经土崩瓦解，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首都北京（原北平）三十万人民群众欢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当时国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有朱德、刘少奇等人。政务院总理是周恩来。毛泽东兼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华北地区无仗可打了。尽管毛主席号召我们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决不怜惜敌人，决不容许革命半途而废，但是在我们杏园堡这块小天地里却出现一派和平景象。不少家属来部队探望。朱斌志媳妇带着她那九个多月的儿子长途跋涉坐火车来到杏园堡看望朱斌志。小儿子长得真好玩儿，都会叫妈妈了。另外，人们也注意打扮了。当然，当兵的不能不穿军装，可女同志开始有人穿皮鞋了。和谢医生一起住的王司药，就托人从张家口买了一双漂亮的红皮鞋。不过，她没穿几次，怕大家笑话，就不再穿了。革命胜利了，就有人盘算着回家过好日子，尤其是毕鸿君，时常流露出回家开诊疗所的愿望。其实，他斗大的字认不得半升，他哪里会看病呢？就是开业也是个庸医。“庸医杀人不用刀”啊！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和朱斌志的半年党员候补期满。党组织批准我们俩按期转正。从此，我们成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转正这一天，孙万钧和蔡二虎在南洋河边的小树林里，又和我谈了一次话。谈话的内容无非是叫我做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树立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个战斗队的思想，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向他们表示，不辜负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终生献身于中国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定和贫下中农站在一起，永不叛党。
我们谈话之后，孙万钧对我和蔡二虎说：“朱斌志的爱人来部队一个月了，快要回去了。咱们到他们那里看看去吧！”
朱斌志的爱人和孩子来队以后，侯教导员在老乡家帮他们找了一间房子。为了让朱斌志夫妻团聚，孙万钧看护长没有给朱斌志排夜班。进入冬季，室外寒冷，没事的时候，朱斌志就和他爱人在宿舍里逗孩子玩儿。小两口有说有笑，还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真叫人羡慕。我怎么就没有朱斌志这样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呢！
我和孙万钧、蔡二虎进入朱斌志的住处，孩子一个人坐在炕上，他们两口子正急着掀被子解包袱地找东西。朱斌志媳妇见我们来了，忙停了手站起来。
“看护长来了，你们坐。你看我这屋里这个乱劲儿。你们先坐，我给你们倒水喝。”
孙万钧说：“别倒，别倒。你们小两口儿这么翻箱倒柜的，找什么？”
“找孩子的帽子。要回家了，这么冷，孩子没有帽子怎么走？”朱斌志爱人急得直搓手。
“什么时候丢的？”孙万钧问。
朱斌志说：“好几天没出门儿，没给孩子戴。要走了这才想起给孩子找帽子。谁知道放在哪儿了？这屋里到处翻了个遍，也没找着。”
“会不会丢在外边了？”我问朱斌志媳妇。
“不会。这几天我们娘儿俩一直没出门儿。前几天在屋里我们还见来呢。”
“怪呀！都是谁来过这屋里？”
朱斌志媳妇说：“来的人多了。你们的穆院长，侯教导员，袁医生，谢医生，还有你们护士排那一伙子人。人家要孩子的帽子干啥？”
我说：“房东家的人来过没有？这里的人比咱们老家还穷，会不会是他们？”
朱斌志说：“孩子的帽子，自己做的不值几个钱。只是没有戴的，可怎么回去呢？”
蔡二虎说：“主要是大嫂手太巧，做得太好看了，才有人喜欢上了。听说王司药买的那双红皮鞋也没了，说不定也是房东偷的。”
孙万钧瞪了蔡二虎一眼：“没有把握别瞎说。冤枉了好人可不是玩儿的。”
蔡二虎说：“不是房东还会是谁？你说，有谁喜欢那女人的皮鞋和孩子的帽子呢？”
我们正在议论，王定远急呼呼地跑来找孙万钧：“看护长，你快到院部去吧！毕鸿君开小差跑到郭磊庄车站，不买票扛着大包袱挤着上车，叫车站上的人查住了，人家打电话叫咱们通信班的人把他领了回来。穆院长叫你快去！”
我们听说毕鸿君出事了。几个人跟着孙万钧出了朱斌志的住处，向院部走去。
院长教导员的办公室里，毕鸿君像城隍庙里的一尊鬼神塑像，铁青的脸上一点儿表情没有，呆呆地坐在旁边的凳子上。办公桌上有个大被单子，单子里有手术刀、换药镊子，药瓶子，还有一副听诊器。更可笑的是还有女人的衬衣、裤衩和臭袜子。朱斌志孩子的帽子和王司药的红皮鞋也在里面。穆院长在一边气得干瞪眼说不出话来。侯教导员指着毕鸿君的鼻子大声训斥：
“你呀你呀，我可说你什么好呢？你说，你偷这些东西干什么？是回家开医院吗？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样，你是个当医生的料吗？谁要找你看病，那算是倒了十八辈子的大霉了。好人也得叫你给治病了，病人叫你治死了。你说，你偷人家娘儿们家的臊裤衩子和臭袜子干什么？回去给你媳妇穿？你媳妇就不怕臊不怕臭？还偷人家孩子的帽子。你呀，你还叫人吗？”
任凭教导员怎么训斥怎么骂，毕鸿君坐着一声不吭。他见孙万钧领着我们几个人进屋了，站了起来，一点儿害臊的样子没有，说话的声调和往常一样，他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
“看护长，东西全在这儿，一件不少。王司药的皮鞋和朱斌志小孩儿的帽子也在。你们拿回去吧！我不要了。”
“你不要了？”教导员大声吼着，气得直哆嗦，“你说！哪一件东西是你的？你不要了，这话怎么说得出口？我看你真不知道天底下还有羞耻二字。你呀你呀，我说你什么好呢！”
教导员转过身来对孙万钧说：“你们也太麻痹了，这么个家贼在你们身边都不知道。这么多东西，叫人家车站上给查出来。真是，你们的脑袋没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丢的呢！看护长！你把他领回去，关他三天禁闭，叫他好好做检查！检查不好给他处分！”
有话多说，没话不说。转眼之间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份。这几个月来，医院没有多大变化，无非就是治疗伤病员。我呢？及时登记出入院的病人，按时做统计报表，经常跟着医生们查房，剩下的时间就是看书。
医院虽然变化不大，可国内的形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自从四月份我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以后，国民党的军队就像被冲垮的堤坝一样，一溃千里。四月到六月间，我军先后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地。我们华北野战军在聂荣臻、徐向前的领导下，先后解放了太原和大同。彭德怀和贺龙率领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安。两个月间我们又歼灭了敌军四十多万人。从一九四九年七月起我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追歼逃敌，分别向西北、西南、华东和华中的国民党残部开展了追歼战。第一野战军七月初解放了兰州、西宁和银川。九月份，绥远和新疆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我军进驻了归绥（呼和浩特）和迪化（乌鲁木齐）。第三野战军解放了福州。第二和第四野战军进军长沙，十月十四日解放了广州。至此，国民党反动势力已经土崩瓦解，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时，首都北京（原北平）三十万人民群众欢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当时国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有朱德、刘少奇等人。政务院总理是周恩来。毛泽东兼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华北地区无仗可打了。尽管毛主席号召我们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决不怜惜敌人，决不容许革命半途而废，但是在我们杏园堡这块小天地里却出现一派和平景象。不少家属来部队探望。朱斌志媳妇带着她那九个多月的儿子长途跋涉坐火车来到杏园堡看望朱斌志。小儿子长得真好玩儿，都会叫妈妈了。另外，人们也注意打扮了。当然，当兵的不能不穿军装，可女同志开始有人穿皮鞋了。和谢医生一起住的王司药，就托人从张家口买了一双漂亮的红皮鞋。不过，她没穿几次，怕大家笑话，就不再穿了。革命胜利了，就有人盘算着回家过好日子，尤其是毕鸿君，时常流露出回家开诊疗所的愿望。其实，他斗大的字认不得半升，他哪里会看病呢？就是开业也是个庸医。“庸医杀人不用刀”啊！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和朱斌志的半年党员候补期满。党组织批准我们俩按期转正。从此，我们成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转正这一天，孙万钧和蔡二虎在南洋河边的小树林里，又和我谈了一次话。谈话的内容无非是叫我做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树立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个战斗队的思想，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向他们表示，不辜负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终生献身于中国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定和贫下中农站在一起，永不叛党。
我们谈话之后，孙万钧对我和蔡二虎说：“朱斌志的爱人来部队一个月了，快要回去了。咱们到他们那里看看去吧！”
朱斌志的爱人和孩子来队以后，侯教导员在老乡家帮他们找了一间房子。为了让朱斌志夫妻团聚，孙万钧看护长没有给朱斌志排夜班。进入冬季，室外寒冷，没事的时候，朱斌志就和他爱人在宿舍里逗孩子玩儿。小两口有说有笑，还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真叫人羡慕。我怎么就没有朱斌志这样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呢！
我和孙万钧、蔡二虎进入朱斌志的住处，孩子一个人坐在炕上，他们两口子正急着掀被子解包袱地找东西。朱斌志媳妇见我们来了，忙停了手站起来。
“看护长来了，你们坐。你看我这屋里这个乱劲儿。你们先坐，我给你们倒水喝。”
孙万钧说：“别倒，别倒。你们小两口儿这么翻箱倒柜的，找什么？”
“找孩子的帽子。要回家了，这么冷，孩子没有帽子怎么走？”朱斌志爱人急得直搓手。
“什么时候丢的？”孙万钧问。
朱斌志说：“好几天没出门儿，没给孩子戴。要走了这才想起给孩子找帽子。谁知道放在哪儿了？这屋里到处翻了个遍，也没找着。”
“会不会丢在外边了？”我问朱斌志媳妇。
“不会。这几天我们娘儿俩一直没出门儿。前几天在屋里我们还见来呢。”
“怪呀！都是谁来过这屋里？”
朱斌志媳妇说：“来的人多了。你们的穆院长，侯教导员，袁医生，谢医生，还有你们护士排那一伙子人。人家要孩子的帽子干啥？”
我说：“房东家的人来过没有？这里的人比咱们老家还穷，会不会是他们？”
朱斌志说：“孩子的帽子，自己做的不值几个钱。只是没有戴的，可怎么回去呢？”
蔡二虎说：“主要是大嫂手太巧，做得太好看了，才有人喜欢上了。听说王司药买的那双红皮鞋也没了，说不定也是房东偷的。”
孙万钧瞪了蔡二虎一眼：“没有把握别瞎说。冤枉了好人可不是玩儿的。”
蔡二虎说：“不是房东还会是谁？你说，有谁喜欢那女人的皮鞋和孩子的帽子呢？”
我们正在议论，王定远急呼呼地跑来找孙万钧：“看护长，你快到院部去吧！毕鸿君开小差跑到郭磊庄车站，不买票扛着大包袱挤着上车，叫车站上的人查住了，人家打电话叫咱们通信班的人把他领了回来。穆院长叫你快去！”
我们听说毕鸿君出事了。几个人跟着孙万钧出了朱斌志的住处，向院部走去。
院长教导员的办公室里，毕鸿君像城隍庙里的一尊鬼神塑像，铁青的脸上一点儿表情没有，呆呆地坐在旁边的凳子上。办公桌上有个大被单子，单子里有手术刀、换药镊子，药瓶子，还有一副听诊器。更可笑的是还有女人的衬衣、裤衩和臭袜子。朱斌志孩子的帽子和王司药的红皮鞋也在里面。穆院长在一边气得干瞪眼说不出话来。侯教导员指着毕鸿君的鼻子大声训斥：
“你呀你呀，我可说你什么好呢？你说，你偷这些东西干什么？是回家开医院吗？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样，你是个当医生的料吗？谁要找你看病，那算是倒了十八辈子的大霉了。好人也得叫你给治病了，病人叫你治死了。你说，你偷人家娘儿们家的臊裤衩子和臭袜子干什么？回去给你媳妇穿？你媳妇就不怕臊不怕臭？还偷人家孩子的帽子。你呀，你还叫人吗？”
任凭教导员怎么训斥怎么骂，毕鸿君坐着一声不吭。他见孙万钧领着我们几个人进屋了，站了起来，一点儿害臊的样子没有，说话的声调和往常一样，他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
“看护长，东西全在这儿，一件不少。王司药的皮鞋和朱斌志小孩儿的帽子也在。你们拿回去吧！我不要了。”
“你不要了？”教导员大声吼着，气得直哆嗦，“你说！哪一件东西是你的？你不要了，这话怎么说得出口？我看你真不知道天底下还有羞耻二字。你呀你呀，我说你什么好呢！”
教导员转过身来对孙万钧说：“你们也太麻痹了，这么个家贼在你们身边都不知道。这么多东西，叫人家车站上给查出来。真是，你们的脑袋没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丢的呢！看护长！你把他领回去，关他三天禁闭，叫他好好做检查！检查不好给他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