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的情与爱续集 (72) - 童婚的情与爱
整编后的师直属医院，驻扎在张家口以西郭磊庄车站南侧五华里的杏园堡村。我们师在这一带驻军的意义：一是保证平津战役之后张家口市的安定，二是给尚未解放的绥远省（呼和浩特、包头一带）内的敌人以震慑，促使其像北平解放那样接受我军的和平改编。
杏园堡位于熊耳山脉北麓南洋河的北岸。我曾以杏园堡这个甜蜜的名字寻找过杏树园子，遗憾的是村里村外找遍了，连一棵杏树的影子也没见到，见到的却是村南的优美而壮丽的山河。洋河岸边有一片翠绿的柳林，穿过柳林，河滩上是被风摇曳着的芦苇和长着黄褐色蒲棒的香蒲。水鸟时而在芦苇和蒲草丛中嬉戏，时而在南洋河上空飞翔。南洋河水像一条美丽的飘带，扭动着娇柔的身躯从西向东姗姗流去。晨曦映照在它那文静的水面上，十分秀丽。
与南洋河边的秀丽山河大相径庭，那时候的杏园堡村却异常肮脏、破旧。村边那称为“堡”的土围子，早已成了颓垣断壁。村里的地势北高南低，可能与村子位于河的北岸有关。村里有条横贯东西的街道和一条南北街。两条街形成“丁”字形。村里的房子，除了南街的几所高大的原为地主所有的砖房以外，大多是些低矮的土坯房。当地居民的衣服，多半破烂不堪。大街上鸡走猪跑，粪便柴草随风乱飞。杏园堡村一派偏僻落后的农村景象。
整编后的师直属医院比原来卫生处的规模大了许多，人员多了，增加了许多山西省和察哈尔省（张家口一带，后归属河北省）的同志。杏园堡南街路西最好的一所砖瓦房作了医院的医生办公室和护士办公室。医院的病房分散设在各农户的空闲房子里。穆院长和侯教导员住在南街路西胡同里的一家较大的院子里。男女医生分别住在路东的两个房东家。看护排人多，住了好几家的房子。炊事班和伙房设在丁字街口的一家大院儿里。
整编后，孙万钧任看护长，蔡二虎和毕鸿君分别当了护士一班和护士二班的班长。我的老同学朱斌志、王定远和罗大个子，在护士排当护士。而我，因为爱看书，穆院长把我调到医生室做医务统计员工作。医务统计员的任务主要是对住院的伤病员详细登记，其次是定期统计各项医疗指标，做成日报、旬报、月报，按时上报师卫生部。还有一项任务是保管医务图书，如《生理解剖学》、《物理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等书籍，这给了我看书的好机会。我和医生们一起吃住，还跟随他们巡视病人。这样以来，我已经开始步入了学习医学的大门，为以后我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打下了基础。
我们医生室的组长是袁医生。此外还有刘医生、谢医生和几位察哈尔省籍的医生。因为谢医生是我们田队长的爱人，我们队干部培训学校来的同学对她特别尊敬。而谢医生看到我们这些由田队长培养起来的年轻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我来到医生室和谢医生接触得更多了，我觉得她真像一位大姐。她也确实把我看成了小弟弟，处处关心我。
一天，我正在宿舍里看《物理诊断学》，谢医生从外边走进来，说：“晓刚，别一天到晚啃书本儿了，再啃就成书呆子了。走吧！值班护士说来了一位病人，拿上你的《伤病员登记簿》，跟我一起看病人去！”
医院每来一名住院的伤病员，值班护士都要通知医生去接诊，并通知我去登记。我放下手里的书，拿起登记本，随着谢医生到村东的一家病房里。
这间病房原有两名病人，一名疟疾病人和一名慢性胃炎病人。新来的病人，二十七八岁，面色苍白，疲倦无力地坐在炕沿上。他见谢医生和我来了，很有礼貌地站起来。谢医生叫病人坐下，她对我说：“你先登记吧！”
我登记完病人的姓名、年龄以后，询问病人的部别和职别。病人回答说他是原二团团部的通信员。谢医生听说病人是跟田参谋长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不由得伤感起来，眼睛一动不动，愣神儿了。我怕她难过，急忙说：
“谢医生，你看病人的肚子这么大，你先看病吧！看完病我再登记。”
“哦哦，看病。”谢医生从沉思中清醒过来，问病人：“你怎么不舒服？”
病人回答说，近一个多月以来不想吃东西，肚子发胀，越来越利害。
谢医生叫病人躺在炕上，开始做物理检查。他检查完病人的头部和胸部以后，检查病人的腹部。她转过头来问我：“你不是在看《物理诊断学》吗？现在我来教你做腹部检查。物理检查包括视、触、叩、听，你先用视诊看看病人的腹部有什么异常变化？”
“谁都能看出来，肚子大了呗！”我不假思索地说。
谢医生给我纠正：“不能说肚子大了，要说腹部增大。我问你，腹部增大的原因有哪些？”
看来谢医生是有意考我了。我回答：“腹部增大的原因：一是肚子里长了实体性肿物，如肿瘤、妊娠；二是腹腔里有水；三是胃肠胀气。增大的原因不外就这三种，固体的、液体的和气体的。另外，肥胖人的肚子也大。”
谢医生满意地点点头，她接着问：“你能从腹部的外形上区分这三种类型吗？”
我说：“肿瘤、妊娠等固体性增大，是局部性增大，偏向腹部的某一部位。气体性增大是全腹弥漫性胀气。腹腔内如果有水，平躺时腹部向两侧增大，像蛤蟆肚子似的，又称‘蛙腹’。”
“你学得不错呀！”谢医生夸奖我。她拉了我一把，“过来，你给病人检查检查，看你能不能判定病人有没有腹水。”
我摇摇头：“我从来没给病人看过病，不会。”
“不会学嘛，我教你！”她指着病人的肚子说，“我们通过视诊看到病人的腹部增大了，而且腹部的两侧增大得比较明显。这就使我们想到病人是不是有腹水。病人到底有没有腹水呢？方法之一是测定一下有没有波动感。你把一只手放在病人腹部的这一侧，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敲打腹部的那一侧。如果这只手感觉有一种水的波动感觉，就是有腹水。你来试试看。”
我走过去，按照谢医生说的方法在病人的肚子上试了试。
谢医生问我：“感觉怎么样？”
“像灌了水的热水袋，敲那边的时候这边有一种冲动感觉。”
“对喽，这就是波动感。”谢医生说，“为了进一步证实腹水的存在，还要进行叩诊，看有没有移动性浊音。我来做给你看。”
谢医生让病人平着躺好，先叩病人的肚脐部位。谢医生告诉我：“注意听，这是什么声音？”
谢医生叩出来的声音“嘭嘭”的，像敲鼓一样。我说：“这是鼓音，说明病人的脐部有气体。”
谢医生又用手叩病人腹部两侧较低的部位，问：“这是什么声音？”
声音“嗒嗒”的，我说：“是浊音，说明叩诊的部位里面是固体或液体。”
“好，让病人侧过来再叩，看有什么变化。”她对病人说：“同志，请你把身子侧过来，对，侧过来，好了，别动了。”谢医生先叩了叩病人腹部在上面的一侧，原来的浊音变成了鼓音。再叩脐部和下面的一侧，完全变成了浊音。谢医生一边叩一边说：“气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果叫病人转个身把下边的一侧转到上边来，则由浊音变为鼓音，而从上边转到下边的一侧则由鼓音变成了浊音。这就是移动性浊音，证明病人的腹腔内确实有水。”
谢医生给我讲解的时候，三位病人都在静静地听着。谢医生讲完后，新来的病人问谢医生：“医生，我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肝硬化。”
“肝硬化为什么肚子里会有水呀？”
病人提的这个问题，谢医生也不十分清楚。因为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医科大学，理论知道得不太多。她支吾着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一句半句讲不清楚。你不懂医学，就是给你讲，你也听不懂。”
看完病人以后，我和谢医生离开病房。她一边走一边给我讲什么肝硬化病人最怕大出血啦！一吐血就是半小盆子啦！还要注意病人发生肝昏迷啦等等。
我听着听着，突然觉得脊背后面冷飕飕的。我说：“谢医生，我有点冷。”
谢医生笑了：“七八月，正是天热的时候，冷啥？”
“真的，我是有点冷。”
谢医生警惕了：“怎么？你要发疟疾？不会吧？”
“不知道，反正是冷。”
说到这里我竟然打了个寒战，接着冷得抖起来。我下牙打着上牙说：“坏了，弄不好真要病了。谢医生，你自己上办公室去吧！我得回宿舍了。”
谢医生瞪着眼看了看我，说：“没错，发疟疾了，脸白了，嘴唇也紫了。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一溜小跑我就跑回去了。”说着，我向宿舍跑去。
谢医生在后面说：“我到办公室去一下，处理完病人马上就去看你！”
我急急忙忙跑回宿舍，正好袁医生查完房刚回来。我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脱了鞋，上了炕，扯起一床被子往身上一蒙，没脱衣服倒下就睡。这时，我觉得像掉进了冰窟窿里，冷得要命。我用被子蒙着头，一边发着抖，一边死死地拽着被子往身上裹，嘴里还不住地“稀溜哈拉”地喘着凉气，我蜷着身子哆嗦成了一团。
袁医生走过来问我：“怎么了？发疟疾啦？”
我在被窝里哆嗦着，牙齿打得“咔咔”响，说：“冷，冷得，利害。可能发，发疟，疟疾了。”我抖得连话都说不成句了。
“再给你盖一床被子吧？”
“谢，谢谢，你了！”
袁医生在我身上又加了一床棉被。我还是冷得发抖。我的脚冷得伸不开。我在被窝里说：“袁，袁医生，请你在，在我的脚底下，压上点儿。”
袁医生真好，在我的脚底下压了两个枕头，又把我背后的被边往里掖了掖。他说：“你躺着睡吧，别着急。我到办公室给你拿药去。疟疾这玩艺儿好治，用药后，最多再发作一次就好了。”
袁医生走了，我也顾不得说声谢谢，还是一个劲儿地哆嗦。身上的两床被子一点事儿不顶。真是太冷了，简直冷到骨头里去了。我忍受着，哆嗦着……
我哆嗦了好大一阵子，在被子里听到谢医生和袁医生推门进来了。谢医生凑近我的被窝轻轻地说：“晓刚，吃点药，打一针吧！”
“不行，不能揭被子，冷得很。”我在被子里哆嗦着。
“看你难受的样子，不吃药不打针怎么行？”谢医生的声音，非常亲切。
“现在不行，以后再说！”
“那哪儿行？听话，来，我给你打针。”说着她就来掀我的被子。我紧紧地裹着被子说：“不行，我都快冻死了，不打针，也不吃药。”
袁医生在旁边说：“他不愿打就算了，让他好好休息吧！等他发作过去以后再治也不晚。现在给药对这次发作影响不大，只能防止下次发作了。”
“咳！”谢医生叹了口气，“这孩子的脾气就是拗。”
袁医生说：“他哪里还是孩子呀？都十七八了。要是在农村，说不定当爸爸了。”
谢医生无奈，和袁医生两个人在一边说起话来。他们说些什么，我无意去听。
我又冷了一阵子，渐渐觉得身上热起来，头发胀。两床被子压在身上沉甸甸的，使人透不过气来。不冷了，我把被子掀开放在一边。
谢医生见我掀开被子，对袁医生说：“有体温计吗？”
“有。”袁医生随身总带着一只体温计。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来，对着窗户看了看体温计的度数，而后用力甩了两下，又举在眼前看了看，这才把体温计放在我的腋窝里。袁医生问谢医生：“几点了？”
谢医生看了看窗户上的窗棂影子，说：“十一点半了吧？快开午饭了。”
过了一会儿，袁医生从我腋窝里取出体温计对着窗子一看：“啊呀！四十度点五！”
“四十度点五？我看看！”谢医生接过体温计一看，吓了一跳，“哎哟！不是四十度点五是四十度点七！体温这么高，他怎么受得了呀？”她俯下身子问我：“晓刚，你觉得怎么样？”
“头痛，头痛得利害！”
“身上呢？”
“身上像着了火，难受极了！”
“我给你用毛巾冷敷冷敷吧，哪一条毛巾是你的？”
没等我说话，袁医生说：“绳子上最东头那条。”
谢医生看了看，撇着嘴说：“这还能用？太脏了！”
袁医生从绳子上取下最白最干净的一条说：“用我的吧！”
谢医生接过袁医生的毛巾，走到外屋，找到洗脸盆，倒上冷水，把毛巾浸湿，拧了拧，进屋来，把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这时，刘医生和另外几位医生下班了，还没进屋就在院子里喊：
“老袁！拿筷子拿碗，走呀！改善伙食，土豆、白菜、莜麦面，香得很哪！”
袁医生走了出去：“嘘！小声点儿，晓刚病了。”
刘医生压低了声音问：“什么病？”
“发疟疾。”
“噢！不要紧，发作过去就没事儿了。走，到伙房吃饭去！”
袁医生进屋来对谢医生说：“吃饭去吧，开饭了。”
谢医生说：“看他烧成这个样子，还能离开人？你们去吧！吃完了给我带回点儿来就行了。”
袁医生他们走了，剩下谢医生守在我身边。她不时地摸摸我的身上，摸摸我的脑袋，为我更换额头上的冷毛巾。这时，我的脑袋痛得像要炸开似的，都能听到耳边的血管“嘣嘣”跳。我嘴里干得要冒烟儿了，浑身酸痛，翻来覆去怎么躺着都不舒服。我给烧迷糊了，仿佛听到谢医生说：“晓刚，喝口水吧！”
我本能地张开嘴，觉得一只碗送到我的嘴边。我晃晃悠悠地张着嘴去喝，喝了一半，洒了一半。我只记得谢医生把我扶起来，揽着我让我喝了几口水。以后，我就像在云彩里遨游太空一样，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迷迷糊糊的。
我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着过了好长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谢医生给我吃了药，打了针。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出了一身汗。这汗出得我浑身是水。头发湿了，褂子湿了，裤子也湿了，衣服湿得都能拧出水来。身上却觉得轻松了，舒服了，一点儿痛苦都没有了，就像平时没有病的感觉一样。真怪，这病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要冷冷得要命，要热热得要死，要出汗就像从水池里爬出来一样。怪不得炊事班长老王说有疟疾鬼呢！真像有鬼一样。人们常说“武大郎发疟疾，一阵子一阵子的”真是一点不假。
谢医生见我出汗了，问：“你觉得怎么样？”
“没事了，全好了。袁医生他们呢？”
“都去上班了。大概三点多了。”谢医生催我，“快把衣服脱下来换一换，把湿衣服给我，连同你那条脏毛巾一起，我给你洗洗。”
我不好意思，说：“那怎么行呢？我自己能洗。”
谢医生白了我一眼：“别这么扭扭捏捏的。我比你大十岁，难道我还当不了你的大姐？快，把衣服脱下来给我。”
“那──，你先出去，在外面等着，等我把衣服换下来再给你”我的脸有些热了。
“想不到你还像个大姑娘，这么封建。我当了好几年医生，什么没见过，怕什么？快脱！”
我一边脱衣服一边问谢医生：“人们在议论，说你跟穆院长好，是真还是假？”
她抿着嘴笑了，瞅了我一眼，说：“你别跟他们在一起瞎吵吵。他们净胡说八道。”
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她内心的秘密，说：“穆院长是个好人。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
谢医生半喜半嗔地说：“你要是跟他们学坏，这些湿衣服，我不给你洗了。”
我连忙谢罪：“大姐，我再也不说了。”
她抿着嘴瞪了我一眼：“快把湿衣服给我扔过来！”
我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扔给她。她拣把了拣把，拿到屋子外边洗去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暗暗地揣摩：她有些像我的敬珍姐，可又不像。她比敬珍姐更大方，更开朗，革命道理懂得更多。
整编后的师直属医院，驻扎在张家口以西郭磊庄车站南侧五华里的杏园堡村。我们师在这一带驻军的意义：一是保证平津战役之后张家口市的安定，二是给尚未解放的绥远省（呼和浩特、包头一带）内的敌人以震慑，促使其像北平解放那样接受我军的和平改编。
杏园堡位于熊耳山脉北麓南洋河的北岸。我曾以杏园堡这个甜蜜的名字寻找过杏树园子，遗憾的是村里村外找遍了，连一棵杏树的影子也没见到，见到的却是村南的优美而壮丽的山河。洋河岸边有一片翠绿的柳林，穿过柳林，河滩上是被风摇曳着的芦苇和长着黄褐色蒲棒的香蒲。水鸟时而在芦苇和蒲草丛中嬉戏，时而在南洋河上空飞翔。南洋河水像一条美丽的飘带，扭动着娇柔的身躯从西向东姗姗流去。晨曦映照在它那文静的水面上，十分秀丽。
与南洋河边的秀丽山河大相径庭，那时候的杏园堡村却异常肮脏、破旧。村边那称为“堡”的土围子，早已成了颓垣断壁。村里的地势北高南低，可能与村子位于河的北岸有关。村里有条横贯东西的街道和一条南北街。两条街形成“丁”字形。村里的房子，除了南街的几所高大的原为地主所有的砖房以外，大多是些低矮的土坯房。当地居民的衣服，多半破烂不堪。大街上鸡走猪跑，粪便柴草随风乱飞。杏园堡村一派偏僻落后的农村景象。
整编后的师直属医院比原来卫生处的规模大了许多，人员多了，增加了许多山西省和察哈尔省（张家口一带，后归属河北省）的同志。杏园堡南街路西最好的一所砖瓦房作了医院的医生办公室和护士办公室。医院的病房分散设在各农户的空闲房子里。穆院长和侯教导员住在南街路西胡同里的一家较大的院子里。男女医生分别住在路东的两个房东家。看护排人多，住了好几家的房子。炊事班和伙房设在丁字街口的一家大院儿里。
整编后，孙万钧任看护长，蔡二虎和毕鸿君分别当了护士一班和护士二班的班长。我的老同学朱斌志、王定远和罗大个子，在护士排当护士。而我，因为爱看书，穆院长把我调到医生室做医务统计员工作。医务统计员的任务主要是对住院的伤病员详细登记，其次是定期统计各项医疗指标，做成日报、旬报、月报，按时上报师卫生部。还有一项任务是保管医务图书，如《生理解剖学》、《物理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等书籍，这给了我看书的好机会。我和医生们一起吃住，还跟随他们巡视病人。这样以来，我已经开始步入了学习医学的大门，为以后我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打下了基础。
我们医生室的组长是袁医生。此外还有刘医生、谢医生和几位察哈尔省籍的医生。因为谢医生是我们田队长的爱人，我们队干部培训学校来的同学对她特别尊敬。而谢医生看到我们这些由田队长培养起来的年轻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我来到医生室和谢医生接触得更多了，我觉得她真像一位大姐。她也确实把我看成了小弟弟，处处关心我。
一天，我正在宿舍里看《物理诊断学》，谢医生从外边走进来，说：“晓刚，别一天到晚啃书本儿了，再啃就成书呆子了。走吧！值班护士说来了一位病人，拿上你的《伤病员登记簿》，跟我一起看病人去！”
医院每来一名住院的伤病员，值班护士都要通知医生去接诊，并通知我去登记。我放下手里的书，拿起登记本，随着谢医生到村东的一家病房里。
这间病房原有两名病人，一名疟疾病人和一名慢性胃炎病人。新来的病人，二十七八岁，面色苍白，疲倦无力地坐在炕沿上。他见谢医生和我来了，很有礼貌地站起来。谢医生叫病人坐下，她对我说：“你先登记吧！”
我登记完病人的姓名、年龄以后，询问病人的部别和职别。病人回答说他是原二团团部的通信员。谢医生听说病人是跟田参谋长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不由得伤感起来，眼睛一动不动，愣神儿了。我怕她难过，急忙说：
“谢医生，你看病人的肚子这么大，你先看病吧！看完病我再登记。”
“哦哦，看病。”谢医生从沉思中清醒过来，问病人：“你怎么不舒服？”
病人回答说，近一个多月以来不想吃东西，肚子发胀，越来越利害。
谢医生叫病人躺在炕上，开始做物理检查。他检查完病人的头部和胸部以后，检查病人的腹部。她转过头来问我：“你不是在看《物理诊断学》吗？现在我来教你做腹部检查。物理检查包括视、触、叩、听，你先用视诊看看病人的腹部有什么异常变化？”
“谁都能看出来，肚子大了呗！”我不假思索地说。
谢医生给我纠正：“不能说肚子大了，要说腹部增大。我问你，腹部增大的原因有哪些？”
看来谢医生是有意考我了。我回答：“腹部增大的原因：一是肚子里长了实体性肿物，如肿瘤、妊娠；二是腹腔里有水；三是胃肠胀气。增大的原因不外就这三种，固体的、液体的和气体的。另外，肥胖人的肚子也大。”
谢医生满意地点点头，她接着问：“你能从腹部的外形上区分这三种类型吗？”
我说：“肿瘤、妊娠等固体性增大，是局部性增大，偏向腹部的某一部位。气体性增大是全腹弥漫性胀气。腹腔内如果有水，平躺时腹部向两侧增大，像蛤蟆肚子似的，又称‘蛙腹’。”
“你学得不错呀！”谢医生夸奖我。她拉了我一把，“过来，你给病人检查检查，看你能不能判定病人有没有腹水。”
我摇摇头：“我从来没给病人看过病，不会。”
“不会学嘛，我教你！”她指着病人的肚子说，“我们通过视诊看到病人的腹部增大了，而且腹部的两侧增大得比较明显。这就使我们想到病人是不是有腹水。病人到底有没有腹水呢？方法之一是测定一下有没有波动感。你把一只手放在病人腹部的这一侧，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敲打腹部的那一侧。如果这只手感觉有一种水的波动感觉，就是有腹水。你来试试看。”
我走过去，按照谢医生说的方法在病人的肚子上试了试。
谢医生问我：“感觉怎么样？”
“像灌了水的热水袋，敲那边的时候这边有一种冲动感觉。”
“对喽，这就是波动感。”谢医生说，“为了进一步证实腹水的存在，还要进行叩诊，看有没有移动性浊音。我来做给你看。”
谢医生让病人平着躺好，先叩病人的肚脐部位。谢医生告诉我：“注意听，这是什么声音？”
谢医生叩出来的声音“嘭嘭”的，像敲鼓一样。我说：“这是鼓音，说明病人的脐部有气体。”
谢医生又用手叩病人腹部两侧较低的部位，问：“这是什么声音？”
声音“嗒嗒”的，我说：“是浊音，说明叩诊的部位里面是固体或液体。”
“好，让病人侧过来再叩，看有什么变化。”她对病人说：“同志，请你把身子侧过来，对，侧过来，好了，别动了。”谢医生先叩了叩病人腹部在上面的一侧，原来的浊音变成了鼓音。再叩脐部和下面的一侧，完全变成了浊音。谢医生一边叩一边说：“气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果叫病人转个身把下边的一侧转到上边来，则由浊音变为鼓音，而从上边转到下边的一侧则由鼓音变成了浊音。这就是移动性浊音，证明病人的腹腔内确实有水。”
谢医生给我讲解的时候，三位病人都在静静地听着。谢医生讲完后，新来的病人问谢医生：“医生，我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肝硬化。”
“肝硬化为什么肚子里会有水呀？”
病人提的这个问题，谢医生也不十分清楚。因为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医科大学，理论知道得不太多。她支吾着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一句半句讲不清楚。你不懂医学，就是给你讲，你也听不懂。”
看完病人以后，我和谢医生离开病房。她一边走一边给我讲什么肝硬化病人最怕大出血啦！一吐血就是半小盆子啦！还要注意病人发生肝昏迷啦等等。
我听着听着，突然觉得脊背后面冷飕飕的。我说：“谢医生，我有点冷。”
谢医生笑了：“七八月，正是天热的时候，冷啥？”
“真的，我是有点冷。”
谢医生警惕了：“怎么？你要发疟疾？不会吧？”
“不知道，反正是冷。”
说到这里我竟然打了个寒战，接着冷得抖起来。我下牙打着上牙说：“坏了，弄不好真要病了。谢医生，你自己上办公室去吧！我得回宿舍了。”
谢医生瞪着眼看了看我，说：“没错，发疟疾了，脸白了，嘴唇也紫了。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一溜小跑我就跑回去了。”说着，我向宿舍跑去。
谢医生在后面说：“我到办公室去一下，处理完病人马上就去看你！”
我急急忙忙跑回宿舍，正好袁医生查完房刚回来。我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脱了鞋，上了炕，扯起一床被子往身上一蒙，没脱衣服倒下就睡。这时，我觉得像掉进了冰窟窿里，冷得要命。我用被子蒙着头，一边发着抖，一边死死地拽着被子往身上裹，嘴里还不住地“稀溜哈拉”地喘着凉气，我蜷着身子哆嗦成了一团。
袁医生走过来问我：“怎么了？发疟疾啦？”
我在被窝里哆嗦着，牙齿打得“咔咔”响，说：“冷，冷得，利害。可能发，发疟，疟疾了。”我抖得连话都说不成句了。
“再给你盖一床被子吧？”
“谢，谢谢，你了！”
袁医生在我身上又加了一床棉被。我还是冷得发抖。我的脚冷得伸不开。我在被窝里说：“袁，袁医生，请你在，在我的脚底下，压上点儿。”
袁医生真好，在我的脚底下压了两个枕头，又把我背后的被边往里掖了掖。他说：“你躺着睡吧，别着急。我到办公室给你拿药去。疟疾这玩艺儿好治，用药后，最多再发作一次就好了。”
袁医生走了，我也顾不得说声谢谢，还是一个劲儿地哆嗦。身上的两床被子一点事儿不顶。真是太冷了，简直冷到骨头里去了。我忍受着，哆嗦着……
我哆嗦了好大一阵子，在被子里听到谢医生和袁医生推门进来了。谢医生凑近我的被窝轻轻地说：“晓刚，吃点药，打一针吧！”
“不行，不能揭被子，冷得很。”我在被子里哆嗦着。
“看你难受的样子，不吃药不打针怎么行？”谢医生的声音，非常亲切。
“现在不行，以后再说！”
“那哪儿行？听话，来，我给你打针。”说着她就来掀我的被子。我紧紧地裹着被子说：“不行，我都快冻死了，不打针，也不吃药。”
袁医生在旁边说：“他不愿打就算了，让他好好休息吧！等他发作过去以后再治也不晚。现在给药对这次发作影响不大，只能防止下次发作了。”
“咳！”谢医生叹了口气，“这孩子的脾气就是拗。”
袁医生说：“他哪里还是孩子呀？都十七八了。要是在农村，说不定当爸爸了。”
谢医生无奈，和袁医生两个人在一边说起话来。他们说些什么，我无意去听。
我又冷了一阵子，渐渐觉得身上热起来，头发胀。两床被子压在身上沉甸甸的，使人透不过气来。不冷了，我把被子掀开放在一边。
谢医生见我掀开被子，对袁医生说：“有体温计吗？”
“有。”袁医生随身总带着一只体温计。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来，对着窗户看了看体温计的度数，而后用力甩了两下，又举在眼前看了看，这才把体温计放在我的腋窝里。袁医生问谢医生：“几点了？”
谢医生看了看窗户上的窗棂影子，说：“十一点半了吧？快开午饭了。”
过了一会儿，袁医生从我腋窝里取出体温计对着窗子一看：“啊呀！四十度点五！”
“四十度点五？我看看！”谢医生接过体温计一看，吓了一跳，“哎哟！不是四十度点五是四十度点七！体温这么高，他怎么受得了呀？”她俯下身子问我：“晓刚，你觉得怎么样？”
“头痛，头痛得利害！”
“身上呢？”
“身上像着了火，难受极了！”
“我给你用毛巾冷敷冷敷吧，哪一条毛巾是你的？”
没等我说话，袁医生说：“绳子上最东头那条。”
谢医生看了看，撇着嘴说：“这还能用？太脏了！”
袁医生从绳子上取下最白最干净的一条说：“用我的吧！”
谢医生接过袁医生的毛巾，走到外屋，找到洗脸盆，倒上冷水，把毛巾浸湿，拧了拧，进屋来，把毛巾敷在我的额头上。这时，刘医生和另外几位医生下班了，还没进屋就在院子里喊：
“老袁！拿筷子拿碗，走呀！改善伙食，土豆、白菜、莜麦面，香得很哪！”
袁医生走了出去：“嘘！小声点儿，晓刚病了。”
刘医生压低了声音问：“什么病？”
“发疟疾。”
“噢！不要紧，发作过去就没事儿了。走，到伙房吃饭去！”
袁医生进屋来对谢医生说：“吃饭去吧，开饭了。”
谢医生说：“看他烧成这个样子，还能离开人？你们去吧！吃完了给我带回点儿来就行了。”
袁医生他们走了，剩下谢医生守在我身边。她不时地摸摸我的身上，摸摸我的脑袋，为我更换额头上的冷毛巾。这时，我的脑袋痛得像要炸开似的，都能听到耳边的血管“嘣嘣”跳。我嘴里干得要冒烟儿了，浑身酸痛，翻来覆去怎么躺着都不舒服。我给烧迷糊了，仿佛听到谢医生说：“晓刚，喝口水吧！”
我本能地张开嘴，觉得一只碗送到我的嘴边。我晃晃悠悠地张着嘴去喝，喝了一半，洒了一半。我只记得谢医生把我扶起来，揽着我让我喝了几口水。以后，我就像在云彩里遨游太空一样，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迷迷糊糊的。
我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着过了好长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谢医生给我吃了药，打了针。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出了一身汗。这汗出得我浑身是水。头发湿了，褂子湿了，裤子也湿了，衣服湿得都能拧出水来。身上却觉得轻松了，舒服了，一点儿痛苦都没有了，就像平时没有病的感觉一样。真怪，这病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要冷冷得要命，要热热得要死，要出汗就像从水池里爬出来一样。怪不得炊事班长老王说有疟疾鬼呢！真像有鬼一样。人们常说“武大郎发疟疾，一阵子一阵子的”真是一点不假。
谢医生见我出汗了，问：“你觉得怎么样？”
“没事了，全好了。袁医生他们呢？”
“都去上班了。大概三点多了。”谢医生催我，“快把衣服脱下来换一换，把湿衣服给我，连同你那条脏毛巾一起，我给你洗洗。”
我不好意思，说：“那怎么行呢？我自己能洗。”
谢医生白了我一眼：“别这么扭扭捏捏的。我比你大十岁，难道我还当不了你的大姐？快，把衣服脱下来给我。”
“那──，你先出去，在外面等着，等我把衣服换下来再给你”我的脸有些热了。
“想不到你还像个大姑娘，这么封建。我当了好几年医生，什么没见过，怕什么？快脱！”
我一边脱衣服一边问谢医生：“人们在议论，说你跟穆院长好，是真还是假？”
她抿着嘴笑了，瞅了我一眼，说：“你别跟他们在一起瞎吵吵。他们净胡说八道。”
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她内心的秘密，说：“穆院长是个好人。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
谢医生半喜半嗔地说：“你要是跟他们学坏，这些湿衣服，我不给你洗了。”
我连忙谢罪：“大姐，我再也不说了。”
她抿着嘴瞪了我一眼：“快把湿衣服给我扔过来！”
我把换下来的脏衣服扔给她。她拣把了拣把，拿到屋子外边洗去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暗暗地揣摩：她有些像我的敬珍姐，可又不像。她比敬珍姐更大方，更开朗，革命道理懂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