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的情与爱续集 (63) - 童婚的情与爱
自从参战以后，不是行军就是打仗。行军，有时在白天，但多半在黑夜。作战时，我们卫生处的任务就是跟在团队后面对伤员进行初期处理，然后将伤员转运到后方医院继续治疗。
战争是艰苦的，紧张的。我不记得我们走了多少路，也不记得打了多少次仗。我只知道，每次战斗一打响，必有伤员下来，少则十几个，多则上百名。三个月以后，我们旅的战斗减员，包括受伤的和牺牲的，有好几百人。这几个月中，我有时分配到后送分类组跟谢医生工作，有时在裘处长和穆医生的手术组打杂，有时在袁医生的换药组换药，有时在烈士组和李文书一起掩埋烈士。
战争的残酷性对每个人都是生死考验。当一个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时候，他就会抛弃任何私心杂念，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所以，尽管我们的工作非常紧张，非常艰苦，有时还有生命危险，可是大家的心情却非常愉快。
我这一生中，使我最难忘的是拒马河边那次战斗。
那是一九四八年的九月，我军和敌人在拒马河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打了一天多还没结束。我们卫生处在河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展开工作。伤员很多，烈士也不少。工作相当紧张。
那次战斗，罗大个子在手术组负责消毒，就是把手术用过的器械、手术巾和敷料洗干净后包起来，放入大锅里煮沸消毒十分钟，捞出来，再送回手术室继续使用。朱斌志在换药组换药。王定远在后送分类组。我在烈士组掩埋烈士。
战斗一打响，村里的老百姓几乎跑光了。我们烈士组在村东一家没有主人的大院子里展开工作。我们把主人家的床搬到院子里，把水桶、脸盆、军衣、木牌都准备好，让民工在村外挖一些坟坑。烈士来了，我们在院里的床上脱去烈士的衣服，给烈士擦净身上的血迹，裹好伤口，换上新军装，然后抬到村外掩埋。
战斗打了一天多，我们烈士组埋葬了七八名烈士的尸体。这天下午，我们正处理一位腹部受伤的阵亡烈士。
放在床上的这位烈士，是个又粗又壮的小伙子。脸色土灰，眼睛半闭，角膜浑浊，鼻孔和嘴里满是尘土。衣服、鞋子又脏又湿，散发着汗臭味和粪臭味。上衣和裤子上有大片紫红色血迹。衣服上有几处被炮弹炸破的口子。
我从死者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伤票，向李文书念道：“王国栋，男，二十四岁，三团九连战士，河北完县人，腹部炸伤……”
李文书把我念的情况一一写在烈士登记薄上。
因为死者身材高大，衣服很难脱，我就用剪刀顺着死者的裤腿儿把裤子从下往上剪开，再把袖子也剪开，这样，就把死者的整个尸体暴露出来了。
在旁边站着的两位民工一看见死者的伤口，吓得直往后躲。死者的肚子被炸得血肉模糊，右侧腹部有碗口大的一个不规则的大窟窿，一嘟噜肠子露在外面，有段肠子炸断了，粪便漏出来，屎臭味儿难闻得呛鼻子。
我把死者的碎衣服从他身下拽出来，扔在地上，对民工说：“快把水盆和毛巾端过来，帮我把烈士身上的血和泥土擦干净。”
民工把水盆端到床前，因为粪臭味儿太大，两个民工放下盆后，捂着鼻子躲到一边站着看起来了。李文书放下登记本，伸手拿起水盆里的毛巾，蘸着水给烈士擦身上的泥土和血迹。我撕了条纱布，先把打断的肠子扎住不让大便往外流，然后用水把肠子上和伤口里的粪便和泥土冲洗干净，用纱布擦干，尽量把肠子送回腹腔。最后用大块纱布捂住伤口，我和李文书用绷带把死者的肚子缠起来，把身体彻底擦洗干净。我们开始给烈士穿衣服。
两位民工见我们给烈士穿衣服，不害怕了，壮着胆子走过来。我们四个人有抬死人屁股的，有提裤子的，总算把裤子穿上了。
该穿上衣了。只有把死人抬起来让死人坐着才能把上衣穿上。我和李文书用了好大劲儿才把死人抬起来。死人刚一坐直，紧接着脑袋往前一耷拉，脖子窝住了。死人坐起来，胸部的压力加大，胸腔里的气体被挤了出来。气体往外一冲，死人像叹气一样“哼”了一声。
死人这一“哼”不要紧，可把两个民工吓坏了。他们撒腿就跑，边跑边喊：“死人活啦！死人活啦！”
李文书听到死人“哼”了一声，又见民工一边跑一边喊，吓得他也不知如何是好了，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声：“我的妈呀，诈尸了！”说着，他放下死人也跑了。
他们一喊诈尸，我也毛了。我扶着死人直哆嗦，可又不好把死者扔下不管，扔掉烈士那是对革命烈士不尊重的态度问题。我既不能撒手，又不能跑，手里的死人又要诈尸，我吓得头发立了起来，起了浑身鸡皮疙瘩。我自己也说不清哪里来的那么一股子怪声调，我扯着嗓子喊：
“你你你……你们来呀！你们……快来呀！”
他们仨听我一喊，都站住了。他们定了定神，见我浑身直哆嗦，脸都白了，声调也变了，不由得站在旁边笑了。
人家紧张得要命，他们还在那里笑。我急得骂人了：“他妈的！你们还有点儿革命同情心没有了？你们就这么放下烈士不管啦！”
李文书，一来见死者并未诈尸，二来自己是共产党员，三来我还在那里扶着死者没有走开，他感动了，走过来和我一起扶着死者，把两个民工叫了回来。
我们四个人给烈士穿上衣服，戴好帽子，然后把他放在担架上。李文书写好烈士牌以后，我们四个人把烈士抬出院子，到村外去埋葬。
火线上的枪声更加激烈。我们一边埋，李文书一边说：“枪响得这么厉害，肯定还有烈士下来。埋好这位烈士以后，再刨几个坑吧！”
我们正在刨坑的时候，北面传来飞机的“嗡嗡”声。声音先是很小很小，隐隐约约刚可听到。继而，声音越来越大。我们停下来朝北望去，有两架蜻蜓式的飞机朝拒马河这里飞来，飞得越来越近，霎时间飞到我们头顶上。飞机飞得很低，看上去有半间房子大，机翼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军徽看得清清楚楚。飞机“轰隆隆”的马达声，使人感到震动，震得人心惊胆战的。我和李文书急忙卧倒趴在地上。两位民工不懂军事知识，一见飞机压顶了，扔下铁锨就跑。李文书一个箭步蹿上去大喝一声：“别跑！快卧倒！”拽住两个民工把他们按倒在地上。
这时，飞机已经过去了。它转了个弯，在拒马河边盘旋起来。每次盘旋都在我们头顶上经过。我们望着飞机盘旋，卧着一动不动。因为卧着不动，飞机是发现不了的。但是，你一跑，就容易暴露目标。
李文书望着盘旋的飞机骂道：“他妈的，蒋介石这个王八蛋，仗着他美国主子送给他的飞机大炮来欺负我们。我手里要是有枪，非把它揍下来不可。”
李文书一说话，把两个民工吓坏了。他们恳求李文书：“别说话了行不行？小心叫飞机听见！”
我和李文书都笑了。我说：“飞机到头顶上响的时候，你们俩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飞机上的人怎么能听到地上的人说话呢？”
两个民工听我说得有道理，也笑了。但是，他们还是趴着一点不敢动。
我对李文书说：“不怕别的，就怕分类后送组院子里的伤员暴露目标。因为人多不好隐蔽。”
李文书说：“你放心吧，管理员和谢医生有经验，不会暴露目标的。我担心的倒是现在正在冒烟的那个烟筒。那是给手术室消毒器械敷料的吧？”
我说：“是，罗大个子在那里。他会把火弄灭的。因为我们在干部培训学校学过防空知识。”
飞机在我们头上转了几圈，又在河边转了转，飞走了。
飞机走了，我们站起来挖了几个坑，回到处理烈士的院子里。我们刚进院儿，随即有两名民工抬进一位烈士来。担架后面跟着一位十五六岁的小战士。
担架放下后，李文书问小战士：“烈士下来怎么还有人跟着呀？”
小战士指着烈士说：“这是我们团的参谋长，我是团部通信员。”
“你是哪团的？”
“二团的。”
“二团的?!”我一惊，心想，可别是田队长呀？我问：“是田参谋长吗？”
小战士点点头：“是”。
我俯下身子一看。不错，是他！高高的个儿，很魁梧，四方脸，浓眉毛，宽鼻梁，还有络腮胡子，就是额头上被子弹打了个洞。我流泪了，问通信员：“参谋长怎么牺牲的？”
小战士说：“他在掩体里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阵地。前几次没发生危险。可最后一次，他刚一抬头就被敌人的神枪手打中了，当场就牺牲了。”说着，小战士哭了。
李文书见烈士是田参谋长，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他问我：“这件事要叫谢医生知道了，不知难过成什么样子呢？你说，告不告诉她？”
我说：“不但要告诉她，还应该告诉罗大个子、朱斌志和王定远。在学校里他是我们分队的队长。你先和民工一起处理吧！我去找他们。”
说完，我走出烈士组大院儿，来到后送分类组院里。谢医生正蹲在地上检查伤员。王定远在登记伤员的姓名和伤情。我走过去拉了拉王定远：“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我把王定远拉到一边，小声对他说：“田队长牺牲了。”
“啊?!田队长牺牲了。他在哪儿？”
“小声点儿，别让谢医生听见。尸体在我们烈士组院里呢。”
“怎么也得告诉谢医生呀！”
“先别忙。直接告诉她，肯定会哭的，影响不好。咱们就说旅部有人来找她，等她到了烈士组，再哭就不怕了。你说对吧？”
“好，我去跟她说。”
“你去跟她说，我去告诉朱斌志和罗大个子。”
“你去吧！朱斌志在西屋换药。大个子在手术室隔壁院里消毒呢。”
王定远说完，走到谢医生身边，悄悄地和她说了几句话。谢医生站起来找到侯管理员，和侯管理员说了几句话，就和王定远一起走了。
侯管理员走过来问我：“出什么事了？怎么把谢医生叫走了？”
我告诉他：“田参谋长牺牲了。”
“田参谋长牺牲了？快去告诉裘处长！”
我走进手术室，裘处长和穆医生正为一名胸部受伤的伤员做手术。室内没有罗峰。我向裘处长报告：“处长，二团的田参谋长阵亡了。尸体在烈士组。谢医生已经去烈士组了。”
处长听说田参谋长阵亡了，先是一愣，而后很快平静下来。他对穆医生说：“老穆，你到烈士组去一趟吧，照顾好谢医生。分类后送组的工作，我叫刘医生去处理。你现在就脱手术衣去吧！”
我从手术组出来，到换药组把田队长牺牲的消息告诉朱斌志。朱斌志当场就哭了。我叫朱斌志先去烈士组，随后我到隔壁烟筒冒烟的一家去找罗大个子。
我进了隔壁院里，这家的主人不在。我走进厨房，蔡二虎正弯着腰从锅里往外捞消毒好了的手术器械和手术巾。我问蔡二虎：
“大个子呢？”
“出去不久。他不在手术室吗？”
“我刚从手术室来，手术室里没有他。”
“可能是去厕所了？刚才还在这儿。”
“我去厕所看看。”
我到这家厕所里看了看，里面没有他。我返回厨房问二虎：“他没说到哪里去吗？”
“没有。飞机在天上转那会儿，手术室需要手术巾，等大个子，大个子没去。处长叫我来看看。我进厨房的时候，他正在墙旮旯里蹲着，脸色煞白，一动不动。飞机走了以后他探着脑袋听了一阵子，后来就出去了。我以为他去厕所了。”
“厕所里没他，他到哪儿去了呢？奇怪！”
蔡二虎说：“是开小差儿了吧？”
“不会。我们相处一年了。他这人老实，像个大姑娘，很少和人说话，干起活来又总是抢着干。他怎么会开小差呢？”
二虎问：“找他干什么？”
“我们队长牺牲了，要告诉他。”
“谁是你们队长？”
“就是二团田参谋长呀！在军队干部培训学校里他就是我们的直接首长，对我们可好呢。我们参军就是他接收我们入伍的。”
“啊，田举，谢医生的爱人。你告诉谢医生了吗？”
“谢医生已经去烈士组了。找不到罗峰算了。我回烈士组了。”
我回到烈士组院里。朱斌志和王定远含着眼泪和李文书一起给田队长擦尸体。田队长的肩部、腹部和大腿上有多处战斗中遗留下来的伤疤。谢医生眼睛红红的，站在穆医生身边呆呆地望着人们料理尸体，她一声没哭。我心里暗暗地说：“谢医生真是个坚强的女人啊！”
人们给田队长穿好衣服。谢医生走上前去，俯下身子用颤抖的手给队长正了正头上的帽子，抻展了衣服上的折子，用手摸着队长的脸，以深情的目光默默地看着队长，泪花在眼里闪动着，转来转去。她是用极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不让眼泪掉下来，可是眼里容纳不下她那过多的眼泪，泪珠还是滴了下来，滴在田队长的身上。她看了队长许久许久，她的嘴唇抖动了一下，用颤抖的声音说：“老田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我对不住你，没有给你留下个孩子你就走了。为了革命，为了战争的胜利，请你原谅我。你安息吧！”
在场的同志听了谢医生那感人肺腑的话，都流泪了。穆医生上去劝她：“谢医生，别难过了。我们把老田埋了吧！”
谢医生点了点头，擦了一把眼泪，站起来。人们七手八脚地把田队长抬上了担架。我、朱斌志、王定远和李文书，我们四个人抬着担架，把田队长抬到了墓地上。
当我们把田队长埋好，把写着“烈士田举之墓”的牌子插在田队长坟前的时候，谢医生猛地扑在坟头上，两手抓着坟上的泥土“哇哇”大哭起来。这哭声如同爆发的山洪一样倾泻下来，使山河共泣草木垂泪。朱斌志失声地哭了，我和王定远哭了，在场的人都哭了。我们军队干部培训学校来的四个同学中，唯独没有罗大个子。他确实开小差儿跑了。我和朱斌志、王定远为他感到无比羞耻。
自从参战以后，不是行军就是打仗。行军，有时在白天，但多半在黑夜。作战时，我们卫生处的任务就是跟在团队后面对伤员进行初期处理，然后将伤员转运到后方医院继续治疗。
战争是艰苦的，紧张的。我不记得我们走了多少路，也不记得打了多少次仗。我只知道，每次战斗一打响，必有伤员下来，少则十几个，多则上百名。三个月以后，我们旅的战斗减员，包括受伤的和牺牲的，有好几百人。这几个月中，我有时分配到后送分类组跟谢医生工作，有时在裘处长和穆医生的手术组打杂，有时在袁医生的换药组换药，有时在烈士组和李文书一起掩埋烈士。
战争的残酷性对每个人都是生死考验。当一个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时候，他就会抛弃任何私心杂念，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所以，尽管我们的工作非常紧张，非常艰苦，有时还有生命危险，可是大家的心情却非常愉快。
我这一生中，使我最难忘的是拒马河边那次战斗。
那是一九四八年的九月，我军和敌人在拒马河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打了一天多还没结束。我们卫生处在河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展开工作。伤员很多，烈士也不少。工作相当紧张。
那次战斗，罗大个子在手术组负责消毒，就是把手术用过的器械、手术巾和敷料洗干净后包起来，放入大锅里煮沸消毒十分钟，捞出来，再送回手术室继续使用。朱斌志在换药组换药。王定远在后送分类组。我在烈士组掩埋烈士。
战斗一打响，村里的老百姓几乎跑光了。我们烈士组在村东一家没有主人的大院子里展开工作。我们把主人家的床搬到院子里，把水桶、脸盆、军衣、木牌都准备好，让民工在村外挖一些坟坑。烈士来了，我们在院里的床上脱去烈士的衣服，给烈士擦净身上的血迹，裹好伤口，换上新军装，然后抬到村外掩埋。
战斗打了一天多，我们烈士组埋葬了七八名烈士的尸体。这天下午，我们正处理一位腹部受伤的阵亡烈士。
放在床上的这位烈士，是个又粗又壮的小伙子。脸色土灰，眼睛半闭，角膜浑浊，鼻孔和嘴里满是尘土。衣服、鞋子又脏又湿，散发着汗臭味和粪臭味。上衣和裤子上有大片紫红色血迹。衣服上有几处被炮弹炸破的口子。
我从死者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伤票，向李文书念道：“王国栋，男，二十四岁，三团九连战士，河北完县人，腹部炸伤……”
李文书把我念的情况一一写在烈士登记薄上。
因为死者身材高大，衣服很难脱，我就用剪刀顺着死者的裤腿儿把裤子从下往上剪开，再把袖子也剪开，这样，就把死者的整个尸体暴露出来了。
在旁边站着的两位民工一看见死者的伤口，吓得直往后躲。死者的肚子被炸得血肉模糊，右侧腹部有碗口大的一个不规则的大窟窿，一嘟噜肠子露在外面，有段肠子炸断了，粪便漏出来，屎臭味儿难闻得呛鼻子。
我把死者的碎衣服从他身下拽出来，扔在地上，对民工说：“快把水盆和毛巾端过来，帮我把烈士身上的血和泥土擦干净。”
民工把水盆端到床前，因为粪臭味儿太大，两个民工放下盆后，捂着鼻子躲到一边站着看起来了。李文书放下登记本，伸手拿起水盆里的毛巾，蘸着水给烈士擦身上的泥土和血迹。我撕了条纱布，先把打断的肠子扎住不让大便往外流，然后用水把肠子上和伤口里的粪便和泥土冲洗干净，用纱布擦干，尽量把肠子送回腹腔。最后用大块纱布捂住伤口，我和李文书用绷带把死者的肚子缠起来，把身体彻底擦洗干净。我们开始给烈士穿衣服。
两位民工见我们给烈士穿衣服，不害怕了，壮着胆子走过来。我们四个人有抬死人屁股的，有提裤子的，总算把裤子穿上了。
该穿上衣了。只有把死人抬起来让死人坐着才能把上衣穿上。我和李文书用了好大劲儿才把死人抬起来。死人刚一坐直，紧接着脑袋往前一耷拉，脖子窝住了。死人坐起来，胸部的压力加大，胸腔里的气体被挤了出来。气体往外一冲，死人像叹气一样“哼”了一声。
死人这一“哼”不要紧，可把两个民工吓坏了。他们撒腿就跑，边跑边喊：“死人活啦！死人活啦！”
李文书听到死人“哼”了一声，又见民工一边跑一边喊，吓得他也不知如何是好了，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声：“我的妈呀，诈尸了！”说着，他放下死人也跑了。
他们一喊诈尸，我也毛了。我扶着死人直哆嗦，可又不好把死者扔下不管，扔掉烈士那是对革命烈士不尊重的态度问题。我既不能撒手，又不能跑，手里的死人又要诈尸，我吓得头发立了起来，起了浑身鸡皮疙瘩。我自己也说不清哪里来的那么一股子怪声调，我扯着嗓子喊：
“你你你……你们来呀！你们……快来呀！”
他们仨听我一喊，都站住了。他们定了定神，见我浑身直哆嗦，脸都白了，声调也变了，不由得站在旁边笑了。
人家紧张得要命，他们还在那里笑。我急得骂人了：“他妈的！你们还有点儿革命同情心没有了？你们就这么放下烈士不管啦！”
李文书，一来见死者并未诈尸，二来自己是共产党员，三来我还在那里扶着死者没有走开，他感动了，走过来和我一起扶着死者，把两个民工叫了回来。
我们四个人给烈士穿上衣服，戴好帽子，然后把他放在担架上。李文书写好烈士牌以后，我们四个人把烈士抬出院子，到村外去埋葬。
火线上的枪声更加激烈。我们一边埋，李文书一边说：“枪响得这么厉害，肯定还有烈士下来。埋好这位烈士以后，再刨几个坑吧！”
我们正在刨坑的时候，北面传来飞机的“嗡嗡”声。声音先是很小很小，隐隐约约刚可听到。继而，声音越来越大。我们停下来朝北望去，有两架蜻蜓式的飞机朝拒马河这里飞来，飞得越来越近，霎时间飞到我们头顶上。飞机飞得很低，看上去有半间房子大，机翼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军徽看得清清楚楚。飞机“轰隆隆”的马达声，使人感到震动，震得人心惊胆战的。我和李文书急忙卧倒趴在地上。两位民工不懂军事知识，一见飞机压顶了，扔下铁锨就跑。李文书一个箭步蹿上去大喝一声：“别跑！快卧倒！”拽住两个民工把他们按倒在地上。
这时，飞机已经过去了。它转了个弯，在拒马河边盘旋起来。每次盘旋都在我们头顶上经过。我们望着飞机盘旋，卧着一动不动。因为卧着不动，飞机是发现不了的。但是，你一跑，就容易暴露目标。
李文书望着盘旋的飞机骂道：“他妈的，蒋介石这个王八蛋，仗着他美国主子送给他的飞机大炮来欺负我们。我手里要是有枪，非把它揍下来不可。”
李文书一说话，把两个民工吓坏了。他们恳求李文书：“别说话了行不行？小心叫飞机听见！”
我和李文书都笑了。我说：“飞机到头顶上响的时候，你们俩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飞机上的人怎么能听到地上的人说话呢？”
两个民工听我说得有道理，也笑了。但是，他们还是趴着一点不敢动。
我对李文书说：“不怕别的，就怕分类后送组院子里的伤员暴露目标。因为人多不好隐蔽。”
李文书说：“你放心吧，管理员和谢医生有经验，不会暴露目标的。我担心的倒是现在正在冒烟的那个烟筒。那是给手术室消毒器械敷料的吧？”
我说：“是，罗大个子在那里。他会把火弄灭的。因为我们在干部培训学校学过防空知识。”
飞机在我们头上转了几圈，又在河边转了转，飞走了。
飞机走了，我们站起来挖了几个坑，回到处理烈士的院子里。我们刚进院儿，随即有两名民工抬进一位烈士来。担架后面跟着一位十五六岁的小战士。
担架放下后，李文书问小战士：“烈士下来怎么还有人跟着呀？”
小战士指着烈士说：“这是我们团的参谋长，我是团部通信员。”
“你是哪团的？”
“二团的。”
“二团的?!”我一惊，心想，可别是田队长呀？我问：“是田参谋长吗？”
小战士点点头：“是”。
我俯下身子一看。不错，是他！高高的个儿，很魁梧，四方脸，浓眉毛，宽鼻梁，还有络腮胡子，就是额头上被子弹打了个洞。我流泪了，问通信员：“参谋长怎么牺牲的？”
小战士说：“他在掩体里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阵地。前几次没发生危险。可最后一次，他刚一抬头就被敌人的神枪手打中了，当场就牺牲了。”说着，小战士哭了。
李文书见烈士是田参谋长，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他问我：“这件事要叫谢医生知道了，不知难过成什么样子呢？你说，告不告诉她？”
我说：“不但要告诉她，还应该告诉罗大个子、朱斌志和王定远。在学校里他是我们分队的队长。你先和民工一起处理吧！我去找他们。”
说完，我走出烈士组大院儿，来到后送分类组院里。谢医生正蹲在地上检查伤员。王定远在登记伤员的姓名和伤情。我走过去拉了拉王定远：“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我把王定远拉到一边，小声对他说：“田队长牺牲了。”
“啊?!田队长牺牲了。他在哪儿？”
“小声点儿，别让谢医生听见。尸体在我们烈士组院里呢。”
“怎么也得告诉谢医生呀！”
“先别忙。直接告诉她，肯定会哭的，影响不好。咱们就说旅部有人来找她，等她到了烈士组，再哭就不怕了。你说对吧？”
“好，我去跟她说。”
“你去跟她说，我去告诉朱斌志和罗大个子。”
“你去吧！朱斌志在西屋换药。大个子在手术室隔壁院里消毒呢。”
王定远说完，走到谢医生身边，悄悄地和她说了几句话。谢医生站起来找到侯管理员，和侯管理员说了几句话，就和王定远一起走了。
侯管理员走过来问我：“出什么事了？怎么把谢医生叫走了？”
我告诉他：“田参谋长牺牲了。”
“田参谋长牺牲了？快去告诉裘处长！”
我走进手术室，裘处长和穆医生正为一名胸部受伤的伤员做手术。室内没有罗峰。我向裘处长报告：“处长，二团的田参谋长阵亡了。尸体在烈士组。谢医生已经去烈士组了。”
处长听说田参谋长阵亡了，先是一愣，而后很快平静下来。他对穆医生说：“老穆，你到烈士组去一趟吧，照顾好谢医生。分类后送组的工作，我叫刘医生去处理。你现在就脱手术衣去吧！”
我从手术组出来，到换药组把田队长牺牲的消息告诉朱斌志。朱斌志当场就哭了。我叫朱斌志先去烈士组，随后我到隔壁烟筒冒烟的一家去找罗大个子。
我进了隔壁院里，这家的主人不在。我走进厨房，蔡二虎正弯着腰从锅里往外捞消毒好了的手术器械和手术巾。我问蔡二虎：
“大个子呢？”
“出去不久。他不在手术室吗？”
“我刚从手术室来，手术室里没有他。”
“可能是去厕所了？刚才还在这儿。”
“我去厕所看看。”
我到这家厕所里看了看，里面没有他。我返回厨房问二虎：“他没说到哪里去吗？”
“没有。飞机在天上转那会儿，手术室需要手术巾，等大个子，大个子没去。处长叫我来看看。我进厨房的时候，他正在墙旮旯里蹲着，脸色煞白，一动不动。飞机走了以后他探着脑袋听了一阵子，后来就出去了。我以为他去厕所了。”
“厕所里没他，他到哪儿去了呢？奇怪！”
蔡二虎说：“是开小差儿了吧？”
“不会。我们相处一年了。他这人老实，像个大姑娘，很少和人说话，干起活来又总是抢着干。他怎么会开小差呢？”
二虎问：“找他干什么？”
“我们队长牺牲了，要告诉他。”
“谁是你们队长？”
“就是二团田参谋长呀！在军队干部培训学校里他就是我们的直接首长，对我们可好呢。我们参军就是他接收我们入伍的。”
“啊，田举，谢医生的爱人。你告诉谢医生了吗？”
“谢医生已经去烈士组了。找不到罗峰算了。我回烈士组了。”
我回到烈士组院里。朱斌志和王定远含着眼泪和李文书一起给田队长擦尸体。田队长的肩部、腹部和大腿上有多处战斗中遗留下来的伤疤。谢医生眼睛红红的，站在穆医生身边呆呆地望着人们料理尸体，她一声没哭。我心里暗暗地说：“谢医生真是个坚强的女人啊！”
人们给田队长穿好衣服。谢医生走上前去，俯下身子用颤抖的手给队长正了正头上的帽子，抻展了衣服上的折子，用手摸着队长的脸，以深情的目光默默地看着队长，泪花在眼里闪动着，转来转去。她是用极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不让眼泪掉下来，可是眼里容纳不下她那过多的眼泪，泪珠还是滴了下来，滴在田队长的身上。她看了队长许久许久，她的嘴唇抖动了一下，用颤抖的声音说：“老田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我对不住你，没有给你留下个孩子你就走了。为了革命，为了战争的胜利，请你原谅我。你安息吧！”
在场的同志听了谢医生那感人肺腑的话，都流泪了。穆医生上去劝她：“谢医生，别难过了。我们把老田埋了吧！”
谢医生点了点头，擦了一把眼泪，站起来。人们七手八脚地把田队长抬上了担架。我、朱斌志、王定远和李文书，我们四个人抬着担架，把田队长抬到了墓地上。
当我们把田队长埋好，把写着“烈士田举之墓”的牌子插在田队长坟前的时候，谢医生猛地扑在坟头上，两手抓着坟上的泥土“哇哇”大哭起来。这哭声如同爆发的山洪一样倾泻下来，使山河共泣草木垂泪。朱斌志失声地哭了，我和王定远哭了，在场的人都哭了。我们军队干部培训学校来的四个同学中，唯独没有罗大个子。他确实开小差儿跑了。我和朱斌志、王定远为他感到无比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