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的情与爱续集 (59) - 童婚的情与爱
“啪，啪，啪……”
“咚！咚！……”
“嗒嗒嗒嗒……”
“嗵——嗒！嗵——嗒！……”
手枪声，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掷弹筒发射声，“噼里啪啦”的顿时响成了一锅粥。好像天空中子弹在穿梭，弹片在横飞，土石在飞溅，其猛烈的程度就像亿万颗子弹和爆炸的碎片就要雨点般地落在头上似的。有生以来，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激烈的枪炮声。这枪炮声可比大年初一早晨的鞭炮响多了，真吓人！我的心不由得紧张起来。我紧走了两步闯进了北面的大教室。
大教室里，孙万钧他们还在紧张地安排手术室。这时，屋顶上挂起了白帐子，窗帘已经挂好了，手术台上铺了橡皮布。敷料和器械摆在了桌子上。屋顶中央吊着一盏刚刚点着的汽灯。穆医生正往汽灯里打气。随着“刺刺”的打气声，汽灯下面纱网上的黄火苗儿渐渐缩小、变白，最后被限制在石棉网里。石棉网发出刺眼的白光。手术室里照得雪亮雪亮的。
点好汽灯，穆医生一边扣好汽灯的玻璃罩一边说：“同志们，穿手术衣吧！前面打响了，伤员很快就下来了。”
手术室里，除了朱斌志有些紧张以外，其它人非常镇静。他们有条不紊地行动着。我虽然也有些紧张，我还是壮着胆子对穆医生说：“穆医生，炊事班长说，饭做好了，还吃不吃？”
“还能吃饭？以后再说吧！”穆医生不紧不慢地说。
孙万钧担任器械护士。他从器械台上拿起两件手术衣，递给穆医生和刘医生。穆医生和刘医生按照操作常规穿上手术衣，转过身来让身后的人系上手术衣的腰带子。穆医生把背转向朱斌志。朱斌志的两手抖得筛糠似的，好长时间系不上。这时，裘处长进来了，他看到小朱发抖的样子，真想发火，转念一想，小朱刚来，第一次听到枪响，难免有些紧张，就用温和的口气对朱斌志说：
“不要害怕嘛！不要听到枪声就紧张。咱们这儿离火线还远哩。手榴弹扔不到这儿，子弹打不到这儿，掷弹筒的炮弹也打不过来。除非飞机在咱们头上扔炸弹，咱们这儿是平安无事的。别怕，没事儿，啊！”
“不害怕，一点儿也不害怕。”朱斌志那颤抖的手，终于把穆医生身后的带子系上了。
裘处长向孙万钧一伸手：“给我口罩、帽子！”
孙万钧早就准备着呢，他把口罩、帽子递给处长。处长戴上口罩、帽子，还没说话，孙万钧又递过手术衣来。裘处长穿上手术衣，把背转向我：“小曹，给我系上。”
虽说外面的枪声像撒豆子似地“噼啪”响着，我的心已踏实多了。我很顺利地把裘处长手术衣上的带子系好了。这时，谢医生在外面喊我：
“小曹！伤员下来了。快出来！”
处长说：“谢医生喊你，去吧！”
我走出手术室，院里的枪声清脆得就像在耳边一样。就见谢医生正在指挥抬担架的民工：
“这边来，这边来，靠西边放下。对，轻点儿，轻点儿。”
民工们把七八个担架并排地放在西墙根儿下。我走过去，谢医生对我说：“来，我们先检查最重的伤员。”
她首先走到一位头部受伤的伤员身边，蹲下来。
这位伤员在担架上躺着一动不动。头上裹了一头浸有鲜血的绷带，只露着两只半睁半闭无神的眼睛。谢医生轻轻地扒开伤员的眼皮。伤员的瞳孔又大又圆。她用手电筒照了一下，瞳孔一点儿反应没有。谢医生不由得说了声“不好”，紧接着又去摸伤员的脉搏，脉搏一跳不跳。她急忙撕开伤员的上衣，用听诊器听伤员的心脏。听了好大一会儿，最后她把听诊器从耳朵上摘下来往衣兜里一装，说：“完了，早就不行了。”
她站起来对我说：“把烈士抬到西面隔壁的祠堂院里，交给烈士组处理吧！”
我领着民工把烈士抬到隔壁的祠堂院里，把烈士交给了李文书和罗大个子，又急忙跑了回来。
我回到学校院里的时候，谢医生正蹲着检查另一位左手受伤的伤员。这位伤员很粗壮，就是面色苍白，出血过多。伤员坐在担架上举着受伤的手说：“在团包扎所里，我要求自己走下来，医生说什么也不让，非叫担架抬我不行。我这一百五十多斤多沉呀！叫人家抬着多不好意思。”
谢医生一边解开他手上的绷带，一边说：“因为你出血过多，怕你晕倒了，才用担架抬你。”
“我又不是泥捏的、纸糊的，哪有那么娇气。”他还蛮不在乎哩！
伤员的手打开了。拇指、食指和中指全炸没了。手掌炸去了大半拉，血肉模糊，露着炸断了的白色肌腱和骨头茬子。谢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这只手保不住了，需要截肢。”
“什么叫截肢？”伤员问。
“就是把整个手锯掉。”
伤员淡淡一笑：“锯就锯吧，没关系！为了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跟着党干革命，生命都可以牺牲，锯掉一只手算什么？”
谢医生说：“把他扶到手术室去吧！”
“扶我，扶我干什么？我起来自己走。”
真的，他就是没有让我扶，晃晃悠悠的，自己走进了手术室。
谢医生走到第三副担架旁边。担架上躺着的伤员大约十七八岁，又瘦又小。两只惊恐的大眼睛东张西望，嘴里还不住地“哎呀呀”“哎呀呀”的小声哼哼。好像他的伤有多重似的。
谢医生说：“拿出你的伤票来！”
伤员哆里哆嗦地把手伸进左侧的上衣口袋里，取出伤票递给谢医生。
打仗的时候有个规定：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在团包扎所包扎伤口的时候，都要填写伤票放在左侧的上衣口袋里。伤票上写有伤员的姓名、年龄、队别、职别、籍贯，并且标明受伤的部位、武器伤的种类（枪伤、炸伤、刀伤、跌打伤）、受伤的类型（贯通伤、盲管伤、擦伤）、伤情轻重、有无骨折、上止血带的时间等等，以便在后送期间进行阶梯治疗。
谢医生拿过伤票一看，伤票上标的是右臀部，炸伤，擦伤，轻伤，就说：“小伙子，别紧张，没关系。把裤子褪下来，让我检查一下。”
伤员可能害羞，不愿让女同志检查，扭扭捏捏地不脱裤子。谢医生把他的裤带解开，用力把裤子往下一扒，说：“看你这封建劲儿！”
伤员的屁股露出了一大半儿。
“再往下脱！”
伤员的屁股全露出来了。上面的绷带松了，敷料偏在一边。
“小曹，把伤口打开！”
我把伤员屁股上的绷带去掉，又去揭伤口上的敷料。我刚一揭，伤员“哎哟”了一声。
谢医生斥责他：“你叫唤啥！手榴弹皮擦破了你铜钱大的一层皮儿，就哼哼唧唧的，娇气儿！”
谢医生把抬担架的民工叫过来，指着东面的教室说：“把他抬到那里去吧！那里有换药的。换完药，把他抬下去就行了。”
我们走到第四副担架的时候，担架上的伤员吃力地坐起来，很有礼貌地向谢医生点了点头：
“谢医生，你好？”
“啊呀！张参谋。你也负伤了？”谢医生吃惊地说。
伤员笑着说：“田参谋长叫我到一营传达任务。往回返的时候战斗打响了。这不是，”他指着打着绷带的小腿说，“叫子弹穿了个眼儿。”说完，他把伤票掏出来递给谢医生。
谢医生看了看伤票，把伤票还给他，说：“保存好。把绷带打开我看看。”
我把伤员小腿上的绷带打开，掀起敷料。子弹从小腿外侧进去，从内侧出来。进口很小，黄豆粒大；出口大一些，拇指头大。创口边沿很整齐。谢医生问：“出血不多吧？”
“不多，没事儿。”伤员笑着对谢医生说，“田参谋长从后方回来以后，你们夫妻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多什么？这不是，一参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革命到底了。”
“您净说笑话。田参谋长福大命大，过去负过那么多次伤都没有革命到了底，现在还能革命到底了？”
“老天爷保佑吧！但愿别出事。”
天空中虽然响着激烈的枪声，谢医生和张参谋的谈话，就像平时聊天儿一样，好像根本就没有打仗似的。我问谢医生：“这伤口怎么办？”
“绑上吧，不需要换药。叫民工抬下去就行了。”
我一边打绷带一边问张参谋：“你到一营见到一位叫霍瑞文的吗？”
“有位姓霍的，高高的个儿，胖胖的脸，浓眉毛，是文化教员。”
“对，他怎么样？”
“小伙子不错。营长夸他诚恳、老实，办事认真，对人热情。战前表现得很积极，很镇定。”
“他是我在干部培训学校时的班长。”
“好哇！你们班长不错。我看你也不赖。”
我刚给伤员打好绷带，侯管理员带着一批伤员进来了。这些伤员，有轻的，有重的。有胳膊受伤的，有腿受伤的，还有胸部或腹部受伤的。有自己走进来的，有轻的扶着重的走来的，还有用担架抬进来的。院子里顿时增加了许多人。
侯管理员扶着一副担架，喊：“谢医生，快过来！看看这位重伤员！”他嘱咐抬担架的民工：“轻点儿，轻点儿。”
我们走过去，民工要放担架，谢医生拦住说：“等一等，我看看伤票再说。”
谢医生从伤员的口袋里取出伤票。上面标的是：炸伤，右下肢，臀部，腹部，股骨骨折，重伤，有止血带。谢医生二话没说往手术室一指：“送手术室！”
我跟着担架进了手术室。裘处长指着手术台说：“把伤员抬上去！”
我和朱斌志、蔡二虎三个人把伤员抬上了手术台。民工们出去后，我往手术台上一看：“啊？霍班长！”
朱斌志听我一喊，也认出来了。他难过得喊起来：“班长！班长！”
穆医生说：“快，把他的衣服剪开，把绷带和敷料全都去掉！”
霍班长的脸煞白煞白的，一点血色没有。在蔡二虎给他剪裤子解绷带的时候，他那发亮的眼睛向我和朱斌志看了一下，接着微笑着向我俩点了点头，用非常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好哇，咱们，又见面了。志远和大个子呢？”
霍班长在伤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想着自己的同志，我感动得眼睛湿了。我说：“他们都在，我去叫他们。”
霍班长摇了摇头：“不用了，让他们忙吧！你俩替我向他们问好就行了。”
“不，我给你叫去！”
穆医生说：“别到烈士组找罗峰了，把换药组的王定远叫过来就行了。”
我急忙跑到换药组把王定远叫进手术室。这时，霍班长的伤情全部暴露出来了。他的右侧大腿炸掉碗大的一块肉，大腿骨断了，仅有三分之一的皮肉连着。小腿和臀部多处炸伤，下腹部还有个拳头大的伤口。看到如此惨状，我和朱斌志、王定远都哭了。我拉着霍班长那冰凉而又发粘的手问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
“班长，你痛吗？”
他那苍白的脸向我从容地笑了笑，说：“不痛，一点儿不痛。”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说：“哭什么？我们都是革命战士，为了共产主义，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贡献我们的一切，我们应该高兴才是。你们为什么要哭呢？”
裘处长对刘医生说：“全身麻醉，准备截肢！”
班长的腿要锯掉呀！我们军队干部培训学校来的三位同学要眼睁睁地看着班长的腿锯掉，看着班长经受一场生生死死的痛苦，我们的心都碎了。
我和王定远用肥皂水把班长身上的血迹一点儿一点儿地擦掉。蔡二虎用碘酒和酒精把伤口周围的皮肤消了毒。穆医生在伤口上铺上手术巾。刘医生搞麻醉坐在霍班长的头前，把乙醚和氯仿装入麻醉滴瓶里，又把麻醉口罩扣在班长的嘴上。孙万钧为裘处长准备好了截肢用的器械。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麻醉就要开始了。刘医生摸了摸班长的脉搏，脉搏跳得非常快，非常弱，很难摸清楚。这时，班长的额头上冒出了又凉又粘的汗珠子。刘医生向处长报告：“不好，伤员休克了！”急忙把麻醉口罩摘了下来。
裘处长命令：“注射康福尔（兴奋剂，樟脑注射液）”
蔡二虎动作熟练，迅速从药盒里取出一只樟脑注射液，用酒精擦了一下，手指一弹，弹掉安瓿的玻璃嘴儿，把注射器的针头插入安瓿里，很快吸完药液，注射器往上一竖，排尽空气。他用左手取了一个酒精棉球在班长的肩头上一擦，紧接着把针头刺进皮下，将药液推了进去。
这时，我们班长的脸色既苍白又晦暗，死灰死灰的。眼窝下陷，眼神模糊。朱斌志急得叫了起来：
“班长！班长！”
“喊什么?!”处长大声训斥朱斌志。
班长强睁了睁那双无神的眼，又闭上了。他的嘴唇抖了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
“小朱，别难过，要坚强，一定要跟着党革命到底！”
“哦，哦。”朱斌志含着眼泪连连点头。
班长的呼吸越来越弱。
裘处长说：“再打一针安钠咖，做人工呼吸！”
蔡二虎很快又给班长打了一针。刘医生两手放在班长的胸部，一按一压地做起了人工呼吸。班长他，任凭刘医生怎么按压，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刘医生做了一阵子人工呼吸停下来。班长的下颌轻轻地抖了两下，再也不动了，永远不动了。
朱斌志见班长不动了，不由得“哇”的一声，扑在班长身上，失声哭起来。我的眼泪难以控制，从脸上刷刷地流下来。王定远，充血的眼里含着泪花，呆呆的一动不动。
刘医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完了。要是能输血、输液该多好呀！可是，我们连一只百分之二十五的葡萄糖都没有。咳！”
裘处长说：“别难过了同志们。叫管理员拿套血衣来（未穿过的新军装），给死者穿上。叫烈士组的同志们埋了吧！”
不一会儿，管理员拿来血衣，我和王定远、朱斌志含着眼泪给班长穿好衣服。管理员又拿来一副担架，我们四个人把班长抬出手术室。经过院子的时候，所有伤员的眼光都集中在班长和我们几个人身上。他们是好奇？是惊异？是感叹？是致敬？我说，他们是为自己的战友送行。
管理员带着我们把班长抬到村东枣树林边的荒地上。这里，刚刚堆起了三个新坟头。每个坟头前插着木牌子，上面写着烈士的姓名、部别、职别和家乡的地址。新坟头旁边还挖了两个备用的坟坑。这些都是李文书他们做的。
管理员说：“把尸体放下吧！我去找李文书把牌子和铁锨拿来。你们先等一下。”
管理员刚说完，李文书、罗峰和两名民工拿着牌子和铁锨，还抬着一副担架来了。担架上的烈士是胸部受伤牺牲的。
管理员说：“你们来得正好，连这位烈士一起埋了吧！”
罗大个子见我们三位同学的眼睛红红的，朱斌志还直擦眼泪，焦急地问：“你们怎么啦？”
朱斌志把蒙在班长脸上的白布一掀，说：“班长牺牲了。”
大个子愣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坟坑旁边见到了朝夕相处半年多的同学，自己尊敬的班长。他流泪了。
管理员说：“我们把死者埋了吧！”
我们四个人没有听清管理员说什么，跪在班长身边，看着班长那灰灰的脸。班长安详地一动不动躺着。朱斌志一边哭一边说：“班长，你去吧！放心去吧！我们四个人会永远记住你的嘱咐，决不背叛革命，一定跟着党革命到底！班长，你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会给你丢脸的。你走吧！放心地走吧！”
小朱的话使人心碎。它使我想起在中学里我们一起报名参军的情景，想起在军队干部培训学校一起生活、一起学习的情景。他对我政治上关怀，生活上照顾。在我苦恼的时候，他为我排忧解难。他是多好的班长呀！现在他竟然去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此时此刻，我多想多看他一眼啊！
管理员劝我们：“别难过了同志们。干革命嘛，分手是常有的事。今天咱们在一起，说不定明天就分手了。好了，别哭了。”他向民工一招手：“来，埋吧！”
两个民工走过来，还有文书和管理员，四个人把班长抬起来，放入坑底。管理员一挥手：“埋！”
就这样，班长死的时候，连口棺材也没有，被埋在了何家寨村东枣树林旁边的荒地上。最后，李文书把一块木牌钉在了班长的坟墓前，上面写着：某纵队某旅二团一营文化教员，霍瑞文同志之墓。
我们一走一回头地告别了霍班长的坟墓，回到村里。这时，天空中的枪声渐渐稀落了。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到中午的时候，王凤岗的部队被打跑了，战斗结束了。
这次战斗，经过我们卫生处处理并转运下去的各类伤员共四十七人。另外有六名烈士埋葬在何家寨的村边上。
“啪，啪，啪……”
“咚！咚！……”
“嗒嗒嗒嗒……”
“嗵——嗒！嗵——嗒！……”
手枪声，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掷弹筒发射声，“噼里啪啦”的顿时响成了一锅粥。好像天空中子弹在穿梭，弹片在横飞，土石在飞溅，其猛烈的程度就像亿万颗子弹和爆炸的碎片就要雨点般地落在头上似的。有生以来，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激烈的枪炮声。这枪炮声可比大年初一早晨的鞭炮响多了，真吓人！我的心不由得紧张起来。我紧走了两步闯进了北面的大教室。
大教室里，孙万钧他们还在紧张地安排手术室。这时，屋顶上挂起了白帐子，窗帘已经挂好了，手术台上铺了橡皮布。敷料和器械摆在了桌子上。屋顶中央吊着一盏刚刚点着的汽灯。穆医生正往汽灯里打气。随着“刺刺”的打气声，汽灯下面纱网上的黄火苗儿渐渐缩小、变白，最后被限制在石棉网里。石棉网发出刺眼的白光。手术室里照得雪亮雪亮的。
点好汽灯，穆医生一边扣好汽灯的玻璃罩一边说：“同志们，穿手术衣吧！前面打响了，伤员很快就下来了。”
手术室里，除了朱斌志有些紧张以外，其它人非常镇静。他们有条不紊地行动着。我虽然也有些紧张，我还是壮着胆子对穆医生说：“穆医生，炊事班长说，饭做好了，还吃不吃？”
“还能吃饭？以后再说吧！”穆医生不紧不慢地说。
孙万钧担任器械护士。他从器械台上拿起两件手术衣，递给穆医生和刘医生。穆医生和刘医生按照操作常规穿上手术衣，转过身来让身后的人系上手术衣的腰带子。穆医生把背转向朱斌志。朱斌志的两手抖得筛糠似的，好长时间系不上。这时，裘处长进来了，他看到小朱发抖的样子，真想发火，转念一想，小朱刚来，第一次听到枪响，难免有些紧张，就用温和的口气对朱斌志说：
“不要害怕嘛！不要听到枪声就紧张。咱们这儿离火线还远哩。手榴弹扔不到这儿，子弹打不到这儿，掷弹筒的炮弹也打不过来。除非飞机在咱们头上扔炸弹，咱们这儿是平安无事的。别怕，没事儿，啊！”
“不害怕，一点儿也不害怕。”朱斌志那颤抖的手，终于把穆医生身后的带子系上了。
裘处长向孙万钧一伸手：“给我口罩、帽子！”
孙万钧早就准备着呢，他把口罩、帽子递给处长。处长戴上口罩、帽子，还没说话，孙万钧又递过手术衣来。裘处长穿上手术衣，把背转向我：“小曹，给我系上。”
虽说外面的枪声像撒豆子似地“噼啪”响着，我的心已踏实多了。我很顺利地把裘处长手术衣上的带子系好了。这时，谢医生在外面喊我：
“小曹！伤员下来了。快出来！”
处长说：“谢医生喊你，去吧！”
我走出手术室，院里的枪声清脆得就像在耳边一样。就见谢医生正在指挥抬担架的民工：
“这边来，这边来，靠西边放下。对，轻点儿，轻点儿。”
民工们把七八个担架并排地放在西墙根儿下。我走过去，谢医生对我说：“来，我们先检查最重的伤员。”
她首先走到一位头部受伤的伤员身边，蹲下来。
这位伤员在担架上躺着一动不动。头上裹了一头浸有鲜血的绷带，只露着两只半睁半闭无神的眼睛。谢医生轻轻地扒开伤员的眼皮。伤员的瞳孔又大又圆。她用手电筒照了一下，瞳孔一点儿反应没有。谢医生不由得说了声“不好”，紧接着又去摸伤员的脉搏，脉搏一跳不跳。她急忙撕开伤员的上衣，用听诊器听伤员的心脏。听了好大一会儿，最后她把听诊器从耳朵上摘下来往衣兜里一装，说：“完了，早就不行了。”
她站起来对我说：“把烈士抬到西面隔壁的祠堂院里，交给烈士组处理吧！”
我领着民工把烈士抬到隔壁的祠堂院里，把烈士交给了李文书和罗大个子，又急忙跑了回来。
我回到学校院里的时候，谢医生正蹲着检查另一位左手受伤的伤员。这位伤员很粗壮，就是面色苍白，出血过多。伤员坐在担架上举着受伤的手说：“在团包扎所里，我要求自己走下来，医生说什么也不让，非叫担架抬我不行。我这一百五十多斤多沉呀！叫人家抬着多不好意思。”
谢医生一边解开他手上的绷带，一边说：“因为你出血过多，怕你晕倒了，才用担架抬你。”
“我又不是泥捏的、纸糊的，哪有那么娇气。”他还蛮不在乎哩！
伤员的手打开了。拇指、食指和中指全炸没了。手掌炸去了大半拉，血肉模糊，露着炸断了的白色肌腱和骨头茬子。谢医生皱了皱眉头，说：“这只手保不住了，需要截肢。”
“什么叫截肢？”伤员问。
“就是把整个手锯掉。”
伤员淡淡一笑：“锯就锯吧，没关系！为了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跟着党干革命，生命都可以牺牲，锯掉一只手算什么？”
谢医生说：“把他扶到手术室去吧！”
“扶我，扶我干什么？我起来自己走。”
真的，他就是没有让我扶，晃晃悠悠的，自己走进了手术室。
谢医生走到第三副担架旁边。担架上躺着的伤员大约十七八岁，又瘦又小。两只惊恐的大眼睛东张西望，嘴里还不住地“哎呀呀”“哎呀呀”的小声哼哼。好像他的伤有多重似的。
谢医生说：“拿出你的伤票来！”
伤员哆里哆嗦地把手伸进左侧的上衣口袋里，取出伤票递给谢医生。
打仗的时候有个规定：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在团包扎所包扎伤口的时候，都要填写伤票放在左侧的上衣口袋里。伤票上写有伤员的姓名、年龄、队别、职别、籍贯，并且标明受伤的部位、武器伤的种类（枪伤、炸伤、刀伤、跌打伤）、受伤的类型（贯通伤、盲管伤、擦伤）、伤情轻重、有无骨折、上止血带的时间等等，以便在后送期间进行阶梯治疗。
谢医生拿过伤票一看，伤票上标的是右臀部，炸伤，擦伤，轻伤，就说：“小伙子，别紧张，没关系。把裤子褪下来，让我检查一下。”
伤员可能害羞，不愿让女同志检查，扭扭捏捏地不脱裤子。谢医生把他的裤带解开，用力把裤子往下一扒，说：“看你这封建劲儿！”
伤员的屁股露出了一大半儿。
“再往下脱！”
伤员的屁股全露出来了。上面的绷带松了，敷料偏在一边。
“小曹，把伤口打开！”
我把伤员屁股上的绷带去掉，又去揭伤口上的敷料。我刚一揭，伤员“哎哟”了一声。
谢医生斥责他：“你叫唤啥！手榴弹皮擦破了你铜钱大的一层皮儿，就哼哼唧唧的，娇气儿！”
谢医生把抬担架的民工叫过来，指着东面的教室说：“把他抬到那里去吧！那里有换药的。换完药，把他抬下去就行了。”
我们走到第四副担架的时候，担架上的伤员吃力地坐起来，很有礼貌地向谢医生点了点头：
“谢医生，你好？”
“啊呀！张参谋。你也负伤了？”谢医生吃惊地说。
伤员笑着说：“田参谋长叫我到一营传达任务。往回返的时候战斗打响了。这不是，”他指着打着绷带的小腿说，“叫子弹穿了个眼儿。”说完，他把伤票掏出来递给谢医生。
谢医生看了看伤票，把伤票还给他，说：“保存好。把绷带打开我看看。”
我把伤员小腿上的绷带打开，掀起敷料。子弹从小腿外侧进去，从内侧出来。进口很小，黄豆粒大；出口大一些，拇指头大。创口边沿很整齐。谢医生问：“出血不多吧？”
“不多，没事儿。”伤员笑着对谢医生说，“田参谋长从后方回来以后，你们夫妻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多什么？这不是，一参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革命到底了。”
“您净说笑话。田参谋长福大命大，过去负过那么多次伤都没有革命到了底，现在还能革命到底了？”
“老天爷保佑吧！但愿别出事。”
天空中虽然响着激烈的枪声，谢医生和张参谋的谈话，就像平时聊天儿一样，好像根本就没有打仗似的。我问谢医生：“这伤口怎么办？”
“绑上吧，不需要换药。叫民工抬下去就行了。”
我一边打绷带一边问张参谋：“你到一营见到一位叫霍瑞文的吗？”
“有位姓霍的，高高的个儿，胖胖的脸，浓眉毛，是文化教员。”
“对，他怎么样？”
“小伙子不错。营长夸他诚恳、老实，办事认真，对人热情。战前表现得很积极，很镇定。”
“他是我在干部培训学校时的班长。”
“好哇！你们班长不错。我看你也不赖。”
我刚给伤员打好绷带，侯管理员带着一批伤员进来了。这些伤员，有轻的，有重的。有胳膊受伤的，有腿受伤的，还有胸部或腹部受伤的。有自己走进来的，有轻的扶着重的走来的，还有用担架抬进来的。院子里顿时增加了许多人。
侯管理员扶着一副担架，喊：“谢医生，快过来！看看这位重伤员！”他嘱咐抬担架的民工：“轻点儿，轻点儿。”
我们走过去，民工要放担架，谢医生拦住说：“等一等，我看看伤票再说。”
谢医生从伤员的口袋里取出伤票。上面标的是：炸伤，右下肢，臀部，腹部，股骨骨折，重伤，有止血带。谢医生二话没说往手术室一指：“送手术室！”
我跟着担架进了手术室。裘处长指着手术台说：“把伤员抬上去！”
我和朱斌志、蔡二虎三个人把伤员抬上了手术台。民工们出去后，我往手术台上一看：“啊？霍班长！”
朱斌志听我一喊，也认出来了。他难过得喊起来：“班长！班长！”
穆医生说：“快，把他的衣服剪开，把绷带和敷料全都去掉！”
霍班长的脸煞白煞白的，一点血色没有。在蔡二虎给他剪裤子解绷带的时候，他那发亮的眼睛向我和朱斌志看了一下，接着微笑着向我俩点了点头，用非常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好哇，咱们，又见面了。志远和大个子呢？”
霍班长在伤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想着自己的同志，我感动得眼睛湿了。我说：“他们都在，我去叫他们。”
霍班长摇了摇头：“不用了，让他们忙吧！你俩替我向他们问好就行了。”
“不，我给你叫去！”
穆医生说：“别到烈士组找罗峰了，把换药组的王定远叫过来就行了。”
我急忙跑到换药组把王定远叫进手术室。这时，霍班长的伤情全部暴露出来了。他的右侧大腿炸掉碗大的一块肉，大腿骨断了，仅有三分之一的皮肉连着。小腿和臀部多处炸伤，下腹部还有个拳头大的伤口。看到如此惨状，我和朱斌志、王定远都哭了。我拉着霍班长那冰凉而又发粘的手问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
“班长，你痛吗？”
他那苍白的脸向我从容地笑了笑，说：“不痛，一点儿不痛。”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说：“哭什么？我们都是革命战士，为了共产主义，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贡献我们的一切，我们应该高兴才是。你们为什么要哭呢？”
裘处长对刘医生说：“全身麻醉，准备截肢！”
班长的腿要锯掉呀！我们军队干部培训学校来的三位同学要眼睁睁地看着班长的腿锯掉，看着班长经受一场生生死死的痛苦，我们的心都碎了。
我和王定远用肥皂水把班长身上的血迹一点儿一点儿地擦掉。蔡二虎用碘酒和酒精把伤口周围的皮肤消了毒。穆医生在伤口上铺上手术巾。刘医生搞麻醉坐在霍班长的头前，把乙醚和氯仿装入麻醉滴瓶里，又把麻醉口罩扣在班长的嘴上。孙万钧为裘处长准备好了截肢用的器械。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麻醉就要开始了。刘医生摸了摸班长的脉搏，脉搏跳得非常快，非常弱，很难摸清楚。这时，班长的额头上冒出了又凉又粘的汗珠子。刘医生向处长报告：“不好，伤员休克了！”急忙把麻醉口罩摘了下来。
裘处长命令：“注射康福尔（兴奋剂，樟脑注射液）”
蔡二虎动作熟练，迅速从药盒里取出一只樟脑注射液，用酒精擦了一下，手指一弹，弹掉安瓿的玻璃嘴儿，把注射器的针头插入安瓿里，很快吸完药液，注射器往上一竖，排尽空气。他用左手取了一个酒精棉球在班长的肩头上一擦，紧接着把针头刺进皮下，将药液推了进去。
这时，我们班长的脸色既苍白又晦暗，死灰死灰的。眼窝下陷，眼神模糊。朱斌志急得叫了起来：
“班长！班长！”
“喊什么?!”处长大声训斥朱斌志。
班长强睁了睁那双无神的眼，又闭上了。他的嘴唇抖了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
“小朱，别难过，要坚强，一定要跟着党革命到底！”
“哦，哦。”朱斌志含着眼泪连连点头。
班长的呼吸越来越弱。
裘处长说：“再打一针安钠咖，做人工呼吸！”
蔡二虎很快又给班长打了一针。刘医生两手放在班长的胸部，一按一压地做起了人工呼吸。班长他，任凭刘医生怎么按压，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刘医生做了一阵子人工呼吸停下来。班长的下颌轻轻地抖了两下，再也不动了，永远不动了。
朱斌志见班长不动了，不由得“哇”的一声，扑在班长身上，失声哭起来。我的眼泪难以控制，从脸上刷刷地流下来。王定远，充血的眼里含着泪花，呆呆的一动不动。
刘医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完了。要是能输血、输液该多好呀！可是，我们连一只百分之二十五的葡萄糖都没有。咳！”
裘处长说：“别难过了同志们。叫管理员拿套血衣来（未穿过的新军装），给死者穿上。叫烈士组的同志们埋了吧！”
不一会儿，管理员拿来血衣，我和王定远、朱斌志含着眼泪给班长穿好衣服。管理员又拿来一副担架，我们四个人把班长抬出手术室。经过院子的时候，所有伤员的眼光都集中在班长和我们几个人身上。他们是好奇？是惊异？是感叹？是致敬？我说，他们是为自己的战友送行。
管理员带着我们把班长抬到村东枣树林边的荒地上。这里，刚刚堆起了三个新坟头。每个坟头前插着木牌子，上面写着烈士的姓名、部别、职别和家乡的地址。新坟头旁边还挖了两个备用的坟坑。这些都是李文书他们做的。
管理员说：“把尸体放下吧！我去找李文书把牌子和铁锨拿来。你们先等一下。”
管理员刚说完，李文书、罗峰和两名民工拿着牌子和铁锨，还抬着一副担架来了。担架上的烈士是胸部受伤牺牲的。
管理员说：“你们来得正好，连这位烈士一起埋了吧！”
罗大个子见我们三位同学的眼睛红红的，朱斌志还直擦眼泪，焦急地问：“你们怎么啦？”
朱斌志把蒙在班长脸上的白布一掀，说：“班长牺牲了。”
大个子愣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坟坑旁边见到了朝夕相处半年多的同学，自己尊敬的班长。他流泪了。
管理员说：“我们把死者埋了吧！”
我们四个人没有听清管理员说什么，跪在班长身边，看着班长那灰灰的脸。班长安详地一动不动躺着。朱斌志一边哭一边说：“班长，你去吧！放心去吧！我们四个人会永远记住你的嘱咐，决不背叛革命，一定跟着党革命到底！班长，你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会给你丢脸的。你走吧！放心地走吧！”
小朱的话使人心碎。它使我想起在中学里我们一起报名参军的情景，想起在军队干部培训学校一起生活、一起学习的情景。他对我政治上关怀，生活上照顾。在我苦恼的时候，他为我排忧解难。他是多好的班长呀！现在他竟然去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此时此刻，我多想多看他一眼啊！
管理员劝我们：“别难过了同志们。干革命嘛，分手是常有的事。今天咱们在一起，说不定明天就分手了。好了，别哭了。”他向民工一招手：“来，埋吧！”
两个民工走过来，还有文书和管理员，四个人把班长抬起来，放入坑底。管理员一挥手：“埋！”
就这样，班长死的时候，连口棺材也没有，被埋在了何家寨村东枣树林旁边的荒地上。最后，李文书把一块木牌钉在了班长的坟墓前，上面写着：某纵队某旅二团一营文化教员，霍瑞文同志之墓。
我们一走一回头地告别了霍班长的坟墓，回到村里。这时，天空中的枪声渐渐稀落了。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到中午的时候，王凤岗的部队被打跑了，战斗结束了。
这次战斗，经过我们卫生处处理并转运下去的各类伤员共四十七人。另外有六名烈士埋葬在何家寨的村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