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的情与爱续集 (52) - 童婚的情与爱
田队长的爱人谢波，是旅卫生处的医生，二十七八岁，看上去像三十多岁的，既不俊也不丑，长得平平常常，特别朴实、大方、平易近人，像个老大姐。她向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旅卫生处的情况，带领我和朱斌志、王定远、罗峰回卫生处的驻地李庄去（大概是李庄吧?时间久了，记不清楚了）。
李庄离铜口十里路，出铜口镇北街口，上白洋淀大堤，沿着大堤往西走，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走到。
我们和谢医生一起出了铜口镇，一抬头望见了大堤。我们这些好奇的小伙子，像百米赛跑一样，一口气冲了上去。
一上大堤，我们惊呆了。好家伙，白洋淀这么美呀！漾漾的湖水一眼望不到边。微风在湖面上掀起鱼鳞般的波纹，在阳光照耀下放射出万点银光。近岸一带长了大片大片的芦苇，芦苇随着春风像麦浪一样飘动。湖里的鲤鱼不时地激起一簇蔟浪花，随后一圈圈儿的波纹渐渐传向四方。微风送来湖水那清新、凉爽的空气，使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见过湖海的年轻人陶醉了。
谢医生跟在后面上了大堤，喊：“喂，你们怎么不走了？”
朱斌志好像没有听到谢医生在说话，他痴情地望着白洋淀深深地吸了口气：“啊！真是太美了！”
王定远对谢医生说：“你听，小朱的诗性发作了。他要作诗了！”
朱斌志真的来劲儿了。他眼睛一眯，脑袋轻轻一摇，又深深地吸了口气：“啊！”紧接着“诗”性就来了：
白洋淀呀白洋淀！
阳光，湖水，金光灿烂。
飘动着的芦苇就像天上跳舞的仙女呀，
我愿和你终身为伴。
清风为我送来醇香的美酒，
令我止不住地垂涎。
跳跃的金色大鲤鱼呀，
你为什么不跳到我的嘴里，
让我痛痛快快地解解馋！
我捅了他一下：“算了吧，你就知道吃！”
罗大个子把嘴一抿，没有笑出声来。
谢医生见朱斌志“吟诗”，像发现了天才似地说：“嘿！想不到小朱还是个诗人呢！到了卫生处，我推荐你当咱们处的文娱委员。”
“要找文娱委员嘛，”王定远指了指我，“这位才是文娱委员哩！曹晓刚在我们学校的文娱晚会上，拿着牛骨头数来宝，跟叫花子一样，逗得大家可高兴哩！小朱嘛，是个当墙报委员的材料。他的字写得特别棒，给他媳妇写信，那个好劲儿就没法说了”。
朱斌志不好意思起来，赶着要打王定远。谢医生说：“好了，小伙子们，别闹了。咱们走吧！”
白洋淀的大堤弯弯曲曲，向西北方向延伸，越伸越远。堤上的垂柳排成长长的一行伸向远方。柳丝像少女的长发随风飘拂。翠绿的倒影映在水里，被鱼儿搅起的波纹扭曲成带有摺皱的花裙。我们踏着柳荫下的小路向李庄方向走去。
朱斌志是个思想活跃的人。他问谢医生：“谢医生，我们到了卫生处做什么工作呀？”
“当看护员呗！”
“看护员是干什么的？”王定远问。
“给伤病员打针、换药、送水、喂饭，帮着医生做手术。”谢医生不紧不慢地回答。她一边走一边问我们：“打起仗来你们怕不怕？”
我们齐声说：“不怕！”
王定远问：“打仗的时候，是不是叫我们从战场上往下背伤员哪？”
“不！”谢医生说，“抢运伤员是连队卫生员的事。连卫生员把伤员从火线上抢下来，背到营团包扎所。团里的医生和卫生员给伤员紧急处理，包扎、止血、固定，然后叫民工用担架抬下来。”
罗大个子说：“这么说来，民工不是也很危险吗？”
“当然喽！有些民工就是在运送伤员的时候牺牲的。民工们把伤员抬到咱们卫生处，该换敷料的，咱们给他洗净伤口，撒上磺胺粉，盖上新敷料，重新包扎起来。伤情严重的或骨折的，抬到手术室里做手术。有的伤员胳膊腿炸烂了，还得截肢。”
“什么叫截肢呀？”我不懂这个新名词。
“就是把炸烂的胳膊或腿锯掉。”
“锯掉!?”大个子吓了一跳，“好家伙，太可怕了！”
王定远说：“怕啥？干革命就什么也不能怕。”他问谢医生，“哎，谢医生。打起仗来，咱们卫生处离火线多远？”
“不远。不过，敌人的子弹是打不到的。”
“到了卫生处发枪不？”
“又不是直接打仗，发啥枪呀？咱们处里，除了处长和政委每人有只手枪，通信班有两条步枪，谁都没有枪。”
“不发枪不打仗，这当的是啥兵呀？我不到卫生处去了。我要找霍班长和田队长他们去。”说着，王定远停下了。我们大家也都停下来。
谢医生问王定远：“你是共产党员吗？”
“是，刚入党。”王定远郑重回答。
“共产党员就应当带头服从组织分配，你懂吗？”谢医生的表情非常严肃。
我们大家谁也不说话了。谢医生缓和了口气：“走吧！作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嘛！”
朱斌志笑了笑，唱起歌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一推王定远，“走吧！服从命令听指挥！”
我们继续往前走。朱斌志笑着问谢医生：“谢医生，这看护员是排级呀，还是副连级？”
谢医生笑了：“什么级也不是，是战士。”
“战士?!”朱斌志愣了，“我原以为看护员至少和宣传员一样，是排级，闹了半天是战士。我们是军队干部培训学校的毕业生呀！干部学校干部学校，我们怎么能当战士呢？这不是降了好几级吗？田队长叫我们当看护员，这可把我们坑了。”
罗大个子却甘心情愿当看护员，他说：“干革命嘛，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高低之分，怎么能说田队长坑我们呢？”
谢医生问我：“小曹，你呢？”
我参军前，孙万钧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他就是卫生员。他还教会我换药。我对搞医务工作挺感兴趣。我说：“服从分配，干什么都行。”
谢医生说：“罗峰和曹晓刚同志说得对，革命工作不能挑三拣四的。同志们想想，有多少中国人死在了日本鬼子的屠刀下，又有多少人与蒋介石的部队作战牺牲了。想想他们，再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因为工作分配不合自己的心意，就说是受了坑害呢？”
谢医生的一番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
朱斌志的脑瓜子灵活，马上转了话题。他一边走一边笑呵呵地说：“听旅长说，你和我们田队长，不，田参谋长，是两口子。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给我们说说好吗？”
我和王定远、罗峰也来兴趣了，用希望的眼光望着谢医生。谢医生很大方，用老大姐的口气给我们讲述了她和田队长恋爱和结婚的经过：
“说起来话长了。我父亲在村里就是老革命，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牺牲了。我是一九三九年参军的，参军就在白求恩模范医院当看护员。那时候我的岁数和你们差不多。我的任务是给伤员洗衣服，洗绷带，端水、喂饭、擦屎、倒尿，做护理工作。后来我在医训班学习了八个月，学完后分配到咱们卫生处当了医生。在太行山里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收了一名重伤员。他身上七处受伤。我很敬重他，心疼他，对他特别好。他对我也很感激。时间一长，我们就产生了感情。他就是你们的田队长。”
朱斌志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王定远问：“他的伤好了以后你们就结婚啦？”
“哪能呢？打仗期间不准结婚。日本投降那年我们才结的婚。”
“你们有小孩儿吗？”
“没有。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去年他又去了你们军队干部培训学校，一走又是一年。”
朱斌志说：“现在好了，田队长把同学们带到团里以后，今天晚上就能回到咱们卫生队了。”
谢医生摇摇头：“他的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吗？他呀，明天也来不了。他不把事情办完是不会来的。好了，不说了。同志们，快点儿走吧！快到了。”
前面不远，大堤的拐弯处有座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罗大个子问：“前面就是李庄吧？”
谢医生说：“不是，前面这个小村子叫堤坡庄。你们看，离这村子不远的西边那个大村子才是李庄。你们小伙子们跑得快，前面走吧！”
朱斌志来劲儿了，他提高了嗓门儿，指着大堤下面的堤坡村，像作战的指挥员那样大声喊道：
“目标！正前方！堤坡下的堤坡庄，冲啊！”
说完，他带头跑下了大堤。
田队长的爱人谢波，是旅卫生处的医生，二十七八岁，看上去像三十多岁的，既不俊也不丑，长得平平常常，特别朴实、大方、平易近人，像个老大姐。她向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旅卫生处的情况，带领我和朱斌志、王定远、罗峰回卫生处的驻地李庄去（大概是李庄吧?时间久了，记不清楚了）。
李庄离铜口十里路，出铜口镇北街口，上白洋淀大堤，沿着大堤往西走，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走到。
我们和谢医生一起出了铜口镇，一抬头望见了大堤。我们这些好奇的小伙子，像百米赛跑一样，一口气冲了上去。
一上大堤，我们惊呆了。好家伙，白洋淀这么美呀！漾漾的湖水一眼望不到边。微风在湖面上掀起鱼鳞般的波纹，在阳光照耀下放射出万点银光。近岸一带长了大片大片的芦苇，芦苇随着春风像麦浪一样飘动。湖里的鲤鱼不时地激起一簇蔟浪花，随后一圈圈儿的波纹渐渐传向四方。微风送来湖水那清新、凉爽的空气，使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见过湖海的年轻人陶醉了。
谢医生跟在后面上了大堤，喊：“喂，你们怎么不走了？”
朱斌志好像没有听到谢医生在说话，他痴情地望着白洋淀深深地吸了口气：“啊！真是太美了！”
王定远对谢医生说：“你听，小朱的诗性发作了。他要作诗了！”
朱斌志真的来劲儿了。他眼睛一眯，脑袋轻轻一摇，又深深地吸了口气：“啊！”紧接着“诗”性就来了：
白洋淀呀白洋淀！
阳光，湖水，金光灿烂。
飘动着的芦苇就像天上跳舞的仙女呀，
我愿和你终身为伴。
清风为我送来醇香的美酒，
令我止不住地垂涎。
跳跃的金色大鲤鱼呀，
你为什么不跳到我的嘴里，
让我痛痛快快地解解馋！
我捅了他一下：“算了吧，你就知道吃！”
罗大个子把嘴一抿，没有笑出声来。
谢医生见朱斌志“吟诗”，像发现了天才似地说：“嘿！想不到小朱还是个诗人呢！到了卫生处，我推荐你当咱们处的文娱委员。”
“要找文娱委员嘛，”王定远指了指我，“这位才是文娱委员哩！曹晓刚在我们学校的文娱晚会上，拿着牛骨头数来宝，跟叫花子一样，逗得大家可高兴哩！小朱嘛，是个当墙报委员的材料。他的字写得特别棒，给他媳妇写信，那个好劲儿就没法说了”。
朱斌志不好意思起来，赶着要打王定远。谢医生说：“好了，小伙子们，别闹了。咱们走吧！”
白洋淀的大堤弯弯曲曲，向西北方向延伸，越伸越远。堤上的垂柳排成长长的一行伸向远方。柳丝像少女的长发随风飘拂。翠绿的倒影映在水里，被鱼儿搅起的波纹扭曲成带有摺皱的花裙。我们踏着柳荫下的小路向李庄方向走去。
朱斌志是个思想活跃的人。他问谢医生：“谢医生，我们到了卫生处做什么工作呀？”
“当看护员呗！”
“看护员是干什么的？”王定远问。
“给伤病员打针、换药、送水、喂饭，帮着医生做手术。”谢医生不紧不慢地回答。她一边走一边问我们：“打起仗来你们怕不怕？”
我们齐声说：“不怕！”
王定远问：“打仗的时候，是不是叫我们从战场上往下背伤员哪？”
“不！”谢医生说，“抢运伤员是连队卫生员的事。连卫生员把伤员从火线上抢下来，背到营团包扎所。团里的医生和卫生员给伤员紧急处理，包扎、止血、固定，然后叫民工用担架抬下来。”
罗大个子说：“这么说来，民工不是也很危险吗？”
“当然喽！有些民工就是在运送伤员的时候牺牲的。民工们把伤员抬到咱们卫生处，该换敷料的，咱们给他洗净伤口，撒上磺胺粉，盖上新敷料，重新包扎起来。伤情严重的或骨折的，抬到手术室里做手术。有的伤员胳膊腿炸烂了，还得截肢。”
“什么叫截肢呀？”我不懂这个新名词。
“就是把炸烂的胳膊或腿锯掉。”
“锯掉!?”大个子吓了一跳，“好家伙，太可怕了！”
王定远说：“怕啥？干革命就什么也不能怕。”他问谢医生，“哎，谢医生。打起仗来，咱们卫生处离火线多远？”
“不远。不过，敌人的子弹是打不到的。”
“到了卫生处发枪不？”
“又不是直接打仗，发啥枪呀？咱们处里，除了处长和政委每人有只手枪，通信班有两条步枪，谁都没有枪。”
“不发枪不打仗，这当的是啥兵呀？我不到卫生处去了。我要找霍班长和田队长他们去。”说着，王定远停下了。我们大家也都停下来。
谢医生问王定远：“你是共产党员吗？”
“是，刚入党。”王定远郑重回答。
“共产党员就应当带头服从组织分配，你懂吗？”谢医生的表情非常严肃。
我们大家谁也不说话了。谢医生缓和了口气：“走吧！作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嘛！”
朱斌志笑了笑，唱起歌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一推王定远，“走吧！服从命令听指挥！”
我们继续往前走。朱斌志笑着问谢医生：“谢医生，这看护员是排级呀，还是副连级？”
谢医生笑了：“什么级也不是，是战士。”
“战士?!”朱斌志愣了，“我原以为看护员至少和宣传员一样，是排级，闹了半天是战士。我们是军队干部培训学校的毕业生呀！干部学校干部学校，我们怎么能当战士呢？这不是降了好几级吗？田队长叫我们当看护员，这可把我们坑了。”
罗大个子却甘心情愿当看护员，他说：“干革命嘛，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高低之分，怎么能说田队长坑我们呢？”
谢医生问我：“小曹，你呢？”
我参军前，孙万钧在我们家住的时候，他就是卫生员。他还教会我换药。我对搞医务工作挺感兴趣。我说：“服从分配，干什么都行。”
谢医生说：“罗峰和曹晓刚同志说得对，革命工作不能挑三拣四的。同志们想想，有多少中国人死在了日本鬼子的屠刀下，又有多少人与蒋介石的部队作战牺牲了。想想他们，再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因为工作分配不合自己的心意，就说是受了坑害呢？”
谢医生的一番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
朱斌志的脑瓜子灵活，马上转了话题。他一边走一边笑呵呵地说：“听旅长说，你和我们田队长，不，田参谋长，是两口子。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给我们说说好吗？”
我和王定远、罗峰也来兴趣了，用希望的眼光望着谢医生。谢医生很大方，用老大姐的口气给我们讲述了她和田队长恋爱和结婚的经过：
“说起来话长了。我父亲在村里就是老革命，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牺牲了。我是一九三九年参军的，参军就在白求恩模范医院当看护员。那时候我的岁数和你们差不多。我的任务是给伤员洗衣服，洗绷带，端水、喂饭、擦屎、倒尿，做护理工作。后来我在医训班学习了八个月，学完后分配到咱们卫生处当了医生。在太行山里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收了一名重伤员。他身上七处受伤。我很敬重他，心疼他，对他特别好。他对我也很感激。时间一长，我们就产生了感情。他就是你们的田队长。”
朱斌志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王定远问：“他的伤好了以后你们就结婚啦？”
“哪能呢？打仗期间不准结婚。日本投降那年我们才结的婚。”
“你们有小孩儿吗？”
“没有。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去年他又去了你们军队干部培训学校，一走又是一年。”
朱斌志说：“现在好了，田队长把同学们带到团里以后，今天晚上就能回到咱们卫生队了。”
谢医生摇摇头：“他的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吗？他呀，明天也来不了。他不把事情办完是不会来的。好了，不说了。同志们，快点儿走吧！快到了。”
前面不远，大堤的拐弯处有座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罗大个子问：“前面就是李庄吧？”
谢医生说：“不是，前面这个小村子叫堤坡庄。你们看，离这村子不远的西边那个大村子才是李庄。你们小伙子们跑得快，前面走吧！”
朱斌志来劲儿了，他提高了嗓门儿，指着大堤下面的堤坡村，像作战的指挥员那样大声喊道：
“目标！正前方！堤坡下的堤坡庄，冲啊！”
说完，他带头跑下了大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