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的情与爱续集（45） - 童婚的情与爱
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春，部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了以新式整军为主要内容的建军工作，从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上，全面加强了军队建设。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压迫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方法，以阶级教育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我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部队的战斗力，对于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下面，我就说说我们军队干部培训学校新式整军的情况。
党员们开过会的第二天，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了。学校停止一切操课和军事训练，专门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诉苦”、“三查”。上午，田队长和高指导员在全队军人大会上做动员报告，讲了新式整军的意义和作法。下午，召开诉苦大会。
诉苦大会的会场，设在分队部的院子里。这是个宽绰的四合院，是地主贺大麻子原来的住宅。北面正房墙上贴了许多白纸黑字的标语：“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地主阶级！”、“为死去的阶级弟兄报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会场前面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两旁的板凳上，坐着王大伯和另外几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我们分队的学员，整整齐齐地坐在院子里。会场的气氛非常严肃、沉重。
主持会议的田队长，走到王大伯和其它几位老贫农面前，问：“可以开始了吗？”王大伯他们点了点头。
田队长走到桌子前面，脸色非常严肃，声音异常沉重，说：“同志们，诉苦大会就要开始了。这是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也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同志们不要交头接耳，更不要随意乱动，一定要遵守秩序，听从指挥。”
他整了整军装，正了正军帽，咳嗽了一声，然后郑重地大声宣布：“诉苦大会现在开始！”他突然提高了嗓门儿，大声喝道：“把贺大麻子，押上来！”
就见通信员小周和几位年轻的贫农押着地主贺大麻子，从后边屋里连推带搡地把他推到了会场前的桌子旁。贺大麻子下意识地抬头环视了一下会场。小周猛地把他的脑袋往下一按喝道：“低头！再抬头就砸死你！”
贺大麻子斜了小周一眼，低下头去。看来，他经受这样的场面不只一次了。他知道，反抗是要吃苦头的，只好乖乖地弯下腰。
我仔细看了看贺大麻子。他头戴一顶破帽盔儿，身穿一件黑色的旧马褂，满脸麻子（患天花病落下的黄豆大的凹形斑痕，现在天花病已绝迹了），嘴上留着两撇黑胡子。我心想，他这身打扮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噢，想起来了，美凤她爹，我那位老丈人就是这身打扮。他也是地主，被扫地出门了。不用问，美凤她爹也是这样的下场了！
贺大麻子站定之后，田队长说：“现在由本村贫农团团长王大伯诉苦，控诉地主贺大麻子欺压我们穷人的罪行。”他转向王大伯，说：“大伯，您讲吧！”
王大伯由女儿娟子扶着，颤颤悠悠地走到桌前，眼睛盯着贺大麻子，满腔的冤仇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他激动得利害，不由得扑簌簌地掉下泪来。他上下嘴唇一个劲儿地抖动，就是说不出话来。
高指导员见冷场了，急忙高呼口号：“打倒地主贺大麻子！”
全场人都举起了拳头，高喊：“打倒地主贺大麻子！”
场上静下来，王大伯用发颤的手指着贺大麻子，终于迸发出胸中的怒火：“我，我一脚踢死你这狗娘养的！”说着，他两手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他女儿娟子紧紧地扶着他，说：“爹，别着急，慢慢说。”娟子也流泪了。
我见不得这种场面，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呜呜”地哭，我禁不住跟着哭了，场内很多人也哭了。
王大伯的心情稍微平静以后，抹了一把眼泪，这才慢慢地说：“十七年前，娟子生下来不到三天，就是他！”他指着贺大麻子，“就是他，硬把娟子她娘拉进他们家，给他那缺奶的千金小姐当奶妈。娟子她娘进了他家的门，就再也不让出来了。娟子吃不到娘的奶，饿得‘哇哇’哭。孩子哭，就像刀子剜我的心哪！”
他擦了一把眼泪继续说：“没办法，我只好抱着娟子来到他们家，就是咱们开会的这个地方，找到孩子她娘让孩子吃了几口奶，给他看见了。贺大麻子他，把孩子从娘的怀里夺走扔在地上，恶狠狠地对我说：‘走！把孩子给我抱走！我雇你的女人给你钱，以后不许你再来了！’说完，他把两块铜板扔在地上。孩子在地上拼命地哭。我要他让孩子再吃娘的几口奶，他怎么也不让，硬逼着我们往外走。我不走，他就叫大黄狗咬我。同志们哪……”
说到这里，他把裤腿挽起来，露出了腿上被狗咬破的伤疤：“同志们，你们看看，这就是他家的狗咬的呀！”说着，又哭了起来。
高指导员激愤地举起了拳头：“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全场同志跟着愤怒高呼：“打倒贺大麻子！为王大伯报仇！”
王大伯放下裤腿儿接着说：“那年月，咱们穷人有苦没处诉，有冤无处伸啊！我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娟子没奶吃怎么活呀？我只好一口一口地给孩子喂棒子面糊糊。孩子越来越瘦，瘦得皮包骨头……”
娟子听着爹诉说自己的身世，越哭越厉害。她悲痛地哭喊着：“爹！爹……”
听着王大伯的控诉和娟子的哭声，人们的心都碎了。王大伯接着说：“他们不让娟子娘回家看娟子。娟子娘想孩子，病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放娟子娘回来。直到娟子她娘没奶了，才被他们扔出大门。我和他们讲理要他们给孩子娘治病，他们把大门一关，理都不理。他们的心就是这样狠哪！我和乡亲们把娟子她娘抬回家，不到两天就死了。这是被他们折磨死的呀！”
王大伯讲到这里，娟子大哭起来。王大伯哭，田队长、高指导员哭，全场一片哭声。人们激愤的心情就像烧开了的水，沸腾起来。不知谁带头喊了一声：“打倒贺大麻子，给娟子娘报仇！”，不知又是谁喊了一声：“打死他！打死贺大麻子！”。话音没落，就见前面坐着的几位同学站起来，围上前去用拳头“噼里啪啦”地往贺大麻子的身上狠打。贺大麻子吓得两手抱着脑袋，像乌龟一样把头缩进脖子里。
田队长和高指导员连忙劝阻大家：“不要打！不要打！听命令！同志们都坐下！都坐下！”
人们陆陆续续坐下来。我们班前面坐着的朱斌志，觉得自己的拳头没有挨着贺大麻子，不过瘾，最后又上去往贺大麻子身上捅了一拳。
大家坐好以后田队长说：“同志们请安静。王大伯的仇是要报的。可是，还有千千万万兄弟姐妹的仇要报呀！地主不只是一个贺大麻子，要报仇就要报阶级仇。只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我们穷人才能彻底翻身。请同志们遵守会场秩序。诉苦大会继续进行！”
晚上，星斗满天。抗敌剧社的同志们配合我校的“诉苦”、“三查”运动，在村边的大操场上搭起舞台，演出著名歌剧《白毛女》。
大家都知道，《白毛女》这出戏的主要内容是：地主黄世仁为了霸占贫农杨白劳的女儿喜儿，逼着杨白劳在卖身契上按了手印。杨白劳走头无路，回家后的当天夜里服毒自杀了。第二天，狗腿子穆仁智把喜儿拉到黄世仁家。喜儿在黄家受尽折磨，后来在张二婶的帮助下，离开黄家逃进深山。在深山里，喜儿独自一人过着非人的生活，最后头发变白成了“白毛女”。直到八路军来了之后，喜儿才见了天日。
夜幕中，舞台的幕布拉开了。灯光照亮了简陋的杨白劳的家。我们学员们坐满了整个操场。同志们一个个坐在背包上，怀抱着步枪静静地观看演出。
舞台上，喜儿身穿补着补丁的小红袄，梳着长辫子，在欢快的《白毛女》主题音乐中迈着舞蹈般的步子，一会儿跑到门口向外张望，一会儿走到窗前看看。大年三十了，她在等待着外面躲债的爹爹回家过年。主题音乐奏过之后，舞台上传出喜儿清脆的歌声：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雪花那个飘，
年来到
……
在呼啸的北风声中，杨白劳上场了。他在风雪中挣扎着赶回自己的家门。沉重的音乐声之后，杨白劳用低沉的曲调唱道：
十里风雪，
一片白。
躲债七天，
回家来，
回家来
……
杨白劳回家后，喜儿高兴得跳起来。杨白劳从怀里掏出红头绳举在喜儿面前，高兴地唱道：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爹爹我钱少不能买。
扯下了二尺红头绳，
给我喜儿扎起来，
哎嗨哎——扎呀扎起来。
杨白劳和喜儿是多么好的父女俩呀！他们父女情深相依为命。这不就是王大伯和娟子吗？那万恶的贺大麻子不就是黄世仁吗？
戏一场场地演下去。观众的心和舞台上的喜儿紧紧联系在一起。人们对地主黄世仁和狗腿子穆仁智无比愤恨，对杨白劳和喜儿极大同情。因为很多同学都是贫苦家庭出身，想到自己的苦难家史，好像舞台上演的就是自己家的事。同志们不住地哭泣。我身边的霍瑞文和王定远哭得抬不起头来。罗大个子直擤鼻涕。朱斌志也在一边挤眼泪。
戏演到喜儿哭爹一场，全场观众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随着喜儿的哭声，有人竟难过得大声痛哭起来。哭是有感染力的，顿时全场一片哭声。我身旁的霍瑞文哭得泣不成声了。
舞台上狗腿子穆仁智带着打手抢人来了。赵大叔、李二婶、大春、大锁一齐上前阻拦。穆仁智把卖身契一抖，三角眼一翻：“哼！哪个敢拦？杨白劳是在文书上按了手印儿的，喜儿已经是黄家的人啦！”
喜儿听说爹在卖身契上按了手印，悲痛万分，一头扎在爹的身上，摇晃着爹的尸体，发出令人心碎的悲愤哭声：
听说爹爹卖了儿呀，
五雷轰顶火烧身呀，
大叔大婶救救我呀，
死也不进黄家门呀！
……
穆仁智上前一把抓住喜儿的脖领子，一手揪住喜儿的头发，在地上拖着就往外拉。喜儿在地上拼命挣扎，头发乱了，泥土和眼泪抹了满脸。此情此景，我觉得舞台上的演员突然变了。那哭着挣扎的不就是敬珍姐吗？拖着她走的不就是她那狠心的丈夫吗？姐姐在呼喊：“大叔，大婶，你们不能让他把我拉走啊……”这哭喊声揪着我的心，我不由得脱口说了声“姐姐”。
霍瑞文听我说了声“姐姐”，想到了自己姐姐的悲惨身世，他忽地站起来，大喊一声：“姐，不要哭，我给你报仇！”说着，“哗啦”把子弹推上了膛。他举起枪来朝着舞台上的穆仁智就要开枪射击。他身边的王定远手疾眼快，一把夺过霍瑞文的枪：
“班长，不能开枪！那是演戏哩！”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全体观众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们班长身上。全场哗然，秩序大乱。舞台上的戏也没法演了。
坐在前排的大队长站起来。他向我们队这边发问：“怎么回事，四分队？发生什么事啦？”
田队长回答：“报告首长，六班长顶上子弹要向演员射击。”
“为什么？”
“六班长的姐姐和喜儿一样，因为家里穷，卖给人家让人拉走的。他看到喜儿被拉走，太激动了。”
“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
“乱弹琴！”大队长松了口气。他提高嗓门说：“听我的命令！枪里一律不准压子弹，统统给我退下来！”
演员们受了一场虚惊。等人们把枪里压的子弹全都卸下来之后，戏又接着往下演了。
苦水要吐尽，穷根要挖深。诉苦大会以后，每个同志都要在班里讲述自己的苦难家史，并讨论受苦的原因。
在宿舍的班务会上，贫农出身的霍瑞文首先讲述了他家在旧社会没吃没穿、爹娘养不活全家人、不得不把姐姐卖掉的悲惨经过，讲了土地改革以后家里分了房子分了地翻身以后的生活情景。他表示要在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王定远家是下中农。他讲的是民国二十七年，也就是一九三八年大水灾的时候，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吃，他和他娘沿街讨饭的情形。
罗大个子家虽是中农，但生活并不富裕。他把灾荒年间家里吃糠咽菜的情况说了一遍。
班里多数同志是贫下中农出身，每人都有一部苦难家史。有的家因为交不起租子受了地主的打骂；有的家为了糊口给财主家当长工；有的家有人挨过日本人的打骂；有的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死了亲人……所有这些都是令人悲痛的。
大家都在诉苦，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没挨过饿，也没受过苦，爹也没有给我讲过什么苦难家史。我只好把哥被日本人抓住的情况讲了讲，也算是诉苦吧！诉的是民族苦。
朱斌志呢，家是富农，根本就无话可说。别人都有苦可诉，他呢？不说吧，怪难堪的。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他说他们家受了地主的气。说是有一天，他家的猫跑进了地主家，让地主给打死了。他爹找地主讲理，地主不但不认账，反而说他爹无理取闹。他说得活灵活现，还真有点气愤劲儿，肚子一鼓一鼓的。
诉苦时候的气氛是沉重的。到了挖穷根儿的时候就热闹了。讨论的题目是：穷人为什么会受苦受穷？
这时，朱斌志从沉闷的空气中解脱出来。他抢先发言：
“人为什么会受苦受穷？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计算不到就受穷’，受穷不受穷全在计算。我们家就会计算，哪块地种高粱，哪块地种棒子，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该雇短工，又怎样支使长工干活，全在计算……”
朱斌志兴致勃勃地滔滔不绝地往下讲，同志们越听越厌烦。有人打断了他的发言：“喂，我问你，土改的时候，你们家挨斗了没有？”
这一问，就像一瓢冷水，一下子把朱斌志的兴头浇了下去。他干瞪着眼望着发问的同志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没有，我们家没挨斗，只是把浮财和土地拿出去平分了。”他又鼓了鼓勇气说：“分就分了呗，党的政策，我完全拥护。怎么啦？”
“你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那位同志追着问。
“当然是真拥护。”他顿足跺脚地发誓，“谁不拥护谁不是人！”
霍班长见情势不妙，讨论的内容离题了，急忙制止说：“别往远处扯，咱们还是讨论穷人为什么会受穷这个根本问题吧！下面谁发言？”
朱斌志像撒了气的皮球，不吭气了。
穷人为什么会受穷？这问题从这次阶级教育一开始我就想过，我把我的想法讲给大家：
“过日子要想不受穷，最重要的是勤俭持家。我们家就是这样。我爹是个斗大的字不认得半升的老实庄稼人，一辈子就知道拼命干活，天不亮就起来一直干到黑，一点儿不闲着。就是冬天农闲的时候，他也要背着粪筐拾粪、拾柴禾。攒下几个钱舍不得花，留着盖房子买地。衣服破了补补，家具坏了修修，连吃饭掉在地上的饭粒儿，也要用手指头拣起来放在嘴边吹吹，放在嘴里，咽到肚里。如果不是勤俭持家，我们家的日子，也会和同学们家一样，是很苦的。我们村有个穷得光着屁股叮当响的人，叫臭石头。他吊儿郎当不干活，有几个钱就吃喝嫖赌。日本人来了，他当了汉奸，让八路军给砸死了。”
王定远不同意我的看法，说：“你说得不对！穷人受苦是财主剥削的。你说的那个臭石头，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穷人，那是地痞流氓。真正的贫农想吃有吗？想喝有吗？拿什么去嫖？拿什么去赌？灾荒年，我们吃糠咽菜都填不饱肚子，只好提着篮子去要饭。谁愿意当叫花子呀？我妹妹就是吃了讨饭要来的棉花籽儿饽饽，连屎都拉不出来。怎么能说穷人的苦是不勤俭造成的呢？我们穷人受苦纯粹是地主、富农剥削的。”
要说地主富农坏，我承认。黄世仁、贺大麻子都坏，我们村的赵老兴也坏。要说美凤她爹坏，剥削人，美凤想不通。那天晚上，我们俩还吵了一顿。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叫剥削。我发言说：“我们县薛家疃有个地主，待人说话非常和气，真是温文尔雅。如果说薛家疃的穷人受穷是他家剥削的，我还有点儿想不大通。王定远同志，请你讲讲他们是怎么剥削穷人的吧！”
王定远没有回答，其它同志你争我抢地发言了：有的说黄世仁逼死杨白劳，抢走喜儿就是剥削。有的说王大伯的女儿娟子吃不上娘的奶，就是被贺大麻子的女儿剥削去了……
他们说不服我。我说：“你们讲的都是恶霸地主，把他们枪毙了也不冤枉。可我问的是待人和气的地主呀！你们说说，他们是怎么剥削人的呢？”
王定远被我问住了，同志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还是霍班长觉悟高，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富农没有不剥削人的。大家想想，我们劳动人民，为什么一天到晚拼命干活，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可地主财主们，无论是恶霸也好，不是恶霸也好，他们什么活都不干，却吃香的喝辣的。他们吃的喝的都是哪里来的呢？不都是我们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吗？我们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不上，却到了他们的嘴里，这不就是剥削吗？地主、富农剥削穷人的办法巧妙着呢！指导员说了，他要专门给我们上课讲这个问题。”
最后，霍班长总结了一下开会讨论的情况，他说：“今天的会开得不错。时间不早了。大家活动活动，准备吃饭。散会！”
高指导员上课的时候，解决了我们讨论中存在的问题。
课堂设在分队部的大院里。正面放着一块破黑板。我们坐在院子里，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一边记笔记，一边听高指导员讲课。
高指导员，中等身材，英俊、精干，口才很好，讲课有声有色。他说：
“各班在讨论的时候，不少同志对地主、富农怎样剥削农民还不大清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什么是地主？”说着，他在身后的破黑板上用粉笔写了“地主”两个字。
“什么叫地主呢？”他转过身来对大家说，“地主嘛，就是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专靠剥削农民而生活的人。”为了让大家听得懂、记好笔记，他讲得很慢，把一句话分成几小段，反反复复地给大家念。
当大家记好了地主的定义、一个个抬起头来望着他的时候，他接着往下讲：“有的同志问，地主剥削农民的方式是什么呢？方式嘛，其中最主要的是收取地租。”
讲到这里，他又把“地租”两个字写在黑板上，说：“除了收取地租以外，还可能有放债，雇工，或者兼营工商业等其它方式，但主要是收租子。”为了强调收地租，他用根木棍儿作教鞭，敲打着黑板上的“地租”两个字。
他继续讲：“同志们都参加了诉苦会，还看了《白毛女》。黄世仁不就是逼着杨白劳交租子还债才强迫他把喜儿卖了吗？就是这样，地主阶级以收地租的方式把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打下来的粮食，白白地收走了，而农民却卖儿卖女没有饭吃。”
讲到这里，他用胳膊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儿，好像把什么都划进去一样，说：“没有什么好地主坏地主，所有地主都是一样，没有不靠地租剥削农民的。”
指导员绘声绘色地讲，我们聚精会神地听，指导员的每句话都进了我的耳朵，钻进我的心里。我在想，美凤她爹看上去忠厚老成，原来也是剥削农民的吸血鬼啊！美凤不就是用贫下中农血汗养大的地主小姐吗？我怎么能和她拴在一起成为夫妻呢？
高指导员接着讲：“当然喽，我们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消灭地主本人。我们要给他们出路，给他们房子住，给他们一些地种，要强迫他们劳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要他们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至于说对待有民愤的恶霸地主和比较老实的地主，对待程度不同的大、中、小地主，政策上是有区别的。”
指导员的课从地主讲到富农，从富农讲到中农，讲到中农的时候，他说：“中农一般都有自己的土地。他们有牲口有农具，生活来源靠自己劳动，或者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人，也不出卖劳动力去为别人当长工或当短工。当然，中农也不一样，还有上中农和下中农之分。上中农，也叫富裕中农，对别人可以有轻微剥削，例如，农忙的时候雇几天短工。但这不是经常的和主要的。”
讲到这里，他看了看我：“我们在座的同志中就有上中农家庭出身的。曹晓刚同志家就是上中农嘛！”
我听了很不自在，心想，指导员讲课干吗要提我呀？指导员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曹晓刚同志别不好意思嘛！中农是我们革命团结的对象。你能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就是我们的好同志。不仅中农出身的同志，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还有半知识分子……”
“半知识分子？”大家都觉得这个名词新鲜。
“怎么？半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你们不懂？就是你们！你们这些考入中学的秀才们。革命需要你们，党欢迎你们！即使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同志，”他看了看朱斌志，说：“像朱斌志这样的同志，只要拥护土地改革，注意世界观的改造，还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呢！”
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不懂。我就见朱斌志的脸红了。
指导员说：“毛泽东同志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拿对待革命来说吧，因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也就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革命态度始终是坚决的，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中农，尤其是上中农，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们是积极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对待他们和对待贫下中农是一样的，照样杀他们的脑袋。用日本人的话来说，就是统统地死了死了的干活！”
他学着日本人的腔调，做了个杀头的手势，逗得大家笑了。
他说：“到了土改打蒋介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不同了。让他们当兵打蒋介石可就没那么积极喽！”
我听得入了迷，觉得指导员真了不起，讲得真透彻。我爹我娘就是这样，打日本的时候积极支持我哥参加游击队，可我要当兵打蒋介石，说什么他们都不让。指导员的学问可真大。我什么时候能像指导员那样，懂这么多事情就好了。
讲到这里，指导员换了个话题说：“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大家想想，在旧社会，像黄世仁、贺大麻子这样的人，为什么能那样无法无天地残害我们劳动人民？这是为什么？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课堂沉静了一会儿，二班的一位同志举手了。指导员说：“好，你来回答。”
那位同志站起来，说：“因为黄世仁这样的恶霸地主，有穆仁智这样的狗腿子和很多如狼似虎的打手。穷人惹不起他们。回答完毕。”
“好，你坐下。”那位同志坐下，指导员问大家：“他说得对不对呀？哪位同志补充补充？”
八班长站了起来：“我说两句。我认为杨白劳、王大伯他们，并不是怕地主老财。杨白劳不是说要到衙门里去告黄世仁吗？黄世仁‘呵呵’一笑。穆仁智把桌子一拍：‘你到哪里去告？我们少东家就是县太爷！’旧社会，地主恶霸和衙门里当官的一个鼻孔里出气儿。穷人没有地方说理去。所以，杨白劳才被逼死了。”
没等八班长坐下，我们的霍班长站了起来：“我认为，地主恶霸所以能那样猖狂，不只是他们和官府衙门一个鼻孔出气儿，更重要的是有反动军队给他们撑腰。我们解放区，如果不是把国民党的军队打跑，人民能翻身吗？”
指导员满意地说：“讲得好，都坐下。”
指导员接着说：“六班长讲得好。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解放区所以能够进行土地改革，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什么黄世仁呀，贺大麻子呀，才统统被打倒了。可是，蒋介石的军队并没有被我们消灭呀！他们反而总想消灭我们，他们要打回来。那样，我们翻了身的农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同志们，你们说，穷人要想彻底翻身永远过好日子，该怎么办哪？”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大家像喊口号一样齐声回答。
指导员说：“不错，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可蒋介石有八百万军队，那可不是纸糊的，他们有美国的飞机大炮。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至于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各班回去进行讨论。”
最后，他布置下一步的新式整军工作，说：“下一步，我们要进入‘三查’阶段。查阶级，每个同志要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真正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了。查工作，查一下我们在学习和训练中表现得怎么样？还有，查斗志，检查检查我们的革命决心，检查一下我们学习队列动作，学习投弹，学习射击，学习战术，学得怎么样？能不能上前线？有没有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
临下课的时候，他宣布了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定。他说：“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从现在开始就要公开了。党组织一公开，谁是党员，谁是支部委员，大家就都知道了。同志们对党员有什么意见，对党组织有什么要求，欢迎同志们提出来。现在宣布，下课！”
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春，部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了以新式整军为主要内容的建军工作，从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上，全面加强了军队建设。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压迫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方法，以阶级教育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我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部队的战斗力，对于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下面，我就说说我们军队干部培训学校新式整军的情况。
党员们开过会的第二天，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了。学校停止一切操课和军事训练，专门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诉苦”、“三查”。上午，田队长和高指导员在全队军人大会上做动员报告，讲了新式整军的意义和作法。下午，召开诉苦大会。
诉苦大会的会场，设在分队部的院子里。这是个宽绰的四合院，是地主贺大麻子原来的住宅。北面正房墙上贴了许多白纸黑字的标语：“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地主阶级！”、“为死去的阶级弟兄报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会场前面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两旁的板凳上，坐着王大伯和另外几位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我们分队的学员，整整齐齐地坐在院子里。会场的气氛非常严肃、沉重。
主持会议的田队长，走到王大伯和其它几位老贫农面前，问：“可以开始了吗？”王大伯他们点了点头。
田队长走到桌子前面，脸色非常严肃，声音异常沉重，说：“同志们，诉苦大会就要开始了。这是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也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同志们不要交头接耳，更不要随意乱动，一定要遵守秩序，听从指挥。”
他整了整军装，正了正军帽，咳嗽了一声，然后郑重地大声宣布：“诉苦大会现在开始！”他突然提高了嗓门儿，大声喝道：“把贺大麻子，押上来！”
就见通信员小周和几位年轻的贫农押着地主贺大麻子，从后边屋里连推带搡地把他推到了会场前的桌子旁。贺大麻子下意识地抬头环视了一下会场。小周猛地把他的脑袋往下一按喝道：“低头！再抬头就砸死你！”
贺大麻子斜了小周一眼，低下头去。看来，他经受这样的场面不只一次了。他知道，反抗是要吃苦头的，只好乖乖地弯下腰。
我仔细看了看贺大麻子。他头戴一顶破帽盔儿，身穿一件黑色的旧马褂，满脸麻子（患天花病落下的黄豆大的凹形斑痕，现在天花病已绝迹了），嘴上留着两撇黑胡子。我心想，他这身打扮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噢，想起来了，美凤她爹，我那位老丈人就是这身打扮。他也是地主，被扫地出门了。不用问，美凤她爹也是这样的下场了！
贺大麻子站定之后，田队长说：“现在由本村贫农团团长王大伯诉苦，控诉地主贺大麻子欺压我们穷人的罪行。”他转向王大伯，说：“大伯，您讲吧！”
王大伯由女儿娟子扶着，颤颤悠悠地走到桌前，眼睛盯着贺大麻子，满腔的冤仇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他激动得利害，不由得扑簌簌地掉下泪来。他上下嘴唇一个劲儿地抖动，就是说不出话来。
高指导员见冷场了，急忙高呼口号：“打倒地主贺大麻子！”
全场人都举起了拳头，高喊：“打倒地主贺大麻子！”
场上静下来，王大伯用发颤的手指着贺大麻子，终于迸发出胸中的怒火：“我，我一脚踢死你这狗娘养的！”说着，他两手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他女儿娟子紧紧地扶着他，说：“爹，别着急，慢慢说。”娟子也流泪了。
我见不得这种场面，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呜呜”地哭，我禁不住跟着哭了，场内很多人也哭了。
王大伯的心情稍微平静以后，抹了一把眼泪，这才慢慢地说：“十七年前，娟子生下来不到三天，就是他！”他指着贺大麻子，“就是他，硬把娟子她娘拉进他们家，给他那缺奶的千金小姐当奶妈。娟子她娘进了他家的门，就再也不让出来了。娟子吃不到娘的奶，饿得‘哇哇’哭。孩子哭，就像刀子剜我的心哪！”
他擦了一把眼泪继续说：“没办法，我只好抱着娟子来到他们家，就是咱们开会的这个地方，找到孩子她娘让孩子吃了几口奶，给他看见了。贺大麻子他，把孩子从娘的怀里夺走扔在地上，恶狠狠地对我说：‘走！把孩子给我抱走！我雇你的女人给你钱，以后不许你再来了！’说完，他把两块铜板扔在地上。孩子在地上拼命地哭。我要他让孩子再吃娘的几口奶，他怎么也不让，硬逼着我们往外走。我不走，他就叫大黄狗咬我。同志们哪……”
说到这里，他把裤腿挽起来，露出了腿上被狗咬破的伤疤：“同志们，你们看看，这就是他家的狗咬的呀！”说着，又哭了起来。
高指导员激愤地举起了拳头：“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全场同志跟着愤怒高呼：“打倒贺大麻子！为王大伯报仇！”
王大伯放下裤腿儿接着说：“那年月，咱们穷人有苦没处诉，有冤无处伸啊！我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娟子没奶吃怎么活呀？我只好一口一口地给孩子喂棒子面糊糊。孩子越来越瘦，瘦得皮包骨头……”
娟子听着爹诉说自己的身世，越哭越厉害。她悲痛地哭喊着：“爹！爹……”
听着王大伯的控诉和娟子的哭声，人们的心都碎了。王大伯接着说：“他们不让娟子娘回家看娟子。娟子娘想孩子，病了。可是，他们还是不放娟子娘回来。直到娟子她娘没奶了，才被他们扔出大门。我和他们讲理要他们给孩子娘治病，他们把大门一关，理都不理。他们的心就是这样狠哪！我和乡亲们把娟子她娘抬回家，不到两天就死了。这是被他们折磨死的呀！”
王大伯讲到这里，娟子大哭起来。王大伯哭，田队长、高指导员哭，全场一片哭声。人们激愤的心情就像烧开了的水，沸腾起来。不知谁带头喊了一声：“打倒贺大麻子，给娟子娘报仇！”，不知又是谁喊了一声：“打死他！打死贺大麻子！”。话音没落，就见前面坐着的几位同学站起来，围上前去用拳头“噼里啪啦”地往贺大麻子的身上狠打。贺大麻子吓得两手抱着脑袋，像乌龟一样把头缩进脖子里。
田队长和高指导员连忙劝阻大家：“不要打！不要打！听命令！同志们都坐下！都坐下！”
人们陆陆续续坐下来。我们班前面坐着的朱斌志，觉得自己的拳头没有挨着贺大麻子，不过瘾，最后又上去往贺大麻子身上捅了一拳。
大家坐好以后田队长说：“同志们请安静。王大伯的仇是要报的。可是，还有千千万万兄弟姐妹的仇要报呀！地主不只是一个贺大麻子，要报仇就要报阶级仇。只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我们穷人才能彻底翻身。请同志们遵守会场秩序。诉苦大会继续进行！”
晚上，星斗满天。抗敌剧社的同志们配合我校的“诉苦”、“三查”运动，在村边的大操场上搭起舞台，演出著名歌剧《白毛女》。
大家都知道，《白毛女》这出戏的主要内容是：地主黄世仁为了霸占贫农杨白劳的女儿喜儿，逼着杨白劳在卖身契上按了手印。杨白劳走头无路，回家后的当天夜里服毒自杀了。第二天，狗腿子穆仁智把喜儿拉到黄世仁家。喜儿在黄家受尽折磨，后来在张二婶的帮助下，离开黄家逃进深山。在深山里，喜儿独自一人过着非人的生活，最后头发变白成了“白毛女”。直到八路军来了之后，喜儿才见了天日。
夜幕中，舞台的幕布拉开了。灯光照亮了简陋的杨白劳的家。我们学员们坐满了整个操场。同志们一个个坐在背包上，怀抱着步枪静静地观看演出。
舞台上，喜儿身穿补着补丁的小红袄，梳着长辫子，在欢快的《白毛女》主题音乐中迈着舞蹈般的步子，一会儿跑到门口向外张望，一会儿走到窗前看看。大年三十了，她在等待着外面躲债的爹爹回家过年。主题音乐奏过之后，舞台上传出喜儿清脆的歌声：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雪花那个飘，
年来到
……
在呼啸的北风声中，杨白劳上场了。他在风雪中挣扎着赶回自己的家门。沉重的音乐声之后，杨白劳用低沉的曲调唱道：
十里风雪，
一片白。
躲债七天，
回家来，
回家来
……
杨白劳回家后，喜儿高兴得跳起来。杨白劳从怀里掏出红头绳举在喜儿面前，高兴地唱道：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爹爹我钱少不能买。
扯下了二尺红头绳，
给我喜儿扎起来，
哎嗨哎——扎呀扎起来。
杨白劳和喜儿是多么好的父女俩呀！他们父女情深相依为命。这不就是王大伯和娟子吗？那万恶的贺大麻子不就是黄世仁吗？
戏一场场地演下去。观众的心和舞台上的喜儿紧紧联系在一起。人们对地主黄世仁和狗腿子穆仁智无比愤恨，对杨白劳和喜儿极大同情。因为很多同学都是贫苦家庭出身，想到自己的苦难家史，好像舞台上演的就是自己家的事。同志们不住地哭泣。我身边的霍瑞文和王定远哭得抬不起头来。罗大个子直擤鼻涕。朱斌志也在一边挤眼泪。
戏演到喜儿哭爹一场，全场观众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随着喜儿的哭声，有人竟难过得大声痛哭起来。哭是有感染力的，顿时全场一片哭声。我身旁的霍瑞文哭得泣不成声了。
舞台上狗腿子穆仁智带着打手抢人来了。赵大叔、李二婶、大春、大锁一齐上前阻拦。穆仁智把卖身契一抖，三角眼一翻：“哼！哪个敢拦？杨白劳是在文书上按了手印儿的，喜儿已经是黄家的人啦！”
喜儿听说爹在卖身契上按了手印，悲痛万分，一头扎在爹的身上，摇晃着爹的尸体，发出令人心碎的悲愤哭声：
听说爹爹卖了儿呀，
五雷轰顶火烧身呀，
大叔大婶救救我呀，
死也不进黄家门呀！
……
穆仁智上前一把抓住喜儿的脖领子，一手揪住喜儿的头发，在地上拖着就往外拉。喜儿在地上拼命挣扎，头发乱了，泥土和眼泪抹了满脸。此情此景，我觉得舞台上的演员突然变了。那哭着挣扎的不就是敬珍姐吗？拖着她走的不就是她那狠心的丈夫吗？姐姐在呼喊：“大叔，大婶，你们不能让他把我拉走啊……”这哭喊声揪着我的心，我不由得脱口说了声“姐姐”。
霍瑞文听我说了声“姐姐”，想到了自己姐姐的悲惨身世，他忽地站起来，大喊一声：“姐，不要哭，我给你报仇！”说着，“哗啦”把子弹推上了膛。他举起枪来朝着舞台上的穆仁智就要开枪射击。他身边的王定远手疾眼快，一把夺过霍瑞文的枪：
“班长，不能开枪！那是演戏哩！”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全体观众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们班长身上。全场哗然，秩序大乱。舞台上的戏也没法演了。
坐在前排的大队长站起来。他向我们队这边发问：“怎么回事，四分队？发生什么事啦？”
田队长回答：“报告首长，六班长顶上子弹要向演员射击。”
“为什么？”
“六班长的姐姐和喜儿一样，因为家里穷，卖给人家让人拉走的。他看到喜儿被拉走，太激动了。”
“没出什么事吧？”
“没有。”
“乱弹琴！”大队长松了口气。他提高嗓门说：“听我的命令！枪里一律不准压子弹，统统给我退下来！”
演员们受了一场虚惊。等人们把枪里压的子弹全都卸下来之后，戏又接着往下演了。
苦水要吐尽，穷根要挖深。诉苦大会以后，每个同志都要在班里讲述自己的苦难家史，并讨论受苦的原因。
在宿舍的班务会上，贫农出身的霍瑞文首先讲述了他家在旧社会没吃没穿、爹娘养不活全家人、不得不把姐姐卖掉的悲惨经过，讲了土地改革以后家里分了房子分了地翻身以后的生活情景。他表示要在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王定远家是下中农。他讲的是民国二十七年，也就是一九三八年大水灾的时候，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吃，他和他娘沿街讨饭的情形。
罗大个子家虽是中农，但生活并不富裕。他把灾荒年间家里吃糠咽菜的情况说了一遍。
班里多数同志是贫下中农出身，每人都有一部苦难家史。有的家因为交不起租子受了地主的打骂；有的家为了糊口给财主家当长工；有的家有人挨过日本人的打骂；有的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死了亲人……所有这些都是令人悲痛的。
大家都在诉苦，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没挨过饿，也没受过苦，爹也没有给我讲过什么苦难家史。我只好把哥被日本人抓住的情况讲了讲，也算是诉苦吧！诉的是民族苦。
朱斌志呢，家是富农，根本就无话可说。别人都有苦可诉，他呢？不说吧，怪难堪的。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他说他们家受了地主的气。说是有一天，他家的猫跑进了地主家，让地主给打死了。他爹找地主讲理，地主不但不认账，反而说他爹无理取闹。他说得活灵活现，还真有点气愤劲儿，肚子一鼓一鼓的。
诉苦时候的气氛是沉重的。到了挖穷根儿的时候就热闹了。讨论的题目是：穷人为什么会受苦受穷？
这时，朱斌志从沉闷的空气中解脱出来。他抢先发言：
“人为什么会受苦受穷？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计算不到就受穷’，受穷不受穷全在计算。我们家就会计算，哪块地种高粱，哪块地种棒子，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该雇短工，又怎样支使长工干活，全在计算……”
朱斌志兴致勃勃地滔滔不绝地往下讲，同志们越听越厌烦。有人打断了他的发言：“喂，我问你，土改的时候，你们家挨斗了没有？”
这一问，就像一瓢冷水，一下子把朱斌志的兴头浇了下去。他干瞪着眼望着发问的同志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没有，我们家没挨斗，只是把浮财和土地拿出去平分了。”他又鼓了鼓勇气说：“分就分了呗，党的政策，我完全拥护。怎么啦？”
“你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那位同志追着问。
“当然是真拥护。”他顿足跺脚地发誓，“谁不拥护谁不是人！”
霍班长见情势不妙，讨论的内容离题了，急忙制止说：“别往远处扯，咱们还是讨论穷人为什么会受穷这个根本问题吧！下面谁发言？”
朱斌志像撒了气的皮球，不吭气了。
穷人为什么会受穷？这问题从这次阶级教育一开始我就想过，我把我的想法讲给大家：
“过日子要想不受穷，最重要的是勤俭持家。我们家就是这样。我爹是个斗大的字不认得半升的老实庄稼人，一辈子就知道拼命干活，天不亮就起来一直干到黑，一点儿不闲着。就是冬天农闲的时候，他也要背着粪筐拾粪、拾柴禾。攒下几个钱舍不得花，留着盖房子买地。衣服破了补补，家具坏了修修，连吃饭掉在地上的饭粒儿，也要用手指头拣起来放在嘴边吹吹，放在嘴里，咽到肚里。如果不是勤俭持家，我们家的日子，也会和同学们家一样，是很苦的。我们村有个穷得光着屁股叮当响的人，叫臭石头。他吊儿郎当不干活，有几个钱就吃喝嫖赌。日本人来了，他当了汉奸，让八路军给砸死了。”
王定远不同意我的看法，说：“你说得不对！穷人受苦是财主剥削的。你说的那个臭石头，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穷人，那是地痞流氓。真正的贫农想吃有吗？想喝有吗？拿什么去嫖？拿什么去赌？灾荒年，我们吃糠咽菜都填不饱肚子，只好提着篮子去要饭。谁愿意当叫花子呀？我妹妹就是吃了讨饭要来的棉花籽儿饽饽，连屎都拉不出来。怎么能说穷人的苦是不勤俭造成的呢？我们穷人受苦纯粹是地主、富农剥削的。”
要说地主富农坏，我承认。黄世仁、贺大麻子都坏，我们村的赵老兴也坏。要说美凤她爹坏，剥削人，美凤想不通。那天晚上，我们俩还吵了一顿。其实，我也不懂什么叫剥削。我发言说：“我们县薛家疃有个地主，待人说话非常和气，真是温文尔雅。如果说薛家疃的穷人受穷是他家剥削的，我还有点儿想不大通。王定远同志，请你讲讲他们是怎么剥削穷人的吧！”
王定远没有回答，其它同志你争我抢地发言了：有的说黄世仁逼死杨白劳，抢走喜儿就是剥削。有的说王大伯的女儿娟子吃不上娘的奶，就是被贺大麻子的女儿剥削去了……
他们说不服我。我说：“你们讲的都是恶霸地主，把他们枪毙了也不冤枉。可我问的是待人和气的地主呀！你们说说，他们是怎么剥削人的呢？”
王定远被我问住了，同志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还是霍班长觉悟高，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富农没有不剥削人的。大家想想，我们劳动人民，为什么一天到晚拼命干活，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可地主财主们，无论是恶霸也好，不是恶霸也好，他们什么活都不干，却吃香的喝辣的。他们吃的喝的都是哪里来的呢？不都是我们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吗？我们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不上，却到了他们的嘴里，这不就是剥削吗？地主、富农剥削穷人的办法巧妙着呢！指导员说了，他要专门给我们上课讲这个问题。”
最后，霍班长总结了一下开会讨论的情况，他说：“今天的会开得不错。时间不早了。大家活动活动，准备吃饭。散会！”
高指导员上课的时候，解决了我们讨论中存在的问题。
课堂设在分队部的大院里。正面放着一块破黑板。我们坐在院子里，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一边记笔记，一边听高指导员讲课。
高指导员，中等身材，英俊、精干，口才很好，讲课有声有色。他说：
“各班在讨论的时候，不少同志对地主、富农怎样剥削农民还不大清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什么是地主？”说着，他在身后的破黑板上用粉笔写了“地主”两个字。
“什么叫地主呢？”他转过身来对大家说，“地主嘛，就是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专靠剥削农民而生活的人。”为了让大家听得懂、记好笔记，他讲得很慢，把一句话分成几小段，反反复复地给大家念。
当大家记好了地主的定义、一个个抬起头来望着他的时候，他接着往下讲：“有的同志问，地主剥削农民的方式是什么呢？方式嘛，其中最主要的是收取地租。”
讲到这里，他又把“地租”两个字写在黑板上，说：“除了收取地租以外，还可能有放债，雇工，或者兼营工商业等其它方式，但主要是收租子。”为了强调收地租，他用根木棍儿作教鞭，敲打着黑板上的“地租”两个字。
他继续讲：“同志们都参加了诉苦会，还看了《白毛女》。黄世仁不就是逼着杨白劳交租子还债才强迫他把喜儿卖了吗？就是这样，地主阶级以收地租的方式把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打下来的粮食，白白地收走了，而农民却卖儿卖女没有饭吃。”
讲到这里，他用胳膊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儿，好像把什么都划进去一样，说：“没有什么好地主坏地主，所有地主都是一样，没有不靠地租剥削农民的。”
指导员绘声绘色地讲，我们聚精会神地听，指导员的每句话都进了我的耳朵，钻进我的心里。我在想，美凤她爹看上去忠厚老成，原来也是剥削农民的吸血鬼啊！美凤不就是用贫下中农血汗养大的地主小姐吗？我怎么能和她拴在一起成为夫妻呢？
高指导员接着讲：“当然喽，我们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消灭地主本人。我们要给他们出路，给他们房子住，给他们一些地种，要强迫他们劳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要他们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至于说对待有民愤的恶霸地主和比较老实的地主，对待程度不同的大、中、小地主，政策上是有区别的。”
指导员的课从地主讲到富农，从富农讲到中农，讲到中农的时候，他说：“中农一般都有自己的土地。他们有牲口有农具，生活来源靠自己劳动，或者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人，也不出卖劳动力去为别人当长工或当短工。当然，中农也不一样，还有上中农和下中农之分。上中农，也叫富裕中农，对别人可以有轻微剥削，例如，农忙的时候雇几天短工。但这不是经常的和主要的。”
讲到这里，他看了看我：“我们在座的同志中就有上中农家庭出身的。曹晓刚同志家就是上中农嘛！”
我听了很不自在，心想，指导员讲课干吗要提我呀？指导员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曹晓刚同志别不好意思嘛！中农是我们革命团结的对象。你能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就是我们的好同志。不仅中农出身的同志，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还有半知识分子……”
“半知识分子？”大家都觉得这个名词新鲜。
“怎么？半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你们不懂？就是你们！你们这些考入中学的秀才们。革命需要你们，党欢迎你们！即使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同志，”他看了看朱斌志，说：“像朱斌志这样的同志，只要拥护土地改革，注意世界观的改造，还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呢！”
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不懂。我就见朱斌志的脸红了。
指导员说：“毛泽东同志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拿对待革命来说吧，因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也就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革命态度始终是坚决的，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中农，尤其是上中农，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们是积极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对待他们和对待贫下中农是一样的，照样杀他们的脑袋。用日本人的话来说，就是统统地死了死了的干活！”
他学着日本人的腔调，做了个杀头的手势，逗得大家笑了。
他说：“到了土改打蒋介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不同了。让他们当兵打蒋介石可就没那么积极喽！”
我听得入了迷，觉得指导员真了不起，讲得真透彻。我爹我娘就是这样，打日本的时候积极支持我哥参加游击队，可我要当兵打蒋介石，说什么他们都不让。指导员的学问可真大。我什么时候能像指导员那样，懂这么多事情就好了。
讲到这里，指导员换了个话题说：“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大家想想，在旧社会，像黄世仁、贺大麻子这样的人，为什么能那样无法无天地残害我们劳动人民？这是为什么？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课堂沉静了一会儿，二班的一位同志举手了。指导员说：“好，你来回答。”
那位同志站起来，说：“因为黄世仁这样的恶霸地主，有穆仁智这样的狗腿子和很多如狼似虎的打手。穷人惹不起他们。回答完毕。”
“好，你坐下。”那位同志坐下，指导员问大家：“他说得对不对呀？哪位同志补充补充？”
八班长站了起来：“我说两句。我认为杨白劳、王大伯他们，并不是怕地主老财。杨白劳不是说要到衙门里去告黄世仁吗？黄世仁‘呵呵’一笑。穆仁智把桌子一拍：‘你到哪里去告？我们少东家就是县太爷！’旧社会，地主恶霸和衙门里当官的一个鼻孔里出气儿。穷人没有地方说理去。所以，杨白劳才被逼死了。”
没等八班长坐下，我们的霍班长站了起来：“我认为，地主恶霸所以能那样猖狂，不只是他们和官府衙门一个鼻孔出气儿，更重要的是有反动军队给他们撑腰。我们解放区，如果不是把国民党的军队打跑，人民能翻身吗？”
指导员满意地说：“讲得好，都坐下。”
指导员接着说：“六班长讲得好。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解放区所以能够进行土地改革，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什么黄世仁呀，贺大麻子呀，才统统被打倒了。可是，蒋介石的军队并没有被我们消灭呀！他们反而总想消灭我们，他们要打回来。那样，我们翻了身的农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同志们，你们说，穷人要想彻底翻身永远过好日子，该怎么办哪？”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大家像喊口号一样齐声回答。
指导员说：“不错，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可蒋介石有八百万军队，那可不是纸糊的，他们有美国的飞机大炮。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至于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各班回去进行讨论。”
最后，他布置下一步的新式整军工作，说：“下一步，我们要进入‘三查’阶段。查阶级，每个同志要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真正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了。查工作，查一下我们在学习和训练中表现得怎么样？还有，查斗志，检查检查我们的革命决心，检查一下我们学习队列动作，学习投弹，学习射击，学习战术，学得怎么样？能不能上前线？有没有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
临下课的时候，他宣布了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定。他说：“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从现在开始就要公开了。党组织一公开，谁是党员，谁是支部委员，大家就都知道了。同志们对党员有什么意见，对党组织有什么要求，欢迎同志们提出来。现在宣布，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