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的情与爱(2) - 童婚的情与爱
姐弟情深
日本人占领了保定、石家庄，国民党的军队撤走了，乡亲们在惶恐不安中匆匆地送走了一九三八年的春节。我又长了一岁，按当时的虚岁来说，七岁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曹明觉叔的消息那么灵通，自打“事变”以后，什么大事他都知道。他告诉人们，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在山西省的平型关跟日本人干了一仗，打死了一千多日本鬼子，还打坏了一百多辆汽车。他告诉人们，八路军打了不少胜仗，抗日军民在太行山区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府，老百姓们有了靠山，有了希望，看到了光明。他还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冀中，我们曹家庄，也要成立抗日民主政府。
明觉叔的话真灵。没过多久，我们县就成立了抗日游击队，有县大队，有区小队。我们村和其他村子一样，顿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选举了村长、治安员，成立了农救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救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儿童团。明觉叔当了村长。敬珍姐当了儿童团的团长。明觉叔还组织年轻人成立了村剧团，演节目，做宣传。沉默了千百年的农村，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虽说我还没有上学念书，却自认为是个儿童团员。只要不是学校上课时间，我就跟在敬珍姐的身后瞎搀和。敬珍姐和老师们在街道的墙上写大字标语，我就帮他们提颜料桶，拿刷子，抬白灰，搬凳子，非常积极。墙上的标语五颜六色，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啦，“把日本鬼子赶出鸭绿江去”啦，还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投降主义”、“实行减租减息”等等，好多口号。有的墙上画了漫画，画着八路军端着刺刀威风凛凛地站着。小日本儿跪在八路军面前举着枪，从他嘴上画出一股气儿，在气里写着：“我缴枪，我投降！”。真有意思！
儿童团员们，除了上课，就是站岗、放哨、做宣传。晚上，学生们爬上小学校的房顶，拿着喇叭筒喊话：“不准烧香！不准磕头！不准赌博、不准耍钱……”别看学生们喊得凶，没多少人听。要动真的，那是青抗先小伙子们的事。
我们村有个外号叫“臭石头”的，因为他又馋又懒，又“臭”又“硬”，谁也管不了他。他谁都不怕，就怕青抗先。有一次，他赌钱给逮住了，青抗先和儿童团用纸糊了个高帽子给他往头上一戴，牵着他从东街游到西街，从南街游到北街。满街的人看热闹。一回就把他治服了。
破除迷信，不让烧香磕头，头一件事就是拆庙。村里的四座庙，除了土地庙以外，全拆了，因为土地庙里没神像，只是间空房子。对拆庙最想不通的是老太太们。我娘说：“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是拆庙不好。把五龙圣母庙拆了，我看谁来下雨？不信，你们看着，今年非把人们旱死不可。”
说来也巧，这一年还真是个大旱之年。自打春节以后，到阴历六月了，还没下过透雨。庄稼旱得都快干死了。人们靠五龙圣母不行了，只能靠村边那几眼水井来浇地。可是，这几眼水井又有什么用呢？上午浇了下午就干。尽管如此，这几眼井上的水车还是“叮当”“叮当”的日夜不停地响着。
阴历六月的一天中午，整个冀中平原就像烧红了的干锅一样燥热。万里晴空一丝云迹都没有。太阳像个大火球挂在天空，向大地喷射着耀眼的光芒，刺得人睁不开眼。干热的土地烫得令人站不住脚。地里的谷子、高粱、棒子，又热又渴抬不起头来，瘦瘦的枝杆上低垂着干瘪卷缩的蔫巴叶子，叶稍儿枯黄干焦了。井旁的大杨树，平日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今天，一点儿风没有，树叶一动不动，寂静无声。枝头的黑老鸹伏在窝旁呆呆盹睡。只有那不怕热的知了不知疲倦地拼命嘶叫着。
井台上，戴着捂眼儿的老黄牛，拖着疲惫的身子，拉着水车懒洋洋地一步一步无休止地围着水车转着。讨厌的苍蝇和牛虻，在它的头上、身上，乱飞乱咬。老黄牛不时地晃动脑袋或甩动尾巴驱赶它们。
在老黄牛的牵动下，笨重的铁制大水车把一连串装满井水的水斗子，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从深井的一侧卷上来，把水倒在水车的大铁簸箕里，然后从另一侧排着队返回井下。
随着“咔嗒”“咔嗒”的牛蹄声和“叮当”“叮当”的水车挡板声，清凉的井水欢笑着流出大铁簸箕，离开水井顺着垄沟涓涓地流进我们家的菜地里。菜地里的茄子、辣椒和黄瓜，喝了这甘露的井水，一个个伸直了腰，舒展开叶子，神气了起来。可是水流到地里不久，很快渗入地下，接着来的还是干旱。等待它们的仍旧是垂头丧气。
爹用长满老茧的粗手攥着铁锨，站在菜地的畦梗上，望着井水缓缓地流进菜地。他脚上趿拉着黑色旧布鞋。土黄色粗布裤子的裤腿儿挽到了膝盖，腰里掖着旱烟袋，身上披着发了黄的白褂子，脖子上搭着条白色粗布手巾，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爹头上那被酷热榨出来的汗水，从草帽下渗出来，滚过他那饱经辛劳的瘦长面颊，流过那被太阳晒着黝黑的脖颈，淌过那肌肉坚实的胸脯和脊背，湿透了他的褂子、裤子，顺着沾满泥浆的腿，一直流进鞋窝里。
爹看着最后一畦茄子地灌满了水，该浇谷子地了。他弯下腰用铁锨在谷子地的畦梗上戳了戳，把畦梗戳松，然后在铁锨上使劲一踩，铲起一大锨土，畦梗铲出一个豁口。垄沟里的水从豁口流进谷子地。爹把铁锨里的土堵在菜地的畦梗上，又从垄沟旁铲了一些土加在上面，用锨拍了拍，蘸着水抹了抹，这才把铁锨往地上猛地一戳，插在垄沟旁边。
爹一手摘下草帽，一手抓起脖子上的粗布手巾擦了擦脸，擦了擦头，然后抹去脖颈和胸前的汗水。他把手巾递向我：
“给你，擦擦。看你那一身汗！大热天儿，出来干啥？多热呀！”
我闻到爹手巾上那又酸又馊的汗水味儿，说：“我天天跑着玩儿，一点儿不热。爹，你歇会儿，我来浇地。”
爹笑了，把铁锨递给我。
蹲在邻地捉菜虫的敬珍爹，直起身来对爹说：“老成哥，歇会儿吧！谷子地好浇。小刚浇完谷子，我接着浇浇我这菜地。走，咱们到树底下凉快凉快，抽袋烟。”
爹把草帽往我头上一扣，说：“别总站着，看着点儿，注意垄沟，别跑了水。”
“我知道。”
爹拍了我一下：“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什么我都知道。”我不服气地说。
爹把草帽替我正了正，和敬珍爹一前一后地走上井台。他们俩先在铁簸箕前趴着痛痛快快地喝了几口清凉甘甜的井水，然后在大杨树下找了几块砖头肩并肩地坐下。
老黄牛不紧不慢地围着水车转着，水车“叮当”“叮当”地有节奏地响着，井水“哗啦啦”地缓缓流着。爹从腰里解下烟袋荷包，就势装了一锅儿烟叶，叼在嘴上，又从火镰盒里取出火石和一小块儿火绒，左手把火绒捏在火石上，右手拿着火镰在火石上猛地一打，火花迸射。一下儿，两下儿，三下儿，火绒冒烟了。爹将冒烟的火绒按在烟袋锅儿上，用力“吧嗒”“吧嗒”地连着嘬了几口，接着使劲一吸，一边鼻子冒着烟，一边望着天说：
“老天爷算是跟咱较上劲儿了。要是再不下雨呀，除了村边这几亩水浇地以外，别的地就全完了。”
敬珍爹也掏出烟袋，装好了烟，叼着烟袋侧身向爹凑过来。爹忙把嘴上的烟袋扭过去。两个烟袋锅儿扣在一起。老哥儿俩对着“吧嗒”了一阵子，敬珍爹的烟也着了。他说：“可不是嘛，这阵子，闹‘事变’，闹逃兵，接着是大旱，都赶到一块儿了。八路军有能耐，可他们不会下雨呀！你看这谷子，都成兔子毛了。要是照这样旱下去，今年冬天呀，挨饿吧！”
爹吸了口烟，叹了一口气，说：“等等看吧！要是老天爷高抬贵手给下点儿雨，也许还有指望。要是再不下，我想把我那口猪卖了，卖了少一张吃粮食的嘴。”
敬珍爹把吸到肚子里的烟吐出来，说：“我算服你了，老成哥。你又能干又会算计，日子过得挺瓷实。我看今年就是颗粒不收，也不会饿着你。你西厢房里还存着几百斤陈谷子吧？”
姐弟情深
日本人占领了保定、石家庄，国民党的军队撤走了，乡亲们在惶恐不安中匆匆地送走了一九三八年的春节。我又长了一岁，按当时的虚岁来说，七岁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曹明觉叔的消息那么灵通，自打“事变”以后，什么大事他都知道。他告诉人们，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在山西省的平型关跟日本人干了一仗，打死了一千多日本鬼子，还打坏了一百多辆汽车。他告诉人们，八路军打了不少胜仗，抗日军民在太行山区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府，老百姓们有了靠山，有了希望，看到了光明。他还说，用不了多久，我们冀中，我们曹家庄，也要成立抗日民主政府。
明觉叔的话真灵。没过多久，我们县就成立了抗日游击队，有县大队，有区小队。我们村和其他村子一样，顿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选举了村长、治安员，成立了农救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救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抗先（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儿童团。明觉叔当了村长。敬珍姐当了儿童团的团长。明觉叔还组织年轻人成立了村剧团，演节目，做宣传。沉默了千百年的农村，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虽说我还没有上学念书，却自认为是个儿童团员。只要不是学校上课时间，我就跟在敬珍姐的身后瞎搀和。敬珍姐和老师们在街道的墙上写大字标语，我就帮他们提颜料桶，拿刷子，抬白灰，搬凳子，非常积极。墙上的标语五颜六色，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啦，“把日本鬼子赶出鸭绿江去”啦，还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投降主义”、“实行减租减息”等等，好多口号。有的墙上画了漫画，画着八路军端着刺刀威风凛凛地站着。小日本儿跪在八路军面前举着枪，从他嘴上画出一股气儿，在气里写着：“我缴枪，我投降！”。真有意思！
儿童团员们，除了上课，就是站岗、放哨、做宣传。晚上，学生们爬上小学校的房顶，拿着喇叭筒喊话：“不准烧香！不准磕头！不准赌博、不准耍钱……”别看学生们喊得凶，没多少人听。要动真的，那是青抗先小伙子们的事。
我们村有个外号叫“臭石头”的，因为他又馋又懒，又“臭”又“硬”，谁也管不了他。他谁都不怕，就怕青抗先。有一次，他赌钱给逮住了，青抗先和儿童团用纸糊了个高帽子给他往头上一戴，牵着他从东街游到西街，从南街游到北街。满街的人看热闹。一回就把他治服了。
破除迷信，不让烧香磕头，头一件事就是拆庙。村里的四座庙，除了土地庙以外，全拆了，因为土地庙里没神像，只是间空房子。对拆庙最想不通的是老太太们。我娘说：“共产党什么都好，就是拆庙不好。把五龙圣母庙拆了，我看谁来下雨？不信，你们看着，今年非把人们旱死不可。”
说来也巧，这一年还真是个大旱之年。自打春节以后，到阴历六月了，还没下过透雨。庄稼旱得都快干死了。人们靠五龙圣母不行了，只能靠村边那几眼水井来浇地。可是，这几眼水井又有什么用呢？上午浇了下午就干。尽管如此，这几眼井上的水车还是“叮当”“叮当”的日夜不停地响着。
阴历六月的一天中午，整个冀中平原就像烧红了的干锅一样燥热。万里晴空一丝云迹都没有。太阳像个大火球挂在天空，向大地喷射着耀眼的光芒，刺得人睁不开眼。干热的土地烫得令人站不住脚。地里的谷子、高粱、棒子，又热又渴抬不起头来，瘦瘦的枝杆上低垂着干瘪卷缩的蔫巴叶子，叶稍儿枯黄干焦了。井旁的大杨树，平日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今天，一点儿风没有，树叶一动不动，寂静无声。枝头的黑老鸹伏在窝旁呆呆盹睡。只有那不怕热的知了不知疲倦地拼命嘶叫着。
井台上，戴着捂眼儿的老黄牛，拖着疲惫的身子，拉着水车懒洋洋地一步一步无休止地围着水车转着。讨厌的苍蝇和牛虻，在它的头上、身上，乱飞乱咬。老黄牛不时地晃动脑袋或甩动尾巴驱赶它们。
在老黄牛的牵动下，笨重的铁制大水车把一连串装满井水的水斗子，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从深井的一侧卷上来，把水倒在水车的大铁簸箕里，然后从另一侧排着队返回井下。
随着“咔嗒”“咔嗒”的牛蹄声和“叮当”“叮当”的水车挡板声，清凉的井水欢笑着流出大铁簸箕，离开水井顺着垄沟涓涓地流进我们家的菜地里。菜地里的茄子、辣椒和黄瓜，喝了这甘露的井水，一个个伸直了腰，舒展开叶子，神气了起来。可是水流到地里不久，很快渗入地下，接着来的还是干旱。等待它们的仍旧是垂头丧气。
爹用长满老茧的粗手攥着铁锨，站在菜地的畦梗上，望着井水缓缓地流进菜地。他脚上趿拉着黑色旧布鞋。土黄色粗布裤子的裤腿儿挽到了膝盖，腰里掖着旱烟袋，身上披着发了黄的白褂子，脖子上搭着条白色粗布手巾，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爹头上那被酷热榨出来的汗水，从草帽下渗出来，滚过他那饱经辛劳的瘦长面颊，流过那被太阳晒着黝黑的脖颈，淌过那肌肉坚实的胸脯和脊背，湿透了他的褂子、裤子，顺着沾满泥浆的腿，一直流进鞋窝里。
爹看着最后一畦茄子地灌满了水，该浇谷子地了。他弯下腰用铁锨在谷子地的畦梗上戳了戳，把畦梗戳松，然后在铁锨上使劲一踩，铲起一大锨土，畦梗铲出一个豁口。垄沟里的水从豁口流进谷子地。爹把铁锨里的土堵在菜地的畦梗上，又从垄沟旁铲了一些土加在上面，用锨拍了拍，蘸着水抹了抹，这才把铁锨往地上猛地一戳，插在垄沟旁边。
爹一手摘下草帽，一手抓起脖子上的粗布手巾擦了擦脸，擦了擦头，然后抹去脖颈和胸前的汗水。他把手巾递向我：
“给你，擦擦。看你那一身汗！大热天儿，出来干啥？多热呀！”
我闻到爹手巾上那又酸又馊的汗水味儿，说：“我天天跑着玩儿，一点儿不热。爹，你歇会儿，我来浇地。”
爹笑了，把铁锨递给我。
蹲在邻地捉菜虫的敬珍爹，直起身来对爹说：“老成哥，歇会儿吧！谷子地好浇。小刚浇完谷子，我接着浇浇我这菜地。走，咱们到树底下凉快凉快，抽袋烟。”
爹把草帽往我头上一扣，说：“别总站着，看着点儿，注意垄沟，别跑了水。”
“我知道。”
爹拍了我一下：“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什么我都知道。”我不服气地说。
爹把草帽替我正了正，和敬珍爹一前一后地走上井台。他们俩先在铁簸箕前趴着痛痛快快地喝了几口清凉甘甜的井水，然后在大杨树下找了几块砖头肩并肩地坐下。
老黄牛不紧不慢地围着水车转着，水车“叮当”“叮当”地有节奏地响着，井水“哗啦啦”地缓缓流着。爹从腰里解下烟袋荷包，就势装了一锅儿烟叶，叼在嘴上，又从火镰盒里取出火石和一小块儿火绒，左手把火绒捏在火石上，右手拿着火镰在火石上猛地一打，火花迸射。一下儿，两下儿，三下儿，火绒冒烟了。爹将冒烟的火绒按在烟袋锅儿上，用力“吧嗒”“吧嗒”地连着嘬了几口，接着使劲一吸，一边鼻子冒着烟，一边望着天说：
“老天爷算是跟咱较上劲儿了。要是再不下雨呀，除了村边这几亩水浇地以外，别的地就全完了。”
敬珍爹也掏出烟袋，装好了烟，叼着烟袋侧身向爹凑过来。爹忙把嘴上的烟袋扭过去。两个烟袋锅儿扣在一起。老哥儿俩对着“吧嗒”了一阵子，敬珍爹的烟也着了。他说：“可不是嘛，这阵子，闹‘事变’，闹逃兵，接着是大旱，都赶到一块儿了。八路军有能耐，可他们不会下雨呀！你看这谷子，都成兔子毛了。要是照这样旱下去，今年冬天呀，挨饿吧！”
爹吸了口烟，叹了一口气，说：“等等看吧！要是老天爷高抬贵手给下点儿雨，也许还有指望。要是再不下，我想把我那口猪卖了，卖了少一张吃粮食的嘴。”
敬珍爹把吸到肚子里的烟吐出来，说：“我算服你了，老成哥。你又能干又会算计，日子过得挺瓷实。我看今年就是颗粒不收，也不会饿着你。你西厢房里还存着几百斤陈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