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的情与爱(1) - 童婚的情与爱
男童
首先声明：这部作品不是回忆录，是虚构的。
我十一岁的时候，父母包办给我娶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媳妇。人们都说“强扭的瓜不甜”，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瓜之甜与不甜不在于“扭”，主要是瓜不熟。不熟的瓜，不但不甜，还是苦的，涩的。现在我已75岁高龄，回忆起童年那段婚姻，尤其是新婚之夜，其苦其涩，真是一言难尽！所以这部作品从《童婚》说起。
我生于民国二十一年农历八月十六。也就是公元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七。壬申年，属猴的。
我开始记事儿大约是五岁左右，也就是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那年。那时候咱们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事变”后不到半年，日本军队从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沿铁路线向西先后占领了南口、张家口、大同、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向南占领了保定、石家庄、安阳，以及娘子关、太原、德州和济南等地。整个华北的大、中城市几乎全都落入日本鬼子的魔掌。中国人民处在了水深火热之中。
可是，我的家乡，冀中平原上的这座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曹家庄，她的四周还围着那一人多高的土坯墙。虽然人们下地干活天天从东、南、西、北四个街口出出进进，因为交通不便、消息不灵，还是像千百年来那样，过着男耕女织的“太平”生活。至于说什么是日本鬼子？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毛泽东、蒋介石是些什么人？许多村民都不知道。人们也不想知道，因为他们和自己的春种秋收、吃饭穿衣没有多大关系。当然，有些人知道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名字，也听说过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要说日本人占了保定、石家庄，大刀片儿快搁在脖子上了，他会摇头不相信。老实说，我们村很多活了几十岁的老太太，连离村只有十五里路的县城都没去过，你问她县城的城门楼儿什么样，她说不知道。可想而知，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更是什么也不管了，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儿。
和我经常在一起玩的孩子有两个，一个叫小启子，一个叫小顺子。小启子比我大一岁。他家的日子好过一些，当然，还比不上我们家。他长得胖乎乎的，很老实。其实，他跟着我干过不少淘气的事儿。譬如，夏天中午我们趁大人们在家歇晌睡午觉的时候，爬过围墙跑到村外的菜地里摘人家的黄瓜，然后到井台上推水车用水把黄瓜用水一冲，坐在大杨树下啃着吃。秋天，庄稼快熟的时候，我们掰几个生棒子，摘点儿黄豆角，找把干柴禾，点着，烧着吃。为这，我娘没少骂我，还追着打我。不过，她追不上我，因为她的脚裹得太小了。旧社会的女人，小脚裹得一点点儿，不到十公分，走起路来扭搭扭搭的，一步挪不了半尺远，她怎能追上我呢？她追不上就在后面站着骂：“小兔崽子，你跑吧，有本事别回家吃饭。回家以后，看我不把你的屁股打烂了才怪呢！”不过，等她气头一过，顶多我再挨她一顿骂也就没事了。
我的另一个小伙伴儿小顺子，比我小一岁，家里穷，穿得破破烂烂的，经常吃不饱，长得很瘦，麻杆儿似的脖子上挑着个小脑袋，憨乎乎的。我和小启子跟他玩儿常把他逗哭了。你别担心，哭一阵子他还是追着我们的屁股找我们玩儿。我们三个人常钻到高粱地里逮蝈蝈。我和小启子逮，逮住以后让他拿着。蝈蝈那玩艺儿鬼着哪！它爬在高粱秸上“咯咯咯咯”地叫。发现它以后得悄悄地隐蔽着接近它。不然让它看见了或听到了，马上就不叫了，它躲在高粱杆儿或高粱叶儿的后面，或者一蹦，跑了。
我们三个人，我是司令，他们都听我的。不论是爬墙头、上树、掏麻雀蛋、掏老鸹窝，还是跟别的孩子打土坷垃仗，都是我指挥。大人们都叫我嘎子。
人们为什么叫我嘎子呢？这里面有个故事。有一天，我们三个人跳过围墙到村外的泥沟里每人挖了一团泥，用手托着来到菜地井边的大杨树下，摔泥放炮玩儿。所谓摔泥放炮，就是每人把自己的泥捏成小盆儿形状，边厚些，底薄些，然后举起来，口朝下往地上猛地一摔。如果捏得好捏得巧，就会听到“啪”的一声，“盆”底破个大窟窿。这时，另外两个人就得从自己的泥团上揪下一块泥给补上。小顺子捏不好又不会摔，总是摔不响。轮流摔过以后他的泥全都补给我和小启子了。小顺子没泥了，要回沟里去挖。我拦住他说：
“顺子，别挖了。你敢坐在地上尿泡尿，我的泥分给你一半儿。怎么样？”
小顺子听我这一说，高兴了：“你说话算数？”
“当然算数！谁糊弄你谁是大王八。”
我一发誓，小顺子信了。他褪下裤子往地上一坐，“刺刺”地尿了一大泡。我看他刚刚尿完，没等他起身就抓住他的两条腿在地上使劲一拖，蹭了他满屁股尿泥。他“哇”的一声哭了。
我急忙说：“别哭，别哭！给你泥，给你泥！”
他站起身来，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捂着屁股，泥也不要了，哭哭啼啼地绕到东街口，进村回家了。
这类淘气的事儿我干过不少。人们都说我嘎，就这样，“嘎子”就成了我小时候的外号。
我们在一起玩儿，最高兴的是掏麻雀窝和捉麻雀。麻雀窝在房檐下的砖窟窿里，或在椽子缝里。把掏出来的麻雀蛋一煮，又好吃又好玩儿。刚孵出来的小麻雀难看极了，光溜溜的大肚子一点毛没有，细长的脖子挑着颤颤悠悠的小脑袋。两片黄嘴儿，用手一碰就张得大大的，“唧唧”地叫着要食儿吃。有时候我们养着它，养大了，喂熟了，它飞出去还能飞回来呢！在掏麻雀窝的时候，两只大麻雀总是围着我们乱飞乱转，急得“唧唧”“喳喳”地乱叫。女人们心软，看到我们掏麻雀窝就骂我们：“你们别造孽了，要是把你们掏着走了，你爹你娘不得急死！”我们不理，照样掏。她们就说：“再掏我可就告诉你爹你娘了，叫你爹你娘揍你们的屁股。”
晚上捉麻雀最有意思。我们端着小油灯到有麻雀的空房子或柴禾厦子里，把油灯放在墙角处，用衣服挡好，只露出一道光亮，然后用秫秸杆儿在屋顶上和椽子缝里乱拨拉。麻雀听到声音以后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就钻出来乱飞。因为它们是夜盲眼，晚上看不见，没法，只好往有亮光的油灯处飞，掉在地上。我们不费多大劲儿，就把它们逮住了。晚上逮麻雀得偷偷地干，不能让我娘知道。因为她怕我们只顾捉麻雀忘了油灯，引着柴禾把房子烧了。所以，有时我们不得不到庙里去捉。
说到庙，那时候我们村里有四座庙。第一座是土地庙，位于十字街口处西街的路北。说它是庙倒不如说它是间破旧的空房子，门窗又朽又烂，里面除了有几块砖砌的一座香台之外什么都没有。可是，它在这四座庙中吃香火最多。因为土地爷在阴间里是我们村的一村之主。不管谁家死了人，在出殡的头一天晚上，孝子贤孙们都得披麻戴孝、端着纸钱和供品、哭鼻子抹泪地到这里来烧迷魂钱，领着鬼魂向土地爷报到。所以，庙里被世世代代的烟火熏了个漆黑。这庙虽说是鬼庙，阳间的人却经常蹲在庙门前议论东家长西家短，有时还议论国家大事。老年人没事儿，常在这里坐着晒太阳。庙里有时候还住着衣衫褴褛的要饭花子。
第二座庙是西街的观音庙。大概，它是我们村最古老的一座庙了，因为它最破最旧。观音庙和其他几个庙不同，庙门都是向北开。门窗破烂不堪，庙顶破了个大窟窿，露着天，房顶上长满了杂草。神台上的观音菩萨又黑又脏，眉眼不清，还缺胳膊少腿。地上潮湿脏臭，孩子们跑着玩儿，屎尿憋不住的时候就跑到里面拉尿。村里没有一个人到这里烧香磕头。为什么观音菩萨如此受人冷落？大概是没人有求于他吧！
第三座是北街口东面的五龙圣母庙。这座庙是何年何月修的，我不知道。砖瓦很新，门前的红柱油漆很亮，庙内非常清洁。神台上木阁子里坐着一位华冠丽服、眉清目秀，既端庄又美丽的女神。阁子的四根柱子和阁顶上盘绕着红、黄、青、白、黑五条龙。五条龙雕塑得张牙舞爪，栩栩如生，很是怕人。两侧的墙壁上画的是圣母令五条龙降雨救灾的壁画。这座庙平时没人进香，孤零零地守在街口旁。可是，一遇大旱之年可就热闹了。周围村庄的人都来求雨烧香磕头，有人还在香炉里扔铜钱。可惜，这样一座漂亮的庙宇没能保存下来，不然真成历史文物了。
第四座庙是东街路北正对着我们南北胡同的三官庙。这座庙虽然旧一些，却维护得很好。这和村里人家家户户都供奉“关老爷”有关。那时关公在人们的心目中威信最高，不管什么事都求关老爷保佑。庙里正中坐的是刘备，东侧是关羽，西侧是张飞。两旁较小的塑像，左是关平，右是周仓。地上东西两排站着的是赵云、马超、黄忠等文臣武将。两侧的壁画都是《三国演义》中有关关羽的故事，诸如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斩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等等，就是没有走麦城。
一天晚上，天很黑，我和小启子、小顺子到三官庙里逮麻雀。我叫小启子在靠近庙门的墙旮旯里用衣服把灯遮好，露出一点光亮来。叫小顺子守着庙门用秫秸乱晃悠，防止麻雀飞出门去。我拿着木头杆子在庙里的屋顶上乱拨拉。此时，庙里立即响起“噼里啪啦”的杆子声和我们的欢笑声。没一会儿，“扑棱”一声，从椽子缝里飞出两只麻雀，在庙里乱飞乱撞。我们高兴得吼叫起来。没想到，不到半分钟的工夫，这两只麻雀透着外面微弱的月光，从窗户棂子里飞出去了。我们扫兴了。小启子叹了一口气：“咳！真倒霉，白闹了。”
小启子说完，把捂灯的衣服抖了抖，披在身上，露出了半明半暗的小油灯。灯光在微风的吹拂下一闪一闪的，照在庙里的各尊神像上。神像的脸随着灯光的闪烁，一明一暗，狰狞可怕。尤其是神台上的黑脸张飞，龇牙咧嘴，立眉竖眼，满脸的络腮胡子扎煞着，活像要吃人似的。小顺子害怕，畏缩着想往外溜。他越胆小我就越逗他。我说：“顺子，别溜，你敢从供桌上爬上去把张飞的胡子拔下几根来，我马上跪在地上叫你三声干爹。怎么样？你敢不敢?!”
小顺子吓得缩成一团，畏畏缩缩地说：“我，我不敢。”
小启子原本胆子不小，见我这一说，抬头往张飞一看，越看越心虚，觉得张飞的眼睛仿佛在眨，嘴唇似乎在动，好像马上要从神台上扑下来抓住我们狠狠地揍一顿似的。他壮着胆子对我说：“嘎子，你别欺负顺子胆小，你胆大，你敢上去拔张飞的胡子吗？你若是拔下几根胡子来，我们俩一起给你磕头，叫你三声亲爹。怎么样？你草鸡了吧？”
说实话，我也有些怕。可是小启子将我的军了，在他俩面前，我怎能落个草鸡呢？我说：“好，咱们一言为定，说话算数，不能反悔。”
小启子把脖子一仰：“当然喽！”
没法了，我只好壮了壮胆子，哆里哆嗦地慢慢爬上供桌，摸到了张飞的腿，又凉又硬。我心里自己安慰自己：“别怕，这是泥塑的。”我摸索着从供桌上站起来，伸出手去，刚攥住张飞的一绺胡子，就听得小顺子一声怪叫：“呜哇！有鬼！”说着他俩撒腿跑出了庙门。
听到小顺子一声怪叫，我的头发忽地一下子炸了起来，吓得我“噌”的一下子，跳下供桌就往外跑。跑出庙门后我的手里还攥着张飞的那绺胡子。
嘎子拔了张飞的胡子，这个消息传到了我娘的耳朵里，可把我娘吓坏了。她不但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还扯着我到三官庙里专门给张飞烧了一柱香，回家以后，每天叫我陪着她向正房屋神龛里供奉的关老爷神像磕头赔罪。每次赔罪她都是跪着重复那几句话：“关老爷呀关老爷，求求您，替我们向张飞老爷说说情吧！神仙不记小人过，就饶了这孩子吧！这孩子小，不懂事。以后我一定严格管教他。谢谢您，关老爷。”念完后，她脑袋触地三叩头，站起来，合起双手拜三拜，这才放我出去玩儿。就这样，一连折腾了七八天才算完事了。
表姐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腊月二十三，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在祭灶，准备过年的东西。我们家正房屋里锅台上方那幅被烟熏黑了的灶王爷像前，点了三根香，摆了一盘糖瓜。我站在锅台前望着盘子里的糖瓜，馋得直咽口水。虽说糖瓜粘牙，可我最爱吃甜的，真想伸手抓几块塞进嘴里。无奈，娘已经说了，要等半个时辰以后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吃了糖瓜不能张嘴向老天爷汇报我们家错事的时候，让灶王爷上了天才把糖瓜撤下来让我吃。尤其是我拔了张飞老爷的胡子，这件事要让老天爷知道了，还不打雷劈死我！
我馋得用手指抠着嘴，哈喇子顺着手指往下流。我等了一会儿又一会儿，实在忍不住了，就跑进东面里间屋求我娘。
娘和爹正坐在炕上擦蜡碗儿。我一进屋就扎进娘的怀里又是揉又是搓地缠磨她：“娘，娘，我吃糖瓜，我吃糖瓜……”
我这死气白赖的软磨硬泡，没把娘磨软，倒把爹的心磨软了。爹说：“别让他磨了，给他吃了算了。”
爹发话了，娘不好驳爹的面子，只好欠身下炕，用手指头往我脑门儿上轻轻一戳：“讨厌！馋死你了。你就不怕天上打雷轰了你。”
“嘻嘻！”我高兴得笑了。
娘来到外间屋，弯腰把灶王爷像揭下来，用黄纸卷好，拉着我跪在锅台前，用火柴把灶王爷点着。纸灰随着热气腾腾上升，娘的嘴里念叨起来：“灶王爷灶王奶奶，上天吧上天吧！上天后多说好话，赖事别提，多说好话，赖事别提。上天吧，上天吧！多说好话……”
直到所有的纸都烧尽了，她才拉着我站起来，拿起糖瓜盘子往我怀里一捅：“吃去吧，谗鬼！”
我接过盘子，撒腿就往院子里跑。
“回来！”娘大声喊住我，“供品哪能拿到外面去吃？到里屋吃去！”
我只好跟着娘进了里屋。
爹还在擦蜡碗儿。娘进屋坐在炕沿上，问：“够了吧，还差多少？”
爹把擦好的蜡碗儿一个个地数起来：“关老爷像前一个，灶王爷像前一个，西厢房财神爷那里一个，牛圈里马王爷那里一个，还有大门道里的宅神爷那里一个，够了。”
“不够，门前的车棚和磨棚，还得两个。”娘是个精细人，比爹想得周到。
“那就再擦两个。”爹拿了两个脏的又擦起来。
我问：“车棚和磨棚既没有神龛儿，又没有神像，点蜡碗儿干什么？”
娘说：“你懂什么？这车有车神磨有磨神，俗话说‘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都是神保佑的。”
爹擦完两个蜡碗儿，问：“这该够了吧？”
“不够！还得搭神棚，神棚里天地爷那里还得四个。”
爹用拳头往自己脑袋上一砸：“咳！你看我，怎么把大头儿给忘了。”
所谓的腊碗儿，实际上就是小油灯，过年的时候倒上油，点着，放在各位神像前。神像前摆上供品，点着香，全家里里外外灯火通明，香烟缭绕，好玩儿极了。
爹擦完腊碗儿，娘说：“该搭神棚了。”
“好。”爹转过身来对我说，“刚，拿苇箔，咱们去搭神棚。”
神棚搭在院子里正房门旁的香台上。香台，每家都有，是个一米多高、一米见方用砖砌成的台子。平时在上面晾米晾面、晒豆子，遇到婚丧嫁娶的时候，用来焚香办喜事。每到年底用苇箔围起来，上面搭上顶，前面留个门儿，活像一座小庙。神棚里贴上过年买来的“天地爷”像，画像上从天上的玉皇大帝各路神仙，到阴曹地府的阎王、判官和牛头马面，什么神都有。里面再摆上各种各样的供品，烧上一大柱香，点着四只蜡碗儿。灯光透过苇箔的缝隙射出来，照得院子里忽闪忽闪的，神气儿极了！
我帮着爹搭好神棚，贴好神像，要跑出去玩儿。爹说：“等等，再拿几根芝麻秸杆儿来，放在里头。”
“放芝麻秸杆儿干什么？”我不明白。
“这？”爹说，“问你娘吧！”
娘一直看着我们搭神棚，她说：“芝麻秸秆儿是防止馋嘴的猪八戒偷吃供品的。”
有意思，我问：“芝麻杆儿能打猪八戒吗？”
“不，”娘给我解释，“芝麻秸杆儿特别脆，一碰就响，五大三粗的猪八戒往神棚里一钻，就把芝麻秸碰响了……”
娘正说着，忽然从村子里传来鸡飞狗叫的声音：“嘎嘎……”“汪汪……”，乱作一团。
爹和娘惊呆了，齐声说：“出什么事啦?!”
“我出去看看!”我好奇，说完，撒腿就往外跑。
我刚跑到大门道里，“咣唧”一声，和一个女孩子撞了个满怀。她正要生气，一看是我，笑了：“看你这个冒失鬼，往哪儿撞！”
“外面鸡飞狗跳墙的，不知出什么事了，我去看看。”
“别去了，我都知道。走，进去告诉你娘去。”
这个女孩子就是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和我青梅竹马的周敬珍。
周敬珍，比我大四岁，属龙的。她家住在十字街口小学校的斜对过、中心广场东侧的路南里。她是我的干表姐，因为她娘是我爷爷的干闺女，是我干姑。我爷爷虽然去世了，我们两家的关系却一直很好。她爹她娘特别喜欢我，因为她家没有男孩子，只有我的两个表姐，敬芳和敬珍。大姐敬芳出嫁了，家里只有我姑、姑父和敬珍姐三个人。我每次到她们家，我姑总像见了宝贝似地搂着我“儿呀”“儿呀”地叫，什么好东西都给我吃，晚上还常留我和她一起做伴儿。平时，她们家做了好吃的，总叫敬珍姐送到我们家。当然，我们家有了好吃的也忘不了我敬珍姐，叫我送过去，因为我娘没有闺女啊！
我跟着敬珍姐返回院子，我爹我娘正焦急地在屋门旁坐着。他们见敬珍来了，急切地问：“出什么事啦，敬珍？”
敬珍说：“刚才我爹到西街杂货铺去买香，走到十字街往北一看，见北街口进来许多穿黄军装的兵。他们一进村就散开了，见门就进，抢老百姓的东西。我爹一看事不好，香也没买，急忙跑回家，一边叫我娘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一边打发我来给你们送个信儿。你们快准备准备吧！”说完，她转身就往回走。
“姐，等等我！我也去。”我想跟着敬珍姐去看希罕儿。
“你去干什么？别出去！”娘不放心，吓唬我，“出去了，当兵的打你！”
“我不怕。他们打我我就跑，逮不住我。”我边说边往外走。
娘见敬珍跟我在一起，没再说什么，只微微点了点头。
我和敬珍姐出了家门往北拐，走进南北胡同里，见几个当兵的从东大街急匆匆地走进胡同来。敬珍一把揽住我，我们靠在道边的墙上，眼看着这些如狼似虎的家伙们进了小启子家。顿时，小启子家的狗“汪汪”地叫起来。就听得他们用力打狗的声音，紧接着，小启子家的狗“嗷嗷”地惨叫了几声，不叫了。
我害怕了，心突突地跳。我紧紧偎在敬珍姐的身上。敬珍姐说：“你回去吧，我回我们家看看。”
“不，你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我也去你们家。”我拽着她的胳膊说。
敬珍只好依着我：“好吧，那就快走吧！”
我们走进东大街，向西顺着南墙根儿往十字街敬珍家走去。
忽然，从路北曹明觉家的院子里飞出一阵哭叫声。紧接着，一个歪戴军帽、斜挎步枪的士兵，从他家门里出来。明觉娘死死地拽着当兵的衣服不松手，被当兵的连打带推地从地上拖出了大门口。明觉娘死抓着当兵的不放，一边哭一边喊：“你不能把钱拿走呀！不能啊！你拿走了我们可怎么活呀……”后面跟着年轻的明觉媳妇，干着急没办法。我心想，明觉叔为什么没在家呢？要是他在家，非把这个坏蛋砸烂了不可。
就在这个时刻，忽然街心广场上吹起了急促的哨子声。当兵的听到哨音急了，在明觉娘身上猛踹了一脚，明觉娘撒手倒在地上。当兵的飞似的往广场跑去。
明觉媳妇急忙把婆婆扶起来，替她拍拍身上的土，吃力地把婆婆扶回家去。
随着急促的哨子声，当兵的纷纷从老百姓家里出来。有的拿了老百姓的银元，有的抢了老百姓的铜币，有的嘴里嚼着老百姓家过年煮的猪肉，有的枪上挑着老百姓家的鸡，还有的提着老百姓家的包袱，这伙子土匪，乱七八糟地向广场跑去。
我们来到敬珍家门口。这时，敬珍爹和敬珍娘也从家里出来，站在门前，望着这些吊儿郎当的土匪兵。
一个满脸胡子的军官猛地吹了一声哨子，腆着肚子使劲地喊了一声：
“立正！”
广场上的士兵听到口令不敢动了。少数几个当兵的还在晃动。
当官儿的生气了：“动！动！他妈的，立正了还动！”
当兵的立刻安静了，一个个像根木头撅子，戳着不动了，只有当兵的手里的鸡“嘎嘎”直叫。
“面向我，集合！”
当官儿的一喊，当兵的马上排成了三行，足足有三百多人。你看这些兵，稀稀拉拉，站不像站，立不像立，长长的队伍排得七扭八歪。
当官的讲话了，他扯着嗓子喊：“弟兄们！我告诉你们一个最新消息。日本人已经攻占了保定府和石门（石家庄）。为了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连夜南撤，不，”他马上改口，“不是撤，是向南前进……”
队伍里的人在骚动，鸡在“嘎嘎”乱叫。
当官儿的发火了：“他妈的！我早就说过，咱们在这里是临时休息，又不安锅做饭，你抓鸡干什么？生吃呀？咱们这是连夜撤退呀，你们不要命啦？他妈的，我命令你们都给我扔掉！”
当兵的把大包、小包、老母鸡，扔了满地。鸡在地上乱叫乱扑棱。
当官儿的见部队轻装了，大声喊道：“注意！听口令。向右转！齐步走！”
这伙子土匪出南街口，走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国民党刘峙的部队。他们贪生怕死，在日本军队面前不战自溃弃地而逃，致使河北省的土地全部丧失，山东、河南两省也遭其祸。
日本人打过来了，国民党的军队逃走了。乡亲们集聚在十字街头的土地庙前心情不安地议论着：日本人真地很凶吗？中国军队为什么这么无能？难道说中国就这样完了？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芦沟桥的炮声震动了我们这座一向平静的农村曹家庄，震动了曹家庄人们的心。它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冲击着旧社会的习俗。世道变了，我的故事就从这里正式开始了。
男童
首先声明：这部作品不是回忆录，是虚构的。
我十一岁的时候，父母包办给我娶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媳妇。人们都说“强扭的瓜不甜”，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瓜之甜与不甜不在于“扭”，主要是瓜不熟。不熟的瓜，不但不甜，还是苦的，涩的。现在我已75岁高龄，回忆起童年那段婚姻，尤其是新婚之夜，其苦其涩，真是一言难尽！所以这部作品从《童婚》说起。
我生于民国二十一年农历八月十六。也就是公元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七。壬申年，属猴的。
我开始记事儿大约是五岁左右，也就是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那年。那时候咱们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事变”后不到半年，日本军队从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沿铁路线向西先后占领了南口、张家口、大同、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向南占领了保定、石家庄、安阳，以及娘子关、太原、德州和济南等地。整个华北的大、中城市几乎全都落入日本鬼子的魔掌。中国人民处在了水深火热之中。
可是，我的家乡，冀中平原上的这座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曹家庄，她的四周还围着那一人多高的土坯墙。虽然人们下地干活天天从东、南、西、北四个街口出出进进，因为交通不便、消息不灵，还是像千百年来那样，过着男耕女织的“太平”生活。至于说什么是日本鬼子？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毛泽东、蒋介石是些什么人？许多村民都不知道。人们也不想知道，因为他们和自己的春种秋收、吃饭穿衣没有多大关系。当然，有些人知道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名字，也听说过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要说日本人占了保定、石家庄，大刀片儿快搁在脖子上了，他会摇头不相信。老实说，我们村很多活了几十岁的老太太，连离村只有十五里路的县城都没去过，你问她县城的城门楼儿什么样，她说不知道。可想而知，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更是什么也不管了，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儿。
和我经常在一起玩的孩子有两个，一个叫小启子，一个叫小顺子。小启子比我大一岁。他家的日子好过一些，当然，还比不上我们家。他长得胖乎乎的，很老实。其实，他跟着我干过不少淘气的事儿。譬如，夏天中午我们趁大人们在家歇晌睡午觉的时候，爬过围墙跑到村外的菜地里摘人家的黄瓜，然后到井台上推水车用水把黄瓜用水一冲，坐在大杨树下啃着吃。秋天，庄稼快熟的时候，我们掰几个生棒子，摘点儿黄豆角，找把干柴禾，点着，烧着吃。为这，我娘没少骂我，还追着打我。不过，她追不上我，因为她的脚裹得太小了。旧社会的女人，小脚裹得一点点儿，不到十公分，走起路来扭搭扭搭的，一步挪不了半尺远，她怎能追上我呢？她追不上就在后面站着骂：“小兔崽子，你跑吧，有本事别回家吃饭。回家以后，看我不把你的屁股打烂了才怪呢！”不过，等她气头一过，顶多我再挨她一顿骂也就没事了。
我的另一个小伙伴儿小顺子，比我小一岁，家里穷，穿得破破烂烂的，经常吃不饱，长得很瘦，麻杆儿似的脖子上挑着个小脑袋，憨乎乎的。我和小启子跟他玩儿常把他逗哭了。你别担心，哭一阵子他还是追着我们的屁股找我们玩儿。我们三个人常钻到高粱地里逮蝈蝈。我和小启子逮，逮住以后让他拿着。蝈蝈那玩艺儿鬼着哪！它爬在高粱秸上“咯咯咯咯”地叫。发现它以后得悄悄地隐蔽着接近它。不然让它看见了或听到了，马上就不叫了，它躲在高粱杆儿或高粱叶儿的后面，或者一蹦，跑了。
我们三个人，我是司令，他们都听我的。不论是爬墙头、上树、掏麻雀蛋、掏老鸹窝，还是跟别的孩子打土坷垃仗，都是我指挥。大人们都叫我嘎子。
人们为什么叫我嘎子呢？这里面有个故事。有一天，我们三个人跳过围墙到村外的泥沟里每人挖了一团泥，用手托着来到菜地井边的大杨树下，摔泥放炮玩儿。所谓摔泥放炮，就是每人把自己的泥捏成小盆儿形状，边厚些，底薄些，然后举起来，口朝下往地上猛地一摔。如果捏得好捏得巧，就会听到“啪”的一声，“盆”底破个大窟窿。这时，另外两个人就得从自己的泥团上揪下一块泥给补上。小顺子捏不好又不会摔，总是摔不响。轮流摔过以后他的泥全都补给我和小启子了。小顺子没泥了，要回沟里去挖。我拦住他说：
“顺子，别挖了。你敢坐在地上尿泡尿，我的泥分给你一半儿。怎么样？”
小顺子听我这一说，高兴了：“你说话算数？”
“当然算数！谁糊弄你谁是大王八。”
我一发誓，小顺子信了。他褪下裤子往地上一坐，“刺刺”地尿了一大泡。我看他刚刚尿完，没等他起身就抓住他的两条腿在地上使劲一拖，蹭了他满屁股尿泥。他“哇”的一声哭了。
我急忙说：“别哭，别哭！给你泥，给你泥！”
他站起身来，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捂着屁股，泥也不要了，哭哭啼啼地绕到东街口，进村回家了。
这类淘气的事儿我干过不少。人们都说我嘎，就这样，“嘎子”就成了我小时候的外号。
我们在一起玩儿，最高兴的是掏麻雀窝和捉麻雀。麻雀窝在房檐下的砖窟窿里，或在椽子缝里。把掏出来的麻雀蛋一煮，又好吃又好玩儿。刚孵出来的小麻雀难看极了，光溜溜的大肚子一点毛没有，细长的脖子挑着颤颤悠悠的小脑袋。两片黄嘴儿，用手一碰就张得大大的，“唧唧”地叫着要食儿吃。有时候我们养着它，养大了，喂熟了，它飞出去还能飞回来呢！在掏麻雀窝的时候，两只大麻雀总是围着我们乱飞乱转，急得“唧唧”“喳喳”地乱叫。女人们心软，看到我们掏麻雀窝就骂我们：“你们别造孽了，要是把你们掏着走了，你爹你娘不得急死！”我们不理，照样掏。她们就说：“再掏我可就告诉你爹你娘了，叫你爹你娘揍你们的屁股。”
晚上捉麻雀最有意思。我们端着小油灯到有麻雀的空房子或柴禾厦子里，把油灯放在墙角处，用衣服挡好，只露出一道光亮，然后用秫秸杆儿在屋顶上和椽子缝里乱拨拉。麻雀听到声音以后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就钻出来乱飞。因为它们是夜盲眼，晚上看不见，没法，只好往有亮光的油灯处飞，掉在地上。我们不费多大劲儿，就把它们逮住了。晚上逮麻雀得偷偷地干，不能让我娘知道。因为她怕我们只顾捉麻雀忘了油灯，引着柴禾把房子烧了。所以，有时我们不得不到庙里去捉。
说到庙，那时候我们村里有四座庙。第一座是土地庙，位于十字街口处西街的路北。说它是庙倒不如说它是间破旧的空房子，门窗又朽又烂，里面除了有几块砖砌的一座香台之外什么都没有。可是，它在这四座庙中吃香火最多。因为土地爷在阴间里是我们村的一村之主。不管谁家死了人，在出殡的头一天晚上，孝子贤孙们都得披麻戴孝、端着纸钱和供品、哭鼻子抹泪地到这里来烧迷魂钱，领着鬼魂向土地爷报到。所以，庙里被世世代代的烟火熏了个漆黑。这庙虽说是鬼庙，阳间的人却经常蹲在庙门前议论东家长西家短，有时还议论国家大事。老年人没事儿，常在这里坐着晒太阳。庙里有时候还住着衣衫褴褛的要饭花子。
第二座庙是西街的观音庙。大概，它是我们村最古老的一座庙了，因为它最破最旧。观音庙和其他几个庙不同，庙门都是向北开。门窗破烂不堪，庙顶破了个大窟窿，露着天，房顶上长满了杂草。神台上的观音菩萨又黑又脏，眉眼不清，还缺胳膊少腿。地上潮湿脏臭，孩子们跑着玩儿，屎尿憋不住的时候就跑到里面拉尿。村里没有一个人到这里烧香磕头。为什么观音菩萨如此受人冷落？大概是没人有求于他吧！
第三座是北街口东面的五龙圣母庙。这座庙是何年何月修的，我不知道。砖瓦很新，门前的红柱油漆很亮，庙内非常清洁。神台上木阁子里坐着一位华冠丽服、眉清目秀，既端庄又美丽的女神。阁子的四根柱子和阁顶上盘绕着红、黄、青、白、黑五条龙。五条龙雕塑得张牙舞爪，栩栩如生，很是怕人。两侧的墙壁上画的是圣母令五条龙降雨救灾的壁画。这座庙平时没人进香，孤零零地守在街口旁。可是，一遇大旱之年可就热闹了。周围村庄的人都来求雨烧香磕头，有人还在香炉里扔铜钱。可惜，这样一座漂亮的庙宇没能保存下来，不然真成历史文物了。
第四座庙是东街路北正对着我们南北胡同的三官庙。这座庙虽然旧一些，却维护得很好。这和村里人家家户户都供奉“关老爷”有关。那时关公在人们的心目中威信最高，不管什么事都求关老爷保佑。庙里正中坐的是刘备，东侧是关羽，西侧是张飞。两旁较小的塑像，左是关平，右是周仓。地上东西两排站着的是赵云、马超、黄忠等文臣武将。两侧的壁画都是《三国演义》中有关关羽的故事，诸如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斩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等等，就是没有走麦城。
一天晚上，天很黑，我和小启子、小顺子到三官庙里逮麻雀。我叫小启子在靠近庙门的墙旮旯里用衣服把灯遮好，露出一点光亮来。叫小顺子守着庙门用秫秸乱晃悠，防止麻雀飞出门去。我拿着木头杆子在庙里的屋顶上乱拨拉。此时，庙里立即响起“噼里啪啦”的杆子声和我们的欢笑声。没一会儿，“扑棱”一声，从椽子缝里飞出两只麻雀，在庙里乱飞乱撞。我们高兴得吼叫起来。没想到，不到半分钟的工夫，这两只麻雀透着外面微弱的月光，从窗户棂子里飞出去了。我们扫兴了。小启子叹了一口气：“咳！真倒霉，白闹了。”
小启子说完，把捂灯的衣服抖了抖，披在身上，露出了半明半暗的小油灯。灯光在微风的吹拂下一闪一闪的，照在庙里的各尊神像上。神像的脸随着灯光的闪烁，一明一暗，狰狞可怕。尤其是神台上的黑脸张飞，龇牙咧嘴，立眉竖眼，满脸的络腮胡子扎煞着，活像要吃人似的。小顺子害怕，畏缩着想往外溜。他越胆小我就越逗他。我说：“顺子，别溜，你敢从供桌上爬上去把张飞的胡子拔下几根来，我马上跪在地上叫你三声干爹。怎么样？你敢不敢?!”
小顺子吓得缩成一团，畏畏缩缩地说：“我，我不敢。”
小启子原本胆子不小，见我这一说，抬头往张飞一看，越看越心虚，觉得张飞的眼睛仿佛在眨，嘴唇似乎在动，好像马上要从神台上扑下来抓住我们狠狠地揍一顿似的。他壮着胆子对我说：“嘎子，你别欺负顺子胆小，你胆大，你敢上去拔张飞的胡子吗？你若是拔下几根胡子来，我们俩一起给你磕头，叫你三声亲爹。怎么样？你草鸡了吧？”
说实话，我也有些怕。可是小启子将我的军了，在他俩面前，我怎能落个草鸡呢？我说：“好，咱们一言为定，说话算数，不能反悔。”
小启子把脖子一仰：“当然喽！”
没法了，我只好壮了壮胆子，哆里哆嗦地慢慢爬上供桌，摸到了张飞的腿，又凉又硬。我心里自己安慰自己：“别怕，这是泥塑的。”我摸索着从供桌上站起来，伸出手去，刚攥住张飞的一绺胡子，就听得小顺子一声怪叫：“呜哇！有鬼！”说着他俩撒腿跑出了庙门。
听到小顺子一声怪叫，我的头发忽地一下子炸了起来，吓得我“噌”的一下子，跳下供桌就往外跑。跑出庙门后我的手里还攥着张飞的那绺胡子。
嘎子拔了张飞的胡子，这个消息传到了我娘的耳朵里，可把我娘吓坏了。她不但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还扯着我到三官庙里专门给张飞烧了一柱香，回家以后，每天叫我陪着她向正房屋神龛里供奉的关老爷神像磕头赔罪。每次赔罪她都是跪着重复那几句话：“关老爷呀关老爷，求求您，替我们向张飞老爷说说情吧！神仙不记小人过，就饶了这孩子吧！这孩子小，不懂事。以后我一定严格管教他。谢谢您，关老爷。”念完后，她脑袋触地三叩头，站起来，合起双手拜三拜，这才放我出去玩儿。就这样，一连折腾了七八天才算完事了。
表姐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腊月二十三，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在祭灶，准备过年的东西。我们家正房屋里锅台上方那幅被烟熏黑了的灶王爷像前，点了三根香，摆了一盘糖瓜。我站在锅台前望着盘子里的糖瓜，馋得直咽口水。虽说糖瓜粘牙，可我最爱吃甜的，真想伸手抓几块塞进嘴里。无奈，娘已经说了，要等半个时辰以后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吃了糖瓜不能张嘴向老天爷汇报我们家错事的时候，让灶王爷上了天才把糖瓜撤下来让我吃。尤其是我拔了张飞老爷的胡子，这件事要让老天爷知道了，还不打雷劈死我！
我馋得用手指抠着嘴，哈喇子顺着手指往下流。我等了一会儿又一会儿，实在忍不住了，就跑进东面里间屋求我娘。
娘和爹正坐在炕上擦蜡碗儿。我一进屋就扎进娘的怀里又是揉又是搓地缠磨她：“娘，娘，我吃糖瓜，我吃糖瓜……”
我这死气白赖的软磨硬泡，没把娘磨软，倒把爹的心磨软了。爹说：“别让他磨了，给他吃了算了。”
爹发话了，娘不好驳爹的面子，只好欠身下炕，用手指头往我脑门儿上轻轻一戳：“讨厌！馋死你了。你就不怕天上打雷轰了你。”
“嘻嘻！”我高兴得笑了。
娘来到外间屋，弯腰把灶王爷像揭下来，用黄纸卷好，拉着我跪在锅台前，用火柴把灶王爷点着。纸灰随着热气腾腾上升，娘的嘴里念叨起来：“灶王爷灶王奶奶，上天吧上天吧！上天后多说好话，赖事别提，多说好话，赖事别提。上天吧，上天吧！多说好话……”
直到所有的纸都烧尽了，她才拉着我站起来，拿起糖瓜盘子往我怀里一捅：“吃去吧，谗鬼！”
我接过盘子，撒腿就往院子里跑。
“回来！”娘大声喊住我，“供品哪能拿到外面去吃？到里屋吃去！”
我只好跟着娘进了里屋。
爹还在擦蜡碗儿。娘进屋坐在炕沿上，问：“够了吧，还差多少？”
爹把擦好的蜡碗儿一个个地数起来：“关老爷像前一个，灶王爷像前一个，西厢房财神爷那里一个，牛圈里马王爷那里一个，还有大门道里的宅神爷那里一个，够了。”
“不够，门前的车棚和磨棚，还得两个。”娘是个精细人，比爹想得周到。
“那就再擦两个。”爹拿了两个脏的又擦起来。
我问：“车棚和磨棚既没有神龛儿，又没有神像，点蜡碗儿干什么？”
娘说：“你懂什么？这车有车神磨有磨神，俗话说‘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都是神保佑的。”
爹擦完两个蜡碗儿，问：“这该够了吧？”
“不够！还得搭神棚，神棚里天地爷那里还得四个。”
爹用拳头往自己脑袋上一砸：“咳！你看我，怎么把大头儿给忘了。”
所谓的腊碗儿，实际上就是小油灯，过年的时候倒上油，点着，放在各位神像前。神像前摆上供品，点着香，全家里里外外灯火通明，香烟缭绕，好玩儿极了。
爹擦完腊碗儿，娘说：“该搭神棚了。”
“好。”爹转过身来对我说，“刚，拿苇箔，咱们去搭神棚。”
神棚搭在院子里正房门旁的香台上。香台，每家都有，是个一米多高、一米见方用砖砌成的台子。平时在上面晾米晾面、晒豆子，遇到婚丧嫁娶的时候，用来焚香办喜事。每到年底用苇箔围起来，上面搭上顶，前面留个门儿，活像一座小庙。神棚里贴上过年买来的“天地爷”像，画像上从天上的玉皇大帝各路神仙，到阴曹地府的阎王、判官和牛头马面，什么神都有。里面再摆上各种各样的供品，烧上一大柱香，点着四只蜡碗儿。灯光透过苇箔的缝隙射出来，照得院子里忽闪忽闪的，神气儿极了！
我帮着爹搭好神棚，贴好神像，要跑出去玩儿。爹说：“等等，再拿几根芝麻秸杆儿来，放在里头。”
“放芝麻秸杆儿干什么？”我不明白。
“这？”爹说，“问你娘吧！”
娘一直看着我们搭神棚，她说：“芝麻秸秆儿是防止馋嘴的猪八戒偷吃供品的。”
有意思，我问：“芝麻杆儿能打猪八戒吗？”
“不，”娘给我解释，“芝麻秸杆儿特别脆，一碰就响，五大三粗的猪八戒往神棚里一钻，就把芝麻秸碰响了……”
娘正说着，忽然从村子里传来鸡飞狗叫的声音：“嘎嘎……”“汪汪……”，乱作一团。
爹和娘惊呆了，齐声说：“出什么事啦?!”
“我出去看看!”我好奇，说完，撒腿就往外跑。
我刚跑到大门道里，“咣唧”一声，和一个女孩子撞了个满怀。她正要生气，一看是我，笑了：“看你这个冒失鬼，往哪儿撞！”
“外面鸡飞狗跳墙的，不知出什么事了，我去看看。”
“别去了，我都知道。走，进去告诉你娘去。”
这个女孩子就是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和我青梅竹马的周敬珍。
周敬珍，比我大四岁，属龙的。她家住在十字街口小学校的斜对过、中心广场东侧的路南里。她是我的干表姐，因为她娘是我爷爷的干闺女，是我干姑。我爷爷虽然去世了，我们两家的关系却一直很好。她爹她娘特别喜欢我，因为她家没有男孩子，只有我的两个表姐，敬芳和敬珍。大姐敬芳出嫁了，家里只有我姑、姑父和敬珍姐三个人。我每次到她们家，我姑总像见了宝贝似地搂着我“儿呀”“儿呀”地叫，什么好东西都给我吃，晚上还常留我和她一起做伴儿。平时，她们家做了好吃的，总叫敬珍姐送到我们家。当然，我们家有了好吃的也忘不了我敬珍姐，叫我送过去，因为我娘没有闺女啊！
我跟着敬珍姐返回院子，我爹我娘正焦急地在屋门旁坐着。他们见敬珍来了，急切地问：“出什么事啦，敬珍？”
敬珍说：“刚才我爹到西街杂货铺去买香，走到十字街往北一看，见北街口进来许多穿黄军装的兵。他们一进村就散开了，见门就进，抢老百姓的东西。我爹一看事不好，香也没买，急忙跑回家，一边叫我娘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一边打发我来给你们送个信儿。你们快准备准备吧！”说完，她转身就往回走。
“姐，等等我！我也去。”我想跟着敬珍姐去看希罕儿。
“你去干什么？别出去！”娘不放心，吓唬我，“出去了，当兵的打你！”
“我不怕。他们打我我就跑，逮不住我。”我边说边往外走。
娘见敬珍跟我在一起，没再说什么，只微微点了点头。
我和敬珍姐出了家门往北拐，走进南北胡同里，见几个当兵的从东大街急匆匆地走进胡同来。敬珍一把揽住我，我们靠在道边的墙上，眼看着这些如狼似虎的家伙们进了小启子家。顿时，小启子家的狗“汪汪”地叫起来。就听得他们用力打狗的声音，紧接着，小启子家的狗“嗷嗷”地惨叫了几声，不叫了。
我害怕了，心突突地跳。我紧紧偎在敬珍姐的身上。敬珍姐说：“你回去吧，我回我们家看看。”
“不，你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我也去你们家。”我拽着她的胳膊说。
敬珍只好依着我：“好吧，那就快走吧！”
我们走进东大街，向西顺着南墙根儿往十字街敬珍家走去。
忽然，从路北曹明觉家的院子里飞出一阵哭叫声。紧接着，一个歪戴军帽、斜挎步枪的士兵，从他家门里出来。明觉娘死死地拽着当兵的衣服不松手，被当兵的连打带推地从地上拖出了大门口。明觉娘死抓着当兵的不放，一边哭一边喊：“你不能把钱拿走呀！不能啊！你拿走了我们可怎么活呀……”后面跟着年轻的明觉媳妇，干着急没办法。我心想，明觉叔为什么没在家呢？要是他在家，非把这个坏蛋砸烂了不可。
就在这个时刻，忽然街心广场上吹起了急促的哨子声。当兵的听到哨音急了，在明觉娘身上猛踹了一脚，明觉娘撒手倒在地上。当兵的飞似的往广场跑去。
明觉媳妇急忙把婆婆扶起来，替她拍拍身上的土，吃力地把婆婆扶回家去。
随着急促的哨子声，当兵的纷纷从老百姓家里出来。有的拿了老百姓的银元，有的抢了老百姓的铜币，有的嘴里嚼着老百姓家过年煮的猪肉，有的枪上挑着老百姓家的鸡，还有的提着老百姓家的包袱，这伙子土匪，乱七八糟地向广场跑去。
我们来到敬珍家门口。这时，敬珍爹和敬珍娘也从家里出来，站在门前，望着这些吊儿郎当的土匪兵。
一个满脸胡子的军官猛地吹了一声哨子，腆着肚子使劲地喊了一声：
“立正！”
广场上的士兵听到口令不敢动了。少数几个当兵的还在晃动。
当官儿的生气了：“动！动！他妈的，立正了还动！”
当兵的立刻安静了，一个个像根木头撅子，戳着不动了，只有当兵的手里的鸡“嘎嘎”直叫。
“面向我，集合！”
当官儿的一喊，当兵的马上排成了三行，足足有三百多人。你看这些兵，稀稀拉拉，站不像站，立不像立，长长的队伍排得七扭八歪。
当官的讲话了，他扯着嗓子喊：“弟兄们！我告诉你们一个最新消息。日本人已经攻占了保定府和石门（石家庄）。为了保存我军的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连夜南撤，不，”他马上改口，“不是撤，是向南前进……”
队伍里的人在骚动，鸡在“嘎嘎”乱叫。
当官儿的发火了：“他妈的！我早就说过，咱们在这里是临时休息，又不安锅做饭，你抓鸡干什么？生吃呀？咱们这是连夜撤退呀，你们不要命啦？他妈的，我命令你们都给我扔掉！”
当兵的把大包、小包、老母鸡，扔了满地。鸡在地上乱叫乱扑棱。
当官儿的见部队轻装了，大声喊道：“注意！听口令。向右转！齐步走！”
这伙子土匪出南街口，走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国民党刘峙的部队。他们贪生怕死，在日本军队面前不战自溃弃地而逃，致使河北省的土地全部丧失，山东、河南两省也遭其祸。
日本人打过来了，国民党的军队逃走了。乡亲们集聚在十字街头的土地庙前心情不安地议论着：日本人真地很凶吗？中国军队为什么这么无能？难道说中国就这样完了？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芦沟桥的炮声震动了我们这座一向平静的农村曹家庄，震动了曹家庄人们的心。它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冲击着旧社会的习俗。世道变了，我的故事就从这里正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