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婚的情与爱 (20) - 童婚的情与爱
冬去春来
一九四二年的“五一”大扫荡持续了几个月。事后统计，在扫荡中被打死、打伤的群众有五万多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下，冀中许多地区出现了“无村不戴孝，到处有哭声”的悲惨景象。
严冬过去就是春天。
一九四三年，国际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欧洲战场，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三月，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转入战略反攻。太平洋战场，美军扭转了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对日军发动了反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这就迫使日军在华北的兵力不得不收缩，抽出兵员加强正面战场。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游击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英勇的斗争，终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迎来了根据地的春天。全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这时，黄文店的鬼子大部分抽走了，只留下三五个，连伪军加在一起也不到二十人。在游击队的伏击战、麻雀战的打击下，他们像挨了石头打的乌龟一样，紧紧缩在王八壳里不敢走出据点。
随着抗日形势的好转，根据地的人民又活跃起来了，恢复了“五一”扫荡前的欢快景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村恢复了抗日政府。志东从游击队回来当了新的村长。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重新建立。小学校也开始上课了。
根据地的军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与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把庄稼一直种到了敌人的炮楼底下，鬼子干瞪眼看着没办法。
一九四三年秋，庄稼长势很好，看来是个丰收年。红彤彤的高粱粒子在阳光照耀下像一颗颗红珍珠。金黄色的谷穗像一条条狗尾巴，沉甸甸的，在秋风的拂动下不住地摇摆。牛腿粗的大棒子咧着嘴笑，露出了黄登登的大金牙。庄稼在笑，曹家庄的人们在笑，欢笑这艰难岁月之后的大好形势，欢笑党领导人民开展大生产取得的丰收年景。
天刚刚亮，爹、哥和我来到村边大杨树下的谷子地收割谷子。
太阳从东方一露头，就把金黄色的阳光洒在大地上，洒在金子般的谷穗儿上。微风吹来，一阵凉爽。
爹把旱烟袋往腰后的裤带上一插，把草帽带儿系在下巴上，弯腰用镰刀割下一条大谷穗，然后把镰刀往胳膊窝里一夹，两只手握着谷穗搓了搓，扔掉谷穗秸杆儿，用嘴吹去手里的谷皮儿，拣起两颗谷粒儿放在嘴里咬了咬，说：“熟了，割吧！我割右边这五垄。小刚小，小勇没干惯庄稼活，你们俩少割点儿，合伙割五垄。小勇仨，小刚俩。你们自己打‘腰儿’自己捆。开始吧！”
“我不！为什么哥割三垄，让我割俩？我也割三垄。”我不服气。
“别逞能，小心把你累着。”哥说。
“也不知道谁累？不行咱们比赛！”
“哈哈！”哥笑了，“小伙子真有个犟劲儿。好吧，你在前面打‘腰儿’(用一绺谷子做成的，捆割下来的谷子用)，我在后面捆，反正让你落不下。”
我把褂子一脱，往地上一扔，挽了挽裤腿儿，草帽也不戴，站在爹和哥的中间，数好了垄数，弯腰就割。
爹指教我：“不行，谷子叶上净刺儿，光着膀子割，把胳膊划破了。”
“没事儿。”我没听爹的，左腿向前跨了一步，弯下腰，右手的镰刀伸入垄间将一大把谷子一勾，左手趁势把勾住的谷子攥住，右手把镰刀往下一挪，贴着地皮猛地往后一拉，“噌”的一声，割下一大把谷子。我挪了一下脚步，紧接着将第二垄的谷子勾住、攥住、镰刀往后一拉，“噌”的一声，又割下一把。三把两把，左手里割下来的谷子攥不下了。这时，我转过身来，将割下的谷子平放在身后，回身又急急忙忙割起来。我心想，非得把哥落得远远的不行。我像疯了似的拼命往前割。割呀，割呀，不一会儿，我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腰也酸疼起来。我又割了一阵子，实在累得不行了，这才直起腰来。
我直起腰往后一看，嗬！我割的三个垄简直成了小胡同，把爹和哥甩掉了老远。我高兴极了。一种胜利的喜悦涌上心头。再看哥和爹他们俩，在后边不慌不忙的，一边说话一边割，根本就不像比赛的样子。
哥见我站起来了，大声喊我：“喂！小刚，打‘腰儿’呀！你看，我又割又打‘腰儿’，还得捆，多费事呀！”
可不是，我光顾割了，忘了打‘腰儿’。哥一边割一边打‘腰儿’，多费事呀！他把打好的‘腰儿’放在地上，把割下的谷子挪到‘腰儿’上，再捆，真麻烦。我怎么就忘打‘腰儿’了？咳！白割了这么远，比赛不算数。
好吧！我给已经割下来的谷子打‘腰儿’。我从割下来的谷子堆里，挑出一把秸杆儿比较细软的谷子，分成两绺儿。左手分别握着两绺谷子的根部，右手攥着谷穗儿的一端，我的右手腕儿向外、向上、再向里一拧，左手把一绺秸杆一放，一个捆谷子的‘腰儿’就打好了。我把‘腰儿’放在地上，把割下的谷子抱起来移到打好的‘腰儿’上。如此，我每打一个‘腰儿’移一堆谷子，把割下的谷子全都归并成一堆一堆的。
村长志东走过来了。他看了看我割过的谷子地，谷茬儿又矬又短，又看我打‘腰儿’的劲头儿，又快又利索，就当着爹的面夸奖起我来：“老成叔，小刚这小伙子行啊！上学考第一，干庄稼活儿，还真不赖哩！”
爹直起腰，用袖头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一把谷子，说：“比我小时候强。我小时候干活儿，没少挨他爷爷的锄杠。小刚是一说就懂，一教就会。现在十一周岁都不到，扶犁耕地耕得又直又匀实。赶牛车，拐弯儿抹角走泥水道儿，还真误不住车。干庄稼活儿呀，将来是把好手。小勇在外边搞工作，以后家里的活儿就靠他了。”
这时哥也停下手来。志东问哥：“小勇，这次请假回来能在家多住几天吧？听说你转到县上去了，分配到哪儿啦？”
哥说：“还没定哩！暂时安排在锄奸科工作。”
志东风趣地说：“好哇，你们哥俩，一个锄草，一个锄奸。当汉奸的，就该除掉。要不是臭石头当汉奸，老村长还死不了呢！”
爹说：“他娘不愿意让小勇搞什么锄奸工作。汉奸的脑门儿上又没贴着标签儿，你锄谁呀？弄不好，还会让人家锄了呢！不如搞他的老本行，教书。”
哥说：“教书不教书，那是以后的事，把日本鬼子打走了再说吧！”
正说着，就见敬珍姐向地里跑来，一边跑一边喊：“喂！舅舅，黄文店的鬼子和伪军撤走啦！撤到城里去了，”
“你说什么？”爹问。
“昨天夜里，黄文店的敌人偷偷地跑了。人们套着车，拿着镐，上黄文店拆炮楼去了。”
志东说：“看来人们没有白叫他们鬼子，就是鬼。他们要是再不跑呀，用不了多久，就端他们的老窝了。”
哥说：“他们不撤不行了。不敢出来，出来就挨打，抢不到粮食饿也得饿死。不如干脆撤走，到城里还能多活几天。”
敬珍姐急着问：“人家都去据点儿抢着拆砖去了，咱们去不去？”
爹说：“去！修炮楼的时候，拿走咱们不少砖，不去还行？”他对哥说：“小勇，你留在这里，把割下来的谷子捆好，码起来。我去套车。”又对我说：“小刚，回去告诉你娘，叫你嫂子烙几张饼，咱们去黄文店，中午不回家吃饭了。”
我“哎”了一声，抄起地上的褂子，一溜小跑跑回家里。
一进家门，我就听见东间屋里大花瓶和我娘唠嗑儿。我不禁一愣，心想，这个讨厌鬼，准是又给我说媒来了。我在屋外停住脚，想听听她们到底说些什么？
大花瓶说：“世界上，真是什么希罕事儿都有。你还记得‘五一’大扫荡以前在赵老兴家当长工的那个小伙子吗？”
娘说：“记得，又粗又大，壮得像头牛，挺腼腆，见了女人就红脸。‘五一’扫荡一开始就走了，回他们冯家寨去了。你提他干什么？”
“我跟你说吧，前天晚上这小伙子到我家去了，拿了两包点心，非让我给他说赵老兴家的大儿媳妇不可。当时我没答应，小伙子急得差点儿给我跪下，真有意思，嘻嘻……”
“噢，怪不得过去风言风语地传说赵老兴家的大儿媳妇对那个长工特别好呢。无风不起浪，还真有那么回事呀！哎，你给人家说了没有？”
“说了，收了人家的礼，不给人家办事怎么行？昨天，吃过早饭我到赵老兴家，把他大儿媳妇拉到她屋里跟她一说，你猜怎么着？”
“怎么啦？”
“她哭了。”
“哭啦？”
“是啊，哭了。我问她为什么哭？她就是不说话，哭得那个伤心哟！就别提了。”
“咳！”娘说，“守了好多年寡，不容易啊！前几天，我在大街上碰见她，见她眼圈儿红红的。她对我说：‘大婶，我怎么就舍不得他家的锅台呀？一天到晚就是做饭，做到哪年哪月是个头呀？’可不，多少年来，从来没人跟她提起过这种事，你一提，人家怎么能不伤心呢？”
大花瓶说：“我劝她别哭，别让她婆婆听见。可怎么劝也劝不住。我干脆问她：‘这门亲事，你到底愿意不愿意？’你猜她怎么着？”
“她准说愿意。”
“她呀，什么也没说，‘咕咚’给我跪下了，抱着我的两条腿，只是抽搭不说话，哭得我这心里怪难受的。”
“那是愿意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她婆婆推门进来了，一脸怒气，冲着她说：‘怎么着，你要嫁人是不是？我告诉你，没门儿！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让你跟着那个穷小子跑了叫我儿子当王八！’”
娘说：“这个死老婆子真顽固。过去的寡妇还让改嫁哩，现在是共产党领导，是穷人的天下了，你还拦着人家干什么？不识时务！”
“我也是这么说：‘你儿子死了，还怕当什么王八？’可老婆子不听我的。我没说两句，她就冲我来了，说我是老臊猪，保媒、拉纤，不干好事。”
娘问：“她就当着你的面这么骂呀？”
“骂就让她骂吧，反正我的脸皮厚，不怕骂。她骂我，我就骂她。后来，我就溜出来了。”
听说大花瓶挨了骂，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一撩门帘儿进了屋，说：“骂得好，该骂！”
“哟！嘎子回来了。”大花瓶满脸堆笑，咧着嘴说：“嘎子，大娘我是办好事，给你说媳妇来了。”
“去去去！我不要。”
“哟！没想到嘎子的脸皮儿还真薄，不好意思了。你真地不要？”
“不要！”
“真的？”
“不要就是不要！”
“你可别后悔呀？”
“不后悔，你走吧！”
“我说的可是你敬珍姐呀！”
“你真讨厌！”我恨不得把他撵出去，没好气地说，“敬珍姐我也不要！”
“哎呀呀！连敬珍你都不要，你的眼光可太高了！”
“你走不走？不走我可骂你啦！”
娘瞪了我一眼：“一点礼貌都没有，没大没小的。”
大花瓶觉得没趣了，欠起身子，拍了拍屁股，嘻皮笑脸地说：“好吧，你既然看不上人家敬珍，以后大娘我给你找个比敬珍还好、还漂亮的媳妇，保你满意，嘻嘻……”说完扭着大屁股就要往外走。
娘连忙道歉：“他大娘，别生气。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
大花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气：“没关系。刚他娘，你坐着，我走了。”
大花瓶走了，娘训了我一句：“虚岁都十二了，还那么不懂事！”
我说：“娘，我爹叫你烙几张饼，我们上黄文店去拆砖，中午不回来。”
“到黄文店拆什么砖？”
“你还不知道呀？黄文店的鬼子撤了，到城里去了。”
娘两手一合：“阿弥陀佛，太好了，以后可以过安生日子了。”
“别阿弥陀佛了，快烙饼去吧！”
到黄文店拆砖的事儿就不详细说了。因为我们知道得太晚了，到黄文店已经快中午了。黄文店的、周围村的、好多好多人，就像一大群蚂蚁吃大虫子似的，三下五除二，把个庞大的据点儿拆得平平的。人们吵的，叫的，嚷的，喊的，还有为了几块砖打架的，好不热闹！我们没捞到几块整的，拉了一车半头砖回来了。
冬去春来
一九四二年的“五一”大扫荡持续了几个月。事后统计，在扫荡中被打死、打伤的群众有五万多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下，冀中许多地区出现了“无村不戴孝，到处有哭声”的悲惨景象。
严冬过去就是春天。
一九四三年，国际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欧洲战场，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三月，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转入战略反攻。太平洋战场，美军扭转了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对日军发动了反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这就迫使日军在华北的兵力不得不收缩，抽出兵员加强正面战场。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游击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英勇的斗争，终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迎来了根据地的春天。全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这时，黄文店的鬼子大部分抽走了，只留下三五个，连伪军加在一起也不到二十人。在游击队的伏击战、麻雀战的打击下，他们像挨了石头打的乌龟一样，紧紧缩在王八壳里不敢走出据点。
随着抗日形势的好转，根据地的人民又活跃起来了，恢复了“五一”扫荡前的欢快景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村恢复了抗日政府。志东从游击队回来当了新的村长。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重新建立。小学校也开始上课了。
根据地的军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与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把庄稼一直种到了敌人的炮楼底下，鬼子干瞪眼看着没办法。
一九四三年秋，庄稼长势很好，看来是个丰收年。红彤彤的高粱粒子在阳光照耀下像一颗颗红珍珠。金黄色的谷穗像一条条狗尾巴，沉甸甸的，在秋风的拂动下不住地摇摆。牛腿粗的大棒子咧着嘴笑，露出了黄登登的大金牙。庄稼在笑，曹家庄的人们在笑，欢笑这艰难岁月之后的大好形势，欢笑党领导人民开展大生产取得的丰收年景。
天刚刚亮，爹、哥和我来到村边大杨树下的谷子地收割谷子。
太阳从东方一露头，就把金黄色的阳光洒在大地上，洒在金子般的谷穗儿上。微风吹来，一阵凉爽。
爹把旱烟袋往腰后的裤带上一插，把草帽带儿系在下巴上，弯腰用镰刀割下一条大谷穗，然后把镰刀往胳膊窝里一夹，两只手握着谷穗搓了搓，扔掉谷穗秸杆儿，用嘴吹去手里的谷皮儿，拣起两颗谷粒儿放在嘴里咬了咬，说：“熟了，割吧！我割右边这五垄。小刚小，小勇没干惯庄稼活，你们俩少割点儿，合伙割五垄。小勇仨，小刚俩。你们自己打‘腰儿’自己捆。开始吧！”
“我不！为什么哥割三垄，让我割俩？我也割三垄。”我不服气。
“别逞能，小心把你累着。”哥说。
“也不知道谁累？不行咱们比赛！”
“哈哈！”哥笑了，“小伙子真有个犟劲儿。好吧，你在前面打‘腰儿’(用一绺谷子做成的，捆割下来的谷子用)，我在后面捆，反正让你落不下。”
我把褂子一脱，往地上一扔，挽了挽裤腿儿，草帽也不戴，站在爹和哥的中间，数好了垄数，弯腰就割。
爹指教我：“不行，谷子叶上净刺儿，光着膀子割，把胳膊划破了。”
“没事儿。”我没听爹的，左腿向前跨了一步，弯下腰，右手的镰刀伸入垄间将一大把谷子一勾，左手趁势把勾住的谷子攥住，右手把镰刀往下一挪，贴着地皮猛地往后一拉，“噌”的一声，割下一大把谷子。我挪了一下脚步，紧接着将第二垄的谷子勾住、攥住、镰刀往后一拉，“噌”的一声，又割下一把。三把两把，左手里割下来的谷子攥不下了。这时，我转过身来，将割下的谷子平放在身后，回身又急急忙忙割起来。我心想，非得把哥落得远远的不行。我像疯了似的拼命往前割。割呀，割呀，不一会儿，我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腰也酸疼起来。我又割了一阵子，实在累得不行了，这才直起腰来。
我直起腰往后一看，嗬！我割的三个垄简直成了小胡同，把爹和哥甩掉了老远。我高兴极了。一种胜利的喜悦涌上心头。再看哥和爹他们俩，在后边不慌不忙的，一边说话一边割，根本就不像比赛的样子。
哥见我站起来了，大声喊我：“喂！小刚，打‘腰儿’呀！你看，我又割又打‘腰儿’，还得捆，多费事呀！”
可不是，我光顾割了，忘了打‘腰儿’。哥一边割一边打‘腰儿’，多费事呀！他把打好的‘腰儿’放在地上，把割下的谷子挪到‘腰儿’上，再捆，真麻烦。我怎么就忘打‘腰儿’了？咳！白割了这么远，比赛不算数。
好吧！我给已经割下来的谷子打‘腰儿’。我从割下来的谷子堆里，挑出一把秸杆儿比较细软的谷子，分成两绺儿。左手分别握着两绺谷子的根部，右手攥着谷穗儿的一端，我的右手腕儿向外、向上、再向里一拧，左手把一绺秸杆一放，一个捆谷子的‘腰儿’就打好了。我把‘腰儿’放在地上，把割下的谷子抱起来移到打好的‘腰儿’上。如此，我每打一个‘腰儿’移一堆谷子，把割下的谷子全都归并成一堆一堆的。
村长志东走过来了。他看了看我割过的谷子地，谷茬儿又矬又短，又看我打‘腰儿’的劲头儿，又快又利索，就当着爹的面夸奖起我来：“老成叔，小刚这小伙子行啊！上学考第一，干庄稼活儿，还真不赖哩！”
爹直起腰，用袖头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一把谷子，说：“比我小时候强。我小时候干活儿，没少挨他爷爷的锄杠。小刚是一说就懂，一教就会。现在十一周岁都不到，扶犁耕地耕得又直又匀实。赶牛车，拐弯儿抹角走泥水道儿，还真误不住车。干庄稼活儿呀，将来是把好手。小勇在外边搞工作，以后家里的活儿就靠他了。”
这时哥也停下手来。志东问哥：“小勇，这次请假回来能在家多住几天吧？听说你转到县上去了，分配到哪儿啦？”
哥说：“还没定哩！暂时安排在锄奸科工作。”
志东风趣地说：“好哇，你们哥俩，一个锄草，一个锄奸。当汉奸的，就该除掉。要不是臭石头当汉奸，老村长还死不了呢！”
爹说：“他娘不愿意让小勇搞什么锄奸工作。汉奸的脑门儿上又没贴着标签儿，你锄谁呀？弄不好，还会让人家锄了呢！不如搞他的老本行，教书。”
哥说：“教书不教书，那是以后的事，把日本鬼子打走了再说吧！”
正说着，就见敬珍姐向地里跑来，一边跑一边喊：“喂！舅舅，黄文店的鬼子和伪军撤走啦！撤到城里去了，”
“你说什么？”爹问。
“昨天夜里，黄文店的敌人偷偷地跑了。人们套着车，拿着镐，上黄文店拆炮楼去了。”
志东说：“看来人们没有白叫他们鬼子，就是鬼。他们要是再不跑呀，用不了多久，就端他们的老窝了。”
哥说：“他们不撤不行了。不敢出来，出来就挨打，抢不到粮食饿也得饿死。不如干脆撤走，到城里还能多活几天。”
敬珍姐急着问：“人家都去据点儿抢着拆砖去了，咱们去不去？”
爹说：“去！修炮楼的时候，拿走咱们不少砖，不去还行？”他对哥说：“小勇，你留在这里，把割下来的谷子捆好，码起来。我去套车。”又对我说：“小刚，回去告诉你娘，叫你嫂子烙几张饼，咱们去黄文店，中午不回家吃饭了。”
我“哎”了一声，抄起地上的褂子，一溜小跑跑回家里。
一进家门，我就听见东间屋里大花瓶和我娘唠嗑儿。我不禁一愣，心想，这个讨厌鬼，准是又给我说媒来了。我在屋外停住脚，想听听她们到底说些什么？
大花瓶说：“世界上，真是什么希罕事儿都有。你还记得‘五一’大扫荡以前在赵老兴家当长工的那个小伙子吗？”
娘说：“记得，又粗又大，壮得像头牛，挺腼腆，见了女人就红脸。‘五一’扫荡一开始就走了，回他们冯家寨去了。你提他干什么？”
“我跟你说吧，前天晚上这小伙子到我家去了，拿了两包点心，非让我给他说赵老兴家的大儿媳妇不可。当时我没答应，小伙子急得差点儿给我跪下，真有意思，嘻嘻……”
“噢，怪不得过去风言风语地传说赵老兴家的大儿媳妇对那个长工特别好呢。无风不起浪，还真有那么回事呀！哎，你给人家说了没有？”
“说了，收了人家的礼，不给人家办事怎么行？昨天，吃过早饭我到赵老兴家，把他大儿媳妇拉到她屋里跟她一说，你猜怎么着？”
“怎么啦？”
“她哭了。”
“哭啦？”
“是啊，哭了。我问她为什么哭？她就是不说话，哭得那个伤心哟！就别提了。”
“咳！”娘说，“守了好多年寡，不容易啊！前几天，我在大街上碰见她，见她眼圈儿红红的。她对我说：‘大婶，我怎么就舍不得他家的锅台呀？一天到晚就是做饭，做到哪年哪月是个头呀？’可不，多少年来，从来没人跟她提起过这种事，你一提，人家怎么能不伤心呢？”
大花瓶说：“我劝她别哭，别让她婆婆听见。可怎么劝也劝不住。我干脆问她：‘这门亲事，你到底愿意不愿意？’你猜她怎么着？”
“她准说愿意。”
“她呀，什么也没说，‘咕咚’给我跪下了，抱着我的两条腿，只是抽搭不说话，哭得我这心里怪难受的。”
“那是愿意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她婆婆推门进来了，一脸怒气，冲着她说：‘怎么着，你要嫁人是不是？我告诉你，没门儿！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让你跟着那个穷小子跑了叫我儿子当王八！’”
娘说：“这个死老婆子真顽固。过去的寡妇还让改嫁哩，现在是共产党领导，是穷人的天下了，你还拦着人家干什么？不识时务！”
“我也是这么说：‘你儿子死了，还怕当什么王八？’可老婆子不听我的。我没说两句，她就冲我来了，说我是老臊猪，保媒、拉纤，不干好事。”
娘问：“她就当着你的面这么骂呀？”
“骂就让她骂吧，反正我的脸皮厚，不怕骂。她骂我，我就骂她。后来，我就溜出来了。”
听说大花瓶挨了骂，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一撩门帘儿进了屋，说：“骂得好，该骂！”
“哟！嘎子回来了。”大花瓶满脸堆笑，咧着嘴说：“嘎子，大娘我是办好事，给你说媳妇来了。”
“去去去！我不要。”
“哟！没想到嘎子的脸皮儿还真薄，不好意思了。你真地不要？”
“不要！”
“真的？”
“不要就是不要！”
“你可别后悔呀？”
“不后悔，你走吧！”
“我说的可是你敬珍姐呀！”
“你真讨厌！”我恨不得把他撵出去，没好气地说，“敬珍姐我也不要！”
“哎呀呀！连敬珍你都不要，你的眼光可太高了！”
“你走不走？不走我可骂你啦！”
娘瞪了我一眼：“一点礼貌都没有，没大没小的。”
大花瓶觉得没趣了，欠起身子，拍了拍屁股，嘻皮笑脸地说：“好吧，你既然看不上人家敬珍，以后大娘我给你找个比敬珍还好、还漂亮的媳妇，保你满意，嘻嘻……”说完扭着大屁股就要往外走。
娘连忙道歉：“他大娘，别生气。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
大花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生气：“没关系。刚他娘，你坐着，我走了。”
大花瓶走了，娘训了我一句：“虚岁都十二了，还那么不懂事！”
我说：“娘，我爹叫你烙几张饼，我们上黄文店去拆砖，中午不回来。”
“到黄文店拆什么砖？”
“你还不知道呀？黄文店的鬼子撤了，到城里去了。”
娘两手一合：“阿弥陀佛，太好了，以后可以过安生日子了。”
“别阿弥陀佛了，快烙饼去吧！”
到黄文店拆砖的事儿就不详细说了。因为我们知道得太晚了，到黄文店已经快中午了。黄文店的、周围村的、好多好多人，就像一大群蚂蚁吃大虫子似的，三下五除二，把个庞大的据点儿拆得平平的。人们吵的，叫的，嚷的，喊的，还有为了几块砖打架的，好不热闹！我们没捞到几块整的，拉了一车半头砖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