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五月，孩子快一岁的时候，在他的安排下我彻底脱离了文工团，调进铁路子弟小学当了一名音乐教师，和他过起了团聚生活。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我逐渐发现他的才华是很多人不及的。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龙飞凤舞，人见人夸，为此他也非常自豪，嫌我的字拿不出手，每每单位填个表什么的，只要他知道了，都不让我动：“瞧你那狗爬一样的字难看死了，别丢人了！”他代替我写了。并拿起来得意地自我欣赏着，搞得我很长时间写字没自信。他跟人谈话擅用华丽词藻，口若悬河，能言善辩，很吸引人。跟人打交道办业务，谈项目谈合同只要是他谈的，就没有谈不成的。闲暇时他还喜欢今天摆弄收音机，明天摆弄手表，后来又鼓捣电视机、电冰箱、收录机、音响等，当时这些东西还都是稀有物，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他把这些电器设备的性能、构造都很快搞清楚了，跟人聊天说得头头是道。经他渲染，彷彿周边其他人个个都成了白痴，全都跑来找他帮着买，帮着挑选，找他帮着修理。他从学铁道工程的桥梁专业，改行到房屋建筑专业，好象也没经过什么过渡期，看起来也都那样顺理成章。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把原来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到新的专业领域，很快成了领导信任的专业骨干。一九八四年，那时正时兴提拔“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他赶上了。很快就当了基建科副科长，没过半年又当了科长，当时他是提拔最快、年纪最轻的正科级干部，整个铁路分局都议论纷纷。尤其是基建科的一些资深人士，背地里不满地说：“他算哪路和尚？一个才来不久的工农兵大学生，论到哪一个也论不到他呀！还不是吹牛吹得好，会溜须拍马！”他听到后，气得咬牙切齿：“走着瞧，小心老子有一天怎么收拾你们！”不久设计所从基建科分出去，他顺理成章又当了设计所所长。

我和他虽然团聚了，但是大多数时间，我仍然感到非常孤独。自从我们工作调在一块儿，我就见他从来不停地参加夜大学学习，学完工民建，又接着学工民建；学完英语又学日语，再学英语再学日语。出差的机会也逐渐增多，一出去很多天不归。他上夜校，我常常搂着幼小的儿子，清灯孤影等他到深夜。他出差去了，陪伴我的仍是幼小的儿子。再后来他要参加全省乃至全国的设计方案比赛，就是不出差，他都整晚整晚呆在办公室加班不回家。过年了，别人都合家团聚，年三十晚上吃团圆饭，是中国人的传统，可他也丢下我和儿子彻夜不归，说是陪朋友喝酒喝了个通宵。很多个春节我们并没在一起过。一九八六年，随着他的设计作品在省内外获奖，他又萌发了脱产进修，系统学习建筑设计的想法。说走就走，他到西安的西北建工学院学习去了，这一走，就是两年。再后来，彷彿他忙得焦头烂额，家里更难觅他的踪影。不停地参赛、不停地拿奖、不停地考职称，又把工作的业务范围从铁路扩大到地方，不停地揽活挣钱。从建工学院毕业返回后，作为设计所所长，他不但给单位找项目赚钱，还私下里自己接了不少项目挣钱，我们结婚那会儿，每月的工资他50多元，我40多元，加起来不过100元。到一九九二年，我们调到广州市工作前，他已经自己积累了14万元的财富。在当时“万元户”被认为是大款，有钱的象征，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他把自己的口封得很严实，只字也未向我透露过，也没在改善家庭生活状况上，拿出一些钱来做投资，家里一直过得是省吃俭用的清贫生活，所以我后来才知道他有这么多钱。我被沉重的工作、家务负担压得什么也顾不上想，我活得很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