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北漂族的困惑 4遭遇居心不良 - 我的前夫是个风流才子：新黄水谣
3 、北漂族的困惑
出租屋里突然间少了几个人——王实、女儿、小保姆，儿子看到我极度痛苦，也变乖了，悄悄地不出声。万籁俱寂，连空气都令人窒息，墙壁、地面、窗户都似乎屏息敛气，浸透在浓重的忧伤里；寂静中有酷烈的，不堪忍受的焦虑。腿在摇晃，快要垮下去的破床，被忧愁压得沉甸甸的书架，甚至还有不断增长的黑暗，都被久久的焦虑压迫得透不过气来。我觉得我真快要发疯了。
在我变成了一个白痴傻瓜一样的人，一个王实的附庸的时候，他带我来到了最早开放了的广州。下了火车，半夜三更一大家子人，却打不到的，去报到的单位。好不容易等来一辆的士，拉我们到了新单位的招待所，却叫不开招待所的门。喊门喊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吵醒一个看门师傅，他睡眼惺松起来从窗口伸出头来骂我们：
“这都几点了？喊什么喊什么？等天亮吧！”“哐啷”窗户门关上了。
一家大小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广州已经疲惫不堪，现在不得不在大街上露宿。王实看到他跑调动时，认识的一个人劳部的干事，喜出望外赶紧上前打招呼，人家冷冰冰看了他一眼，说：
“明早八点来人劳部报到”，再没吱声就走了。
行李都托运了，我和王实只好脱下随身带着的外衣铺在地上，孩子们倒在上面，就酣然入睡了。王实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地渡步，嘴里愤怒地叫骂着。我蹲在熟睡的儿女旁边犯愁，头一天就遭遇冷漠，以后会是什么样？对未来命运的不可知，在离开金山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让我不安起来。
一直等到天亮快六点钟了，招待所门才打开。胡乱买点早餐吃了，安置好孩子们睡觉，我和王实到新单位报到，看到的都是一张张陌生人冷漠的脸。
趁刚报完到，要办各种手续的的时间，出去熟悉一下新到城市的环境。看着石屎森林一样的高楼大厦，我头晕目眩；看着海潮一样的滚滚人流，我喘不过气；看着堵塞走不动的车龙，烦躁地喷着废气，我感到窒息；问一问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我瞠目结舌；迷失了方向，问一问路人回去的路，我听不懂粤语，他听不懂普通话，我哭笑不得……
总之太多的无奈，太多的“苦恼人的笑”。
在招待所住了几天，拖家带口的不是长久之计。王实找人劳部，人劳部的人说：“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都要克服。公司能安置尽量安置，但现在确实没地方安置你们，你们也可以自己找房嘛！”
人生地不熟的，当下上哪里去找房子？王实又去找了管他的集团基建处，我们全家终于被安置住在流花车站附近，三元里梓元岗路的桂花街，一套广州南粤公司的小居室房里。这是最早调进东水集团的人，在集团安排了房子，没有退给原单位的房。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记得课本上有《三元里抗英》这篇文章，现在，我却真的住在这个历史遗址附近了。它在广州市的最西头，要穿一个环市路，才能到东头的东湖区的玫瑰路和民和路的单位，以及儿子上学的沧海铁路中学。坐公交车每天都堵塞车，没有二、三个小时是到不了的。我只能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在单车后架上驼着儿子，骑一个多小时的车，送儿子到民和路学校后，自己再去玫瑰路上班。那会儿的交通状况，广州人讲：汽车没有单车快，有时候，单车也没有人快，只不过人走起来太辛苦罢了。
在梓元岗住的时候，房子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屋里的蟑螂、蚂蚁爬了一地一墙，半夜开灯上厕所，密密麻麻看得人头皮发麻，浑身象过电一样。房子后面有一个堆得象一座大山一样的垃圾场，是个孕育各种害虫的地方，附近的居民楼深受其害。屋里除了苍蝇多，蚊子恨不能吃了人，墙壁上、蚊帐上拍得满处都是血。本来白天上班就很辛苦，天气又热，晚上被钻进蚊帐的蚊虫骚扰根本无法入眠。我们一直生活在北方，没有见过蟑螂是什么样子，孩子们和保姆，起初都被吓坏了，我也很害怕，但硬忍住不作声。这里靠近火车站，住在这里的人行行色色都有，听说是广州市最为藏污纳垢的地方。许多黄赌毒的黑色交易，基本上都是在这里进行。这里也是抢劫、杀人、偷盗最为猖獗的地方，治安很是混乱。
刚来时我到菜市场买菜，是四元钱的菜，我听成了十元钱，给了人家十元没找钱就走了。“赛牤”和“杀牤”在我听来是一个音。我买个台灯，售货员说“压八牤”，我听成了一百块，给人家一百元钱，也提上台灯就走了。那售货员知道我没听懂，把二十八元，听成了一百元，也装糊涂任我错下去。
这里已经远离了计划经济时期，人们逍遥自在的慢节奏生活，代之而来的是比北方快了十倍、二十倍的快节奏。大街上看到的都是行色匆匆，忙着做生意或赚钱的人群，生存竞争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没有时间说闲话聊天，没有心境闲情逸致浪漫，也没有闲心关注别人的家长里短。在北方，尤其是在大西北还没有梦到的变化，在广州已经不算是新鲜。整个市区，是一个急隆隆奔驰的洪流，在加快运转，人们也在加快运转，由此每天都发生与昨日不一样的新环境，太多的追求、太多的引诱、太多的物质、太多的机遇、太多的选择、太多的佳人、太多的才子、太多的富宴。
南北方的发展差距，造成的心理差距和观念差距，此刻在我身上尽显凹凸不平。初到广州，我象是穿越了时光邃道，从中世纪一步跨入了现代社会，我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无法接受，不能适应。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白天在人海里匆匆行，夜晚在出租屋里悄悄悲的并不是我一个人。
但此刻的我，抑郁和孤独的心，使我感觉整个世界就是我一个人在受煎熬和苦痛。
新单位工作也是快节奏，同事间说话简明扼要，每个人走路都是急匆匆。隔几天集团就召集开一次大会，会上领导的讲话题目永远是“危机教育”，让员工始终要有“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单位里实行“能者上，庸者下”的人事任免制度，三天一小考，两天一大考，通过考试，员工竞争上岗。但很快明白都只不过是个形式，人情关系、背景后台还是重于一切，考试不过是领导要搞正绩做给人看的。
东水集团公司当年是新成立的一家国营大型垄断企业，员工都是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调来的。来一个领导,就带来自己的一批人,因此形成了派系, 每天都有新来报到的人，每天都不知有哪里来的重头人物，每个人都心照不宣。派性斗争从我一进来就感觉到了.党委口来的人，都是本市同一系统其他单位调来的一个高层领导，亲自带过来的一批人,他们原来都是他的亲信部下，他们原来在一个单位就是上下级关系，或同事、同学、朋友，我这样一个大西北对口调过来人，在这个机构里是个特例，人人看我是个另类。
我很自卑，想着这些新同事是“怎么看我的？我在他们眼里一定是呆头呆脑、傻里傻气、笨手笨脚、土里土气的样子，一定很看不起我”，要不我问对桌的尹瑞借橡皮用一下，他都不肯借给我。上班中间休息十五分钟时间，他们兴致勃勃地在一块玩“锄大地”，钻桌子、鼻子上贴纸条，大喊大叫，玩得兴高采烈，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办公桌前发呆。我和他们不熟悉，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大家都还没有下正式工作命令，个个岗位都在虚位等待。每个人都瞄准自己想去的岗位，暗暗竞争。表面平静的部室，私底下象鸭子孵水一样并不平静。同室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党办主任以及其他一般部员，他们有的和我差不多时间来，有的比我来得晚，可是他们都是同一条线过来的人。乘我不在他们悄悄商量人事安排问题，神神秘秘的，见我回来,“哗”的一下散开了。有时他们在一起关起里间房的门，说话声小的象蚊蝇，就回避着我一个人。我本就很敏感，这让我更是心履薄冰。
其他人很快下了工作命令，而我来了一年了，人劳部迟迟不给我下令，这意味着我一直不算单位上的正式员工，我每天心都悬在半空。在这个时候我又离了婚，情感上的打击更加超过一切。压力象个无处不在的魔鬼，它随身携带着多种残酷至极的隐形“刑具”。它将一桶很重的水，沉沉地挂在我薄薄的心叶上。这桶水挂久了，许多副作用骤然涌现，我头痛欲裂，我焦躁不安。慢慢地，晃荡晃荡的水，凝成了结结实实的铅，百上加斤地压着我，我白天茶饭不思、夜晚辗转难眠，整个人，可怜兮兮地被压得扁扁的、瘪瘪的、干干的、皱皱的，陷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恍惚状态中。为了驱赶这个魔鬼，我服了镇静剂，可是药力太轻，驱它不去；于是我满心凄惶地去看心理医生，仍然无济于事。我在没法解释我的遭遇的情况下，竟然也不得不相信唯心主义的东西，悄悄地跑到庙里去祈祷，在街头上找算命的求神问卜，我还多次想到了长眠不起的解脱方式。
4、 遭遇居心不良
主管我们党委口的领导是洪副总，党委口调进来的所有人,除了我,都是他带来的,听说资历特别深，连集团董事长也要买他七分面子。来报到时第一次见他，我还很安慰，因为他块头大，肚子大，脸长得象哈哈佛，见了我笑容可掬，一脸的慈眉善目。我想“又遇上好领导了，我不会有事的”，因他我到新单位后的恐惧感消失了好多。没想到情况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
是这个洪副总我刚报到,他就对我虎视眈眈了。刚来时，中午同事们都回家吃饭去了，我住得远回不去。老李部长家很近，也不回去。他很敬业，中午还要工作一会儿，然后就在办公室席地休息。我一个女同胞不方便，每天中午，我不得不到大街上游荡打发时间。南国的夏天骄阳似火，晒得大地都要冒烟了，秋老虎更是猖獗，一点都不逊色于盛夏。近两小时时间在马路上流浪，我全身象火炉蒸发出滚烫的水，把贴在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一时半会儿，我还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只觉得每天头都是昏沉沉的，这时昏得更厉害。最难受的是中午这个时间不能休息一下，整个身体都疲惫地不象是我的了，恨不得倒在马路上那怕能躺一躺也行。
也不知怎么被洪副总知道了，他说：“中午去我办公室睡吧，我那里有床！”
我心里很感温暧，连声说：“谢谢领导关怀，我中午没有午休习惯，我不睡！”
洪副总笑迷迷地看着我，那张脸一点没有淫猥的成分，对我说：“中午不午休怎么行？我给你一把钥匙，吃完饭你就过来睡，我中午回家，反正办公室闲着！”
听领导这样关心我，我哪有不领情之理？我放心地接了洪副总给我的钥匙。第二天中午，我真的去了。我其实并没睡着，闭着眼假寐。办公室里一点声息都没有,渐渐地我有些朦胧了。忽然我感觉床动了一下，我惊得睁开眼，却看到洪副总坐在我旁边，正准备也要躺下来。这一惊非同小可，我吓得爬起身就往外跑，他什么时候进来的？怎样的蹑手蹑脚，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他拽住我的衣服不让我走，嘴里“小刘，小刘我爱你”地喊着。我挣脱了他的手，跑出去了。
洪副总的哈哈佛脸变了颜色。后来他又暗示我许多次，意思是我跟他作对没好处，我一直不反应。有一次他到湖南岳阳开会，专门点名要我陪他去，那么多男秘书他不带去，偏要带我，什么意思？我猜测可能想到外地孤男寡女，借机好对我下手，或引诱我上钩。我那会儿一连发生那么多的事，一直情绪低落，愁眉不展，在目的地的酒店，和别的集团公司开会去的女领导分住一室，夜里做恶梦，我常常哭得上不来气，天天如此。这女领导也是个资历很深的人，她说她那时候常常在湖南负责接待毛主席，见过毛主席很多次了。原来她就和洪副总一起共过事，她把我的情况对洪副总说了：“你那个秘书，你要好好找她谈谈，可能遇上过不去的坎了，每晚都睡着了还大声哭！”她对洪总说的话救了我，洪总没敢轻举妄动，我这才幸免。
从岳阳返回后，老李部长找我谈话，说：“领导很器重你，不叫别人去，单单点名要你去陪他开会，但是洪总对你的表现很不满意，你要好好想想你哪些地方没做好！”
就这样洪总一直刁难不给我下工作命令，差不多一年多。
我离婚后，突然给我下命令了，但我是副科级过来的，现在给我下的是股级令，等于降职使用。老李部长还专门对我说了几遍：“你是不够考查时间，本来还不应该给你下令，但是洪总说允许人犯错误，改了就好了，你要好好地感谢洪总，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我还是不领情，假装不懂人家究竟说的什么，不接他的招。吃得脑满肠肥的洪副总，来集团不久，就听到有关他到处玩年轻女人的绯闻，不说我不是那种女人，就是那种放荡女人，此时此刻我，哪有那种放荡之心呢！洪副总见我软硬不吃，怎么也不上钩，恼羞成怒下，下令把我调到基层去了。所以不光是王实造谣诽谤我的原因，王实的做法只不过授人把柄而已，洪副总的那点肮脏之心是拿不到桌面上的。
我到基层去没几天，洪副总研究党委口人的晋升问题，全党委口的人都给加官晋级，唯独我被甩出去了。
后来，我在基层工作干得好，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大家选我当“三八红旗手”，报到洪副总那里，他把我的名字删掉了。
再后来，东水集团公司人事变动，原来的董事长调走了，新来的董事长重新安排人事。一朝天子一朝臣，洪副总不管党委口了，去行政主管后勤工作，分房子的事也归他管。东水集团公司是刚成立不久的新单位，员工调来时，都拖家带口没房住。集团出钱买了几栋楼，视员工调来的先后顺序安排了，但大多数员工仍然没房住，集团又出钱买了几块地皮，准备自建职工住宅。那时候就开始，集团在图纸上给没房的员工分房了。我和王实算调来比较早的，王实赶上最早集团自建房的分配，他在一九九六年就和郭晓珍住进了新房。而我也想能分到最后一栋集团的自建房，可我又栽在洪副总手中。
有一天，行政办公室的秘书小张来通知我：“洪副总叫你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突然听他叫我，我心中忐忑不安，心里话“怕什么来什么”，但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我脚步迟疑地来到洪副总的办公室门口，敲了敲虚掩着的门，他象料到是我，在办公室里喊我：“进来进来，小刘！”
很久我都没有单独跨进洪副总的办公室了，今天进来，又看到久违了的洪副总那张哈哈佛一样的脸，笑容可掬。
“坐吧，坐吧。”他指着他对面的一张椅子让我坐。
“谢谢”，我虚虚地坐在椅子角上听他说。
洪副总看着我说：“后天要开分房会了，我看了你打的分房报告。集团没有政策女职工分房，尤其你还是单身，不是双职工，你说你怎么办？”
“请洪总一定想想办法网开一面，我是有孩子的人，也是一个家庭呀，难道我们这种情况只能露宿街头，或者睡在别人屋檐下！”
“呵呵，你让我对你网开一面，你有什么理由让我对你网开一面？况且分房委员会不是我一个人，其他人不同意，你分房也是很难的！”
“那么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都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吗？”
“这不是同情问题，政策没有的不能分就是不能分。”
“政策还不是你们领导制定的，你们领导说能分，就能分！”我执拗地说。那时候的我，被环境逼得慢慢学会讲话。
“你说得对，也不是绝对地不能分，政策是活的，不是死的，因地制宜也可以变通，也可以改变某些条条框框，就看你怎么配合了。”
我急忙说：“我可以找市里面，省里面很多有关女职工有平等分房权力的文件来，你觉得我打的报告分房理由不充分，我还可以重写！”
洪副总半天没做声,过了一会儿,他冷笑着摇头：“再说吧！”就不再说话了。
“没事我可以走了吗？”我抬起身向门口走去。
忽然洪副总在身后对我说：“你家住哪儿？我明天想上你家去！”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转过身来，一丝的笑容都没有，冷冷地说：“我住的破房子太差、太脏、太乱了，不够人笑话，哪配你这样的大领导去？太委曲你了，等你给我分了好房大房，我再请你去！”
我分明看到洪副总的哈哈佛脸变成了猪肝色。
自然连续上了几次会，我分房的事始终没通过。
三年后，洪副总到点退休了。他在临退休这年，表现了强大的“五十九岁效应”，集团规定给他每年五万元的招待费，这年他花了十万元，集团也不能不给他报销。他用公款吃喝嫖赌，打着出差的旗号.到处去玩，走到哪里点名住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房。没有总统套房，他也要住一晚几千元的。回来后,公司给他另外报差费,正赶上“扫黄打非”运动开展，他在深圳嫖娼，被公安堵在被窝里逮个正着。由于他资格太老，资历太深，集团不得不出面保他出来。出了关押所，他就再没到集团露面了。
3 、北漂族的困惑
出租屋里突然间少了几个人——王实、女儿、小保姆，儿子看到我极度痛苦，也变乖了，悄悄地不出声。万籁俱寂，连空气都令人窒息，墙壁、地面、窗户都似乎屏息敛气，浸透在浓重的忧伤里；寂静中有酷烈的，不堪忍受的焦虑。腿在摇晃，快要垮下去的破床，被忧愁压得沉甸甸的书架，甚至还有不断增长的黑暗，都被久久的焦虑压迫得透不过气来。我觉得我真快要发疯了。
在我变成了一个白痴傻瓜一样的人，一个王实的附庸的时候，他带我来到了最早开放了的广州。下了火车，半夜三更一大家子人，却打不到的，去报到的单位。好不容易等来一辆的士，拉我们到了新单位的招待所，却叫不开招待所的门。喊门喊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吵醒一个看门师傅，他睡眼惺松起来从窗口伸出头来骂我们：
“这都几点了？喊什么喊什么？等天亮吧！”“哐啷”窗户门关上了。
一家大小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广州已经疲惫不堪，现在不得不在大街上露宿。王实看到他跑调动时，认识的一个人劳部的干事，喜出望外赶紧上前打招呼，人家冷冰冰看了他一眼，说：
“明早八点来人劳部报到”，再没吱声就走了。
行李都托运了，我和王实只好脱下随身带着的外衣铺在地上，孩子们倒在上面，就酣然入睡了。王实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地渡步，嘴里愤怒地叫骂着。我蹲在熟睡的儿女旁边犯愁，头一天就遭遇冷漠，以后会是什么样？对未来命运的不可知，在离开金山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让我不安起来。
一直等到天亮快六点钟了，招待所门才打开。胡乱买点早餐吃了，安置好孩子们睡觉，我和王实到新单位报到，看到的都是一张张陌生人冷漠的脸。
趁刚报完到，要办各种手续的的时间，出去熟悉一下新到城市的环境。看着石屎森林一样的高楼大厦，我头晕目眩；看着海潮一样的滚滚人流，我喘不过气；看着堵塞走不动的车龙，烦躁地喷着废气，我感到窒息；问一问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我瞠目结舌；迷失了方向，问一问路人回去的路，我听不懂粤语，他听不懂普通话，我哭笑不得……
总之太多的无奈，太多的“苦恼人的笑”。
在招待所住了几天，拖家带口的不是长久之计。王实找人劳部，人劳部的人说：“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都要克服。公司能安置尽量安置，但现在确实没地方安置你们，你们也可以自己找房嘛！”
人生地不熟的，当下上哪里去找房子？王实又去找了管他的集团基建处，我们全家终于被安置住在流花车站附近，三元里梓元岗路的桂花街，一套广州南粤公司的小居室房里。这是最早调进东水集团的人，在集团安排了房子，没有退给原单位的房。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记得课本上有《三元里抗英》这篇文章，现在，我却真的住在这个历史遗址附近了。它在广州市的最西头，要穿一个环市路，才能到东头的东湖区的玫瑰路和民和路的单位，以及儿子上学的沧海铁路中学。坐公交车每天都堵塞车，没有二、三个小时是到不了的。我只能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在单车后架上驼着儿子，骑一个多小时的车，送儿子到民和路学校后，自己再去玫瑰路上班。那会儿的交通状况，广州人讲：汽车没有单车快，有时候，单车也没有人快，只不过人走起来太辛苦罢了。
在梓元岗住的时候，房子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屋里的蟑螂、蚂蚁爬了一地一墙，半夜开灯上厕所，密密麻麻看得人头皮发麻，浑身象过电一样。房子后面有一个堆得象一座大山一样的垃圾场，是个孕育各种害虫的地方，附近的居民楼深受其害。屋里除了苍蝇多，蚊子恨不能吃了人，墙壁上、蚊帐上拍得满处都是血。本来白天上班就很辛苦，天气又热，晚上被钻进蚊帐的蚊虫骚扰根本无法入眠。我们一直生活在北方，没有见过蟑螂是什么样子，孩子们和保姆，起初都被吓坏了，我也很害怕，但硬忍住不作声。这里靠近火车站，住在这里的人行行色色都有，听说是广州市最为藏污纳垢的地方。许多黄赌毒的黑色交易，基本上都是在这里进行。这里也是抢劫、杀人、偷盗最为猖獗的地方，治安很是混乱。
刚来时我到菜市场买菜，是四元钱的菜，我听成了十元钱，给了人家十元没找钱就走了。“赛牤”和“杀牤”在我听来是一个音。我买个台灯，售货员说“压八牤”，我听成了一百块，给人家一百元钱，也提上台灯就走了。那售货员知道我没听懂，把二十八元，听成了一百元，也装糊涂任我错下去。
这里已经远离了计划经济时期，人们逍遥自在的慢节奏生活，代之而来的是比北方快了十倍、二十倍的快节奏。大街上看到的都是行色匆匆，忙着做生意或赚钱的人群，生存竞争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没有时间说闲话聊天，没有心境闲情逸致浪漫，也没有闲心关注别人的家长里短。在北方，尤其是在大西北还没有梦到的变化，在广州已经不算是新鲜。整个市区，是一个急隆隆奔驰的洪流，在加快运转，人们也在加快运转，由此每天都发生与昨日不一样的新环境，太多的追求、太多的引诱、太多的物质、太多的机遇、太多的选择、太多的佳人、太多的才子、太多的富宴。
南北方的发展差距，造成的心理差距和观念差距，此刻在我身上尽显凹凸不平。初到广州，我象是穿越了时光邃道，从中世纪一步跨入了现代社会，我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无法接受，不能适应。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白天在人海里匆匆行，夜晚在出租屋里悄悄悲的并不是我一个人。
但此刻的我，抑郁和孤独的心，使我感觉整个世界就是我一个人在受煎熬和苦痛。
新单位工作也是快节奏，同事间说话简明扼要，每个人走路都是急匆匆。隔几天集团就召集开一次大会，会上领导的讲话题目永远是“危机教育”，让员工始终要有“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单位里实行“能者上，庸者下”的人事任免制度，三天一小考，两天一大考，通过考试，员工竞争上岗。但很快明白都只不过是个形式，人情关系、背景后台还是重于一切，考试不过是领导要搞正绩做给人看的。
东水集团公司当年是新成立的一家国营大型垄断企业，员工都是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调来的。来一个领导,就带来自己的一批人,因此形成了派系, 每天都有新来报到的人，每天都不知有哪里来的重头人物，每个人都心照不宣。派性斗争从我一进来就感觉到了.党委口来的人，都是本市同一系统其他单位调来的一个高层领导，亲自带过来的一批人,他们原来都是他的亲信部下，他们原来在一个单位就是上下级关系，或同事、同学、朋友，我这样一个大西北对口调过来人，在这个机构里是个特例，人人看我是个另类。
我很自卑，想着这些新同事是“怎么看我的？我在他们眼里一定是呆头呆脑、傻里傻气、笨手笨脚、土里土气的样子，一定很看不起我”，要不我问对桌的尹瑞借橡皮用一下，他都不肯借给我。上班中间休息十五分钟时间，他们兴致勃勃地在一块玩“锄大地”，钻桌子、鼻子上贴纸条，大喊大叫，玩得兴高采烈，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办公桌前发呆。我和他们不熟悉，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大家都还没有下正式工作命令，个个岗位都在虚位等待。每个人都瞄准自己想去的岗位，暗暗竞争。表面平静的部室，私底下象鸭子孵水一样并不平静。同室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党办主任以及其他一般部员，他们有的和我差不多时间来，有的比我来得晚，可是他们都是同一条线过来的人。乘我不在他们悄悄商量人事安排问题，神神秘秘的，见我回来,“哗”的一下散开了。有时他们在一起关起里间房的门，说话声小的象蚊蝇，就回避着我一个人。我本就很敏感，这让我更是心履薄冰。
其他人很快下了工作命令，而我来了一年了，人劳部迟迟不给我下令，这意味着我一直不算单位上的正式员工，我每天心都悬在半空。在这个时候我又离了婚，情感上的打击更加超过一切。压力象个无处不在的魔鬼，它随身携带着多种残酷至极的隐形“刑具”。它将一桶很重的水，沉沉地挂在我薄薄的心叶上。这桶水挂久了，许多副作用骤然涌现，我头痛欲裂，我焦躁不安。慢慢地，晃荡晃荡的水，凝成了结结实实的铅，百上加斤地压着我，我白天茶饭不思、夜晚辗转难眠，整个人，可怜兮兮地被压得扁扁的、瘪瘪的、干干的、皱皱的，陷入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恍惚状态中。为了驱赶这个魔鬼，我服了镇静剂，可是药力太轻，驱它不去；于是我满心凄惶地去看心理医生，仍然无济于事。我在没法解释我的遭遇的情况下，竟然也不得不相信唯心主义的东西，悄悄地跑到庙里去祈祷，在街头上找算命的求神问卜，我还多次想到了长眠不起的解脱方式。
4、 遭遇居心不良
主管我们党委口的领导是洪副总，党委口调进来的所有人,除了我,都是他带来的,听说资历特别深，连集团董事长也要买他七分面子。来报到时第一次见他，我还很安慰，因为他块头大，肚子大，脸长得象哈哈佛，见了我笑容可掬，一脸的慈眉善目。我想“又遇上好领导了，我不会有事的”，因他我到新单位后的恐惧感消失了好多。没想到情况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
是这个洪副总我刚报到,他就对我虎视眈眈了。刚来时，中午同事们都回家吃饭去了，我住得远回不去。老李部长家很近，也不回去。他很敬业，中午还要工作一会儿，然后就在办公室席地休息。我一个女同胞不方便，每天中午，我不得不到大街上游荡打发时间。南国的夏天骄阳似火，晒得大地都要冒烟了，秋老虎更是猖獗，一点都不逊色于盛夏。近两小时时间在马路上流浪，我全身象火炉蒸发出滚烫的水，把贴在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一时半会儿，我还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只觉得每天头都是昏沉沉的，这时昏得更厉害。最难受的是中午这个时间不能休息一下，整个身体都疲惫地不象是我的了，恨不得倒在马路上那怕能躺一躺也行。
也不知怎么被洪副总知道了，他说：“中午去我办公室睡吧，我那里有床！”
我心里很感温暧，连声说：“谢谢领导关怀，我中午没有午休习惯，我不睡！”
洪副总笑迷迷地看着我，那张脸一点没有淫猥的成分，对我说：“中午不午休怎么行？我给你一把钥匙，吃完饭你就过来睡，我中午回家，反正办公室闲着！”
听领导这样关心我，我哪有不领情之理？我放心地接了洪副总给我的钥匙。第二天中午，我真的去了。我其实并没睡着，闭着眼假寐。办公室里一点声息都没有,渐渐地我有些朦胧了。忽然我感觉床动了一下，我惊得睁开眼，却看到洪副总坐在我旁边，正准备也要躺下来。这一惊非同小可，我吓得爬起身就往外跑，他什么时候进来的？怎样的蹑手蹑脚，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他拽住我的衣服不让我走，嘴里“小刘，小刘我爱你”地喊着。我挣脱了他的手，跑出去了。
洪副总的哈哈佛脸变了颜色。后来他又暗示我许多次，意思是我跟他作对没好处，我一直不反应。有一次他到湖南岳阳开会，专门点名要我陪他去，那么多男秘书他不带去，偏要带我，什么意思？我猜测可能想到外地孤男寡女，借机好对我下手，或引诱我上钩。我那会儿一连发生那么多的事，一直情绪低落，愁眉不展，在目的地的酒店，和别的集团公司开会去的女领导分住一室，夜里做恶梦，我常常哭得上不来气，天天如此。这女领导也是个资历很深的人，她说她那时候常常在湖南负责接待毛主席，见过毛主席很多次了。原来她就和洪副总一起共过事，她把我的情况对洪副总说了：“你那个秘书，你要好好找她谈谈，可能遇上过不去的坎了，每晚都睡着了还大声哭！”她对洪总说的话救了我，洪总没敢轻举妄动，我这才幸免。
从岳阳返回后，老李部长找我谈话，说：“领导很器重你，不叫别人去，单单点名要你去陪他开会，但是洪总对你的表现很不满意，你要好好想想你哪些地方没做好！”
就这样洪总一直刁难不给我下工作命令，差不多一年多。
我离婚后，突然给我下命令了，但我是副科级过来的，现在给我下的是股级令，等于降职使用。老李部长还专门对我说了几遍：“你是不够考查时间，本来还不应该给你下令，但是洪总说允许人犯错误，改了就好了，你要好好地感谢洪总，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我还是不领情，假装不懂人家究竟说的什么，不接他的招。吃得脑满肠肥的洪副总，来集团不久，就听到有关他到处玩年轻女人的绯闻，不说我不是那种女人，就是那种放荡女人，此时此刻我，哪有那种放荡之心呢！洪副总见我软硬不吃，怎么也不上钩，恼羞成怒下，下令把我调到基层去了。所以不光是王实造谣诽谤我的原因，王实的做法只不过授人把柄而已，洪副总的那点肮脏之心是拿不到桌面上的。
我到基层去没几天，洪副总研究党委口人的晋升问题，全党委口的人都给加官晋级，唯独我被甩出去了。
后来，我在基层工作干得好，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大家选我当“三八红旗手”，报到洪副总那里，他把我的名字删掉了。
再后来，东水集团公司人事变动，原来的董事长调走了，新来的董事长重新安排人事。一朝天子一朝臣，洪副总不管党委口了，去行政主管后勤工作，分房子的事也归他管。东水集团公司是刚成立不久的新单位，员工调来时，都拖家带口没房住。集团出钱买了几栋楼，视员工调来的先后顺序安排了，但大多数员工仍然没房住，集团又出钱买了几块地皮，准备自建职工住宅。那时候就开始，集团在图纸上给没房的员工分房了。我和王实算调来比较早的，王实赶上最早集团自建房的分配，他在一九九六年就和郭晓珍住进了新房。而我也想能分到最后一栋集团的自建房，可我又栽在洪副总手中。
有一天，行政办公室的秘书小张来通知我：“洪副总叫你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突然听他叫我，我心中忐忑不安，心里话“怕什么来什么”，但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我脚步迟疑地来到洪副总的办公室门口，敲了敲虚掩着的门，他象料到是我，在办公室里喊我：“进来进来，小刘！”
很久我都没有单独跨进洪副总的办公室了，今天进来，又看到久违了的洪副总那张哈哈佛一样的脸，笑容可掬。
“坐吧，坐吧。”他指着他对面的一张椅子让我坐。
“谢谢”，我虚虚地坐在椅子角上听他说。
洪副总看着我说：“后天要开分房会了，我看了你打的分房报告。集团没有政策女职工分房，尤其你还是单身，不是双职工，你说你怎么办？”
“请洪总一定想想办法网开一面，我是有孩子的人，也是一个家庭呀，难道我们这种情况只能露宿街头，或者睡在别人屋檐下！”
“呵呵，你让我对你网开一面，你有什么理由让我对你网开一面？况且分房委员会不是我一个人，其他人不同意，你分房也是很难的！”
“那么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都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吗？”
“这不是同情问题，政策没有的不能分就是不能分。”
“政策还不是你们领导制定的，你们领导说能分，就能分！”我执拗地说。那时候的我，被环境逼得慢慢学会讲话。
“你说得对，也不是绝对地不能分，政策是活的，不是死的，因地制宜也可以变通，也可以改变某些条条框框，就看你怎么配合了。”
我急忙说：“我可以找市里面，省里面很多有关女职工有平等分房权力的文件来，你觉得我打的报告分房理由不充分，我还可以重写！”
洪副总半天没做声,过了一会儿,他冷笑着摇头：“再说吧！”就不再说话了。
“没事我可以走了吗？”我抬起身向门口走去。
忽然洪副总在身后对我说：“你家住哪儿？我明天想上你家去！”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我转过身来，一丝的笑容都没有，冷冷地说：“我住的破房子太差、太脏、太乱了，不够人笑话，哪配你这样的大领导去？太委曲你了，等你给我分了好房大房，我再请你去！”
我分明看到洪副总的哈哈佛脸变成了猪肝色。
自然连续上了几次会，我分房的事始终没通过。
三年后，洪副总到点退休了。他在临退休这年，表现了强大的“五十九岁效应”，集团规定给他每年五万元的招待费，这年他花了十万元，集团也不能不给他报销。他用公款吃喝嫖赌，打着出差的旗号.到处去玩，走到哪里点名住五星级宾馆的总统套房。没有总统套房，他也要住一晚几千元的。回来后,公司给他另外报差费,正赶上“扫黄打非”运动开展，他在深圳嫖娼，被公安堵在被窝里逮个正着。由于他资格太老，资历太深，集团不得不出面保他出来。出了关押所，他就再没到集团露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