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居 丧 - 重说司马光
仁宗康定元年（西元1040年），一件不幸的事情降临：母亲聂氏猝然辞世。按照大宋礼制，司马光应当立即辞去官职，回家为母亲守孝，称为“丁内艰”。
祸不单行。九月初九日，因为两浙路转运使江钧、张从革的弹劾，父亲司马池被降为虢州（治今河南省灵宝市）知州。所列司马池罪名有二，一为“决事不当”，就是决策失误；一为“稽留德音”，就是未及时转达皇帝以宽免为主要内容的诏书。当初江钧、张从革已奏劾司马池，恰好有人因偷盗官府银器，被羁押在州狱，供称为江钧掌私厨，江比规定的数额，超支一半以上。又有越州（治今浙江省绍兴市）通判偷运货物，偷税漏税，却是受张从革姻亲所托。有人对司马池说，正可以举劾，借机报仇，司马池只简单地说：“吾不为也。”时人称颂其长者。
不久，司马池又调任晋州（治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知州。仕途不顺，又遭妻丧，父亲的精神状态可以想见。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冬十一月癸未，父亲司马池在晋州病逝，享年六十三岁。
司马光继续为父亲守孝，称为“丁外艰”。
此前，司马旦也已辞去公职。司马旦、司马光兄弟俩泣护灵柩回到故乡夏县。
庆历二年（西元1042年）秋八月癸酉，葬父于涑水南原的晁村祖茔，先夫人曹氏、母夫人聂氏与合葬。又请父亲生前好友庞籍为撰碑铭。
双亲相继亡故，这当然是人生中最可悲哀的事情。司马光此时步入仕途仅一年，还没有报答父母的辛苦养育，然而已经永远没有了这种机会。此事遂成为司马光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平生一想起来，就心乱如麻。
庆历二年（西元1042年）冬，父亲刚安葬不久，司马光的情绪自然仍极低落。大约就在此时，司马光为人写下一篇墓志铭。忧郁的心境最适于写此类哀痛的文章。
逝者是一位武官，其家距离司马光的家乡很近。我们知道，司马光一生中很少写这一类东西。这一次接受下来，原因之一是受一位朋友的嘱托；另外的原因，可能就是那家儿子的孝行，感动了他：那位孝子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痛哭不止，立即动身昼夜兼程前去奔丧，七天赶了一千三百里路。他的父亲是在长沙（今湖南省长沙市，时为潭州州治所在）任上去世的，距离家乡遥遥数千里。当时的惯例，这种情况，子孙一般是将灵柩就地焚化，然后带着亲人的骨灰回家乡安葬。这位孝子不同意这样，他硬是跋涉辗转数千里，将父亲的遗体带回家乡，算是落叶归根。孝子总是容易被孝子感动。
按照大宋礼制，司马光要为逝去的父母守丧数年，他“执丧累年，毁瘠如礼。” 就是说他依礼制为父母守丧多年，因为哀伤过度而极端消瘦。当然他也因此得以长时间，生活在这块印满祖先足迹的古老土地上。司马光自从出生以来，还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哀伤是人之常情，但不可能连续数年，每天如此，也不必要。
现在，夏县县尉是司马光的“同年”孟翱。此人智商极高，记忆力超群，当然也有用心的成分在内；虽然担任县尉一职的时间不长，但已经对县域内山脉湖泊的地理分布、地势的险易、道路的远近、村落的名称以及分布的疏密，无不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县内的胥吏、士卒多达数百人，人口超过万户，各人的品性善恶、各家的财产多寡、居住的地点、粮仓的数目，说来条分缕析，头头是道，而一般人往往任职一年多，连胥吏士卒的姓名都搞不清。司马光对此人的作为非常吃惊，佩服得不得了，认为他如此本事却仅做一县尉，简直就是“激疾风以振鸿毛，委洪波以灭炬火。”不久，孟翱果然获得推举，被朝廷提拔为某县的县令。
孟翱显然是一位再好不过的导游。司马光几乎天天和这个孟翱在一起；在孟翱的导游下，司马光得以饱览故乡风光，同时，对故乡的基本情况，也迅速有了了解。这是一件惬意的事。
但并非全是惬意。朝廷正在这里征发“乡弓手”。
西部与元昊的战事仍在继续，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大宋帝国的军队败多胜少，士卒战死者，动辄万计。仁宗康定元年（西元1040年）六月二十一日朝廷已有诏书，令诏陕西、河北、河东、京东、京西等路，根据州县户口，籍民为乡弓手、强壮，以防盗贼。这一点我们记忆犹新。但防盗只是个幌子，实际的目的，是要为正规军作预备或补充，在正规军不足的情况下，顶上去。
此次征召，不论贫富的等级，凡家有三丁，即选其一充当“乡弓手”。起初朝廷的通告上明确说明，只是守护乡里，决不刺面充正规军，屯戍边境；但通告还没收起，前线形势吃紧，朝廷情急之下，自食其言，将“乡弓手”全部刺面，充保捷正军，令于边境屯戍。富有的人家可以出钱找人代替，贫家就没有这种便利。正规军且动辄全军覆没，何况临时拼凑的“乡弓手”，此去基本就是送死。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好象人人有丧，家家遭劫，号哭之声，弥天亘野。有些人逃走，官府就扣留他的父母妻儿，并加紧追捕，把他家的田产出售，以所得钱作奖金，悬赏捉拿。既编入正规军，有关人等又千方百计打他家产的主意。衣服粮食不够，要到自家去取；等到屯戍边境，更要家人千里供送。祖辈、父辈辛苦积攒起来的财产，日销月铄，以至于尽。家乡夏县，一家挨着一家，相继衰败。而因为这些“乡弓手”平生所熟习的，不过是种桑积麻、耕田耘地，至于使用武器，虽天天勤加教练，仍不免生疏；加之生性愚直，胆小怯懦，临敌之际，一有机会就想着逃走。这样一来不仅自己死掉，而且影响整个战局。后来朝廷也知道他们无用，于是大加淘汰，发给公凭，就是退伍证，令其自便。但因为游手好闲惯了，再不肯下辛苦，去干庄稼活了；而且田产已尽，就是愿意务农，也根本没有可能。这些人痛哭流涕，受冻挨饿，流离失所，不知所终。
司马光现在居丧在家，他看到百姓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但说出来的机会，要等到数年之后才会出现，如今，他只能在心里默默记下它们。
读书作文章是书生的本业。除了处理必要的事物，以及与孟翱的游历，司马光大概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做这件事。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里，明确标注作于此段时间的文章只有三篇：《十哲论》、《四豪论》和《贾生论》；但我们清楚，实际一定远远不止。
《十哲论》 是一篇读书随笔。
我们都知道，孔子弟子三千，其贤者七十二。当时流行“十哲”之说，就是从七十二贤人中，又选出突出的十人；国家祭祀孔子的时候，“十哲”被供奉在堂上，其余则布列东西两侧廊下，祭祀所用的礼器数目也有不同。司马光认为错，那不是孔子的意思。
《四豪论》 是一篇读史札记。
所谓“四豪”即战国时期的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这篇文章是要考察四君谁是最好的“人臣”。司马光提了个标准：“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国，下以养民。”然后以此标准为准绳，一桩桩、一件件去衡量他们的作为，最后得出结论：“当以信陵为首，平原次之，孟尝又次之，春申为其下矣。”
《贾生论》 也属于读史札记。
贾生即贾谊。世人以为贾谊才华横溢，可惜生不逢时，又没遇上好皇帝，否则，三代可复，盛世立现。司马光认为贾谊学不纯正，虽有才华，但任以治国，不见得好使。“何以知之？观其书而知之。”贾谊数次上书汉文帝论当时形势：可为痛哭者诸侯太过强大，就好比脚趾头粗过了大腿，小腿粗过了腰，若不及时处理，时间一久，必成祸患。司马光认为不对，治理天下，怕政刑不立，不怕诸侯过强；贾谊的建议未被采纳，但终文帝之世，诸侯也不曾为患。可为流涕者匈奴不服。司马光认为，匈奴荒外之国，与禽兽没什么两样，治而不服，不足损圣王之德，天下弊而得之，不足为圣王之功。又说治理天下的工具，无先于礼仪，安定天下的根本，无先于嗣君，而贾生将二者列于后，认为不过是余事。司马光问：“舍国家之纪纲，遗天下之大本，顾切切然以列国外夷为虑，皆涕泣之，可谓悖本末之统，谬缓急之序，谓之知治体何哉？”意思是说贾谊本末倒置，怎么能叫知治国大体。
古来丧有三年之制。但在北宋，父母并丧，通常是连续居丧五十四个月，即四年零六个月。在实际执行当中，满四十八个月，即四年整，就可以除去孝服。此时可以自由外出；但还不能正式返回仕途，那要等到半年以后。
此时，父亲的生前好友庞籍，正担任延州知州，兼鄜延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等使。 庆历四年（西元1044年）春，司马光从家乡夏县出发赴延安（今陕西省延安市），访庞籍。
关于延州，当时有纪事诗说：“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由此可以想见当日延州的荒凉；又说：“土洞里头行十日，山棚上面住三年。”意思是说中倚高山，自过蒲中，就是今天山西省永济市，要在土谷中行十程才能到。
在去延安的路上，要经过一座“相思亭”，此亭位于一大山脚下，两条河流在附近会合。往来行人只知道亭子的名字，却搞不清楚它的意思。此时西北仍战事不断，征伐戍守不停。“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东山，零雨其濛。”以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中的这些句子，我们一定耳熟能详。司马光驻足“相思亭”，想到近年在家乡的所闻所见，又想到《诗经》里的那些诗句，一下子豁然开朗，一口气作诗五首，以解释“相思”亭名所蕴涵的深意：
其一
岭上双流水，
犹知会合时。
行人过于此，
那得不相思？
其二
偃蹇（按：不顺，困顿）登修阪（按：山坡），
高侵云日间。
几人征戍客，
跋（按：掉转，扭转）马望家山。
其三
塞下春寒在（亦可知司马光赴延安在春天），
东风雪满须。
河阳机上妇，
知我苦辛无？
其四
柳似妖饶（按：通“娆”）舞，
花如烂漫妆。
那堪陇（按：泛指甘肃一带）头水，
呜咽断人肠。
其五
空外游丝转，
飘扬似妾心。
别来今几日？
仿佛近雕阴。
庞籍曾携司马光游延州南城。从当日司马光的诗文里，我们可以读到司马光对这位父辈人物的敬佩；另外，还可以知道千年前的延州南城有这样一些事物：迎薰亭、供兵硙（音畏，石磨）、柳湖、飞盖园、翠漪亭、延利渠、缘云轩、禊（音戏）堂。
在鄜州，司马光思念老朋友聂之美。无奈路途遥遥，为此司马光甚至想到了飞腾之术，乘云驾雾，可以瞬间来去；但飞机的发明还要等上好几百年。司马光只好怅然写下：
鄜州怀聂之美
何言内外家，
忧患两如麻。
别泪行三岁，
思心各一涯。
海边昏雾雨，
塞外惨风沙。
安得云飞术，
乘空去不遐。
仁宗康定元年（西元1040年），一件不幸的事情降临：母亲聂氏猝然辞世。按照大宋礼制，司马光应当立即辞去官职，回家为母亲守孝，称为“丁内艰”。
祸不单行。九月初九日，因为两浙路转运使江钧、张从革的弹劾，父亲司马池被降为虢州（治今河南省灵宝市）知州。所列司马池罪名有二，一为“决事不当”，就是决策失误；一为“稽留德音”，就是未及时转达皇帝以宽免为主要内容的诏书。当初江钧、张从革已奏劾司马池，恰好有人因偷盗官府银器，被羁押在州狱，供称为江钧掌私厨，江比规定的数额，超支一半以上。又有越州（治今浙江省绍兴市）通判偷运货物，偷税漏税，却是受张从革姻亲所托。有人对司马池说，正可以举劾，借机报仇，司马池只简单地说：“吾不为也。”时人称颂其长者。
不久，司马池又调任晋州（治今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知州。仕途不顺，又遭妻丧，父亲的精神状态可以想见。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冬十一月癸未，父亲司马池在晋州病逝，享年六十三岁。
司马光继续为父亲守孝，称为“丁外艰”。
此前，司马旦也已辞去公职。司马旦、司马光兄弟俩泣护灵柩回到故乡夏县。
庆历二年（西元1042年）秋八月癸酉，葬父于涑水南原的晁村祖茔，先夫人曹氏、母夫人聂氏与合葬。又请父亲生前好友庞籍为撰碑铭。
双亲相继亡故，这当然是人生中最可悲哀的事情。司马光此时步入仕途仅一年，还没有报答父母的辛苦养育，然而已经永远没有了这种机会。此事遂成为司马光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平生一想起来，就心乱如麻。
庆历二年（西元1042年）冬，父亲刚安葬不久，司马光的情绪自然仍极低落。大约就在此时，司马光为人写下一篇墓志铭。忧郁的心境最适于写此类哀痛的文章。
逝者是一位武官，其家距离司马光的家乡很近。我们知道，司马光一生中很少写这一类东西。这一次接受下来，原因之一是受一位朋友的嘱托；另外的原因，可能就是那家儿子的孝行，感动了他：那位孝子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痛哭不止，立即动身昼夜兼程前去奔丧，七天赶了一千三百里路。他的父亲是在长沙（今湖南省长沙市，时为潭州州治所在）任上去世的，距离家乡遥遥数千里。当时的惯例，这种情况，子孙一般是将灵柩就地焚化，然后带着亲人的骨灰回家乡安葬。这位孝子不同意这样，他硬是跋涉辗转数千里，将父亲的遗体带回家乡，算是落叶归根。孝子总是容易被孝子感动。
按照大宋礼制，司马光要为逝去的父母守丧数年，他“执丧累年，毁瘠如礼。” 就是说他依礼制为父母守丧多年，因为哀伤过度而极端消瘦。当然他也因此得以长时间，生活在这块印满祖先足迹的古老土地上。司马光自从出生以来，还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哀伤是人之常情，但不可能连续数年，每天如此，也不必要。
现在，夏县县尉是司马光的“同年”孟翱。此人智商极高，记忆力超群，当然也有用心的成分在内；虽然担任县尉一职的时间不长，但已经对县域内山脉湖泊的地理分布、地势的险易、道路的远近、村落的名称以及分布的疏密，无不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县内的胥吏、士卒多达数百人，人口超过万户，各人的品性善恶、各家的财产多寡、居住的地点、粮仓的数目，说来条分缕析，头头是道，而一般人往往任职一年多，连胥吏士卒的姓名都搞不清。司马光对此人的作为非常吃惊，佩服得不得了，认为他如此本事却仅做一县尉，简直就是“激疾风以振鸿毛，委洪波以灭炬火。”不久，孟翱果然获得推举，被朝廷提拔为某县的县令。
孟翱显然是一位再好不过的导游。司马光几乎天天和这个孟翱在一起；在孟翱的导游下，司马光得以饱览故乡风光，同时，对故乡的基本情况，也迅速有了了解。这是一件惬意的事。
但并非全是惬意。朝廷正在这里征发“乡弓手”。
西部与元昊的战事仍在继续，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大宋帝国的军队败多胜少，士卒战死者，动辄万计。仁宗康定元年（西元1040年）六月二十一日朝廷已有诏书，令诏陕西、河北、河东、京东、京西等路，根据州县户口，籍民为乡弓手、强壮，以防盗贼。这一点我们记忆犹新。但防盗只是个幌子，实际的目的，是要为正规军作预备或补充，在正规军不足的情况下，顶上去。
此次征召，不论贫富的等级，凡家有三丁，即选其一充当“乡弓手”。起初朝廷的通告上明确说明，只是守护乡里，决不刺面充正规军，屯戍边境；但通告还没收起，前线形势吃紧，朝廷情急之下，自食其言，将“乡弓手”全部刺面，充保捷正军，令于边境屯戍。富有的人家可以出钱找人代替，贫家就没有这种便利。正规军且动辄全军覆没，何况临时拼凑的“乡弓手”，此去基本就是送死。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好象人人有丧，家家遭劫，号哭之声，弥天亘野。有些人逃走，官府就扣留他的父母妻儿，并加紧追捕，把他家的田产出售，以所得钱作奖金，悬赏捉拿。既编入正规军，有关人等又千方百计打他家产的主意。衣服粮食不够，要到自家去取；等到屯戍边境，更要家人千里供送。祖辈、父辈辛苦积攒起来的财产，日销月铄，以至于尽。家乡夏县，一家挨着一家，相继衰败。而因为这些“乡弓手”平生所熟习的，不过是种桑积麻、耕田耘地，至于使用武器，虽天天勤加教练，仍不免生疏；加之生性愚直，胆小怯懦，临敌之际，一有机会就想着逃走。这样一来不仅自己死掉，而且影响整个战局。后来朝廷也知道他们无用，于是大加淘汰，发给公凭，就是退伍证，令其自便。但因为游手好闲惯了，再不肯下辛苦，去干庄稼活了；而且田产已尽，就是愿意务农，也根本没有可能。这些人痛哭流涕，受冻挨饿，流离失所，不知所终。
司马光现在居丧在家，他看到百姓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但说出来的机会，要等到数年之后才会出现，如今，他只能在心里默默记下它们。
读书作文章是书生的本业。除了处理必要的事物，以及与孟翱的游历，司马光大概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做这件事。在《司马文正公传家集》里，明确标注作于此段时间的文章只有三篇：《十哲论》、《四豪论》和《贾生论》；但我们清楚，实际一定远远不止。
《十哲论》 是一篇读书随笔。
我们都知道，孔子弟子三千，其贤者七十二。当时流行“十哲”之说，就是从七十二贤人中，又选出突出的十人；国家祭祀孔子的时候，“十哲”被供奉在堂上，其余则布列东西两侧廊下，祭祀所用的礼器数目也有不同。司马光认为错，那不是孔子的意思。
《四豪论》 是一篇读史札记。
所谓“四豪”即战国时期的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这篇文章是要考察四君谁是最好的“人臣”。司马光提了个标准：“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国，下以养民。”然后以此标准为准绳，一桩桩、一件件去衡量他们的作为，最后得出结论：“当以信陵为首，平原次之，孟尝又次之，春申为其下矣。”
《贾生论》 也属于读史札记。
贾生即贾谊。世人以为贾谊才华横溢，可惜生不逢时，又没遇上好皇帝，否则，三代可复，盛世立现。司马光认为贾谊学不纯正，虽有才华，但任以治国，不见得好使。“何以知之？观其书而知之。”贾谊数次上书汉文帝论当时形势：可为痛哭者诸侯太过强大，就好比脚趾头粗过了大腿，小腿粗过了腰，若不及时处理，时间一久，必成祸患。司马光认为不对，治理天下，怕政刑不立，不怕诸侯过强；贾谊的建议未被采纳，但终文帝之世，诸侯也不曾为患。可为流涕者匈奴不服。司马光认为，匈奴荒外之国，与禽兽没什么两样，治而不服，不足损圣王之德，天下弊而得之，不足为圣王之功。又说治理天下的工具，无先于礼仪，安定天下的根本，无先于嗣君，而贾生将二者列于后，认为不过是余事。司马光问：“舍国家之纪纲，遗天下之大本，顾切切然以列国外夷为虑，皆涕泣之，可谓悖本末之统，谬缓急之序，谓之知治体何哉？”意思是说贾谊本末倒置，怎么能叫知治国大体。
古来丧有三年之制。但在北宋，父母并丧，通常是连续居丧五十四个月，即四年零六个月。在实际执行当中，满四十八个月，即四年整，就可以除去孝服。此时可以自由外出；但还不能正式返回仕途，那要等到半年以后。
此时，父亲的生前好友庞籍，正担任延州知州，兼鄜延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等使。 庆历四年（西元1044年）春，司马光从家乡夏县出发赴延安（今陕西省延安市），访庞籍。
关于延州，当时有纪事诗说：“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由此可以想见当日延州的荒凉；又说：“土洞里头行十日，山棚上面住三年。”意思是说中倚高山，自过蒲中，就是今天山西省永济市，要在土谷中行十程才能到。
在去延安的路上，要经过一座“相思亭”，此亭位于一大山脚下，两条河流在附近会合。往来行人只知道亭子的名字，却搞不清楚它的意思。此时西北仍战事不断，征伐戍守不停。“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东山，零雨其濛。”以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中的这些句子，我们一定耳熟能详。司马光驻足“相思亭”，想到近年在家乡的所闻所见，又想到《诗经》里的那些诗句，一下子豁然开朗，一口气作诗五首，以解释“相思”亭名所蕴涵的深意：
其一
岭上双流水，
犹知会合时。
行人过于此，
那得不相思？
其二
偃蹇（按：不顺，困顿）登修阪（按：山坡），
高侵云日间。
几人征戍客，
跋（按：掉转，扭转）马望家山。
其三
塞下春寒在（亦可知司马光赴延安在春天），
东风雪满须。
河阳机上妇，
知我苦辛无？
其四
柳似妖饶（按：通“娆”）舞，
花如烂漫妆。
那堪陇（按：泛指甘肃一带）头水，
呜咽断人肠。
其五
空外游丝转，
飘扬似妾心。
别来今几日？
仿佛近雕阴。
庞籍曾携司马光游延州南城。从当日司马光的诗文里，我们可以读到司马光对这位父辈人物的敬佩；另外，还可以知道千年前的延州南城有这样一些事物：迎薰亭、供兵硙（音畏，石磨）、柳湖、飞盖园、翠漪亭、延利渠、缘云轩、禊（音戏）堂。
在鄜州，司马光思念老朋友聂之美。无奈路途遥遥，为此司马光甚至想到了飞腾之术，乘云驾雾，可以瞬间来去；但飞机的发明还要等上好几百年。司马光只好怅然写下：
鄜州怀聂之美
何言内外家，
忧患两如麻。
别泪行三岁，
思心各一涯。
海边昏雾雨，
塞外惨风沙。
安得云飞术，
乘空去不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