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入 仕 - 重说司马光
一 华州判官
纵然司马光才华出众，在仕途上也必须先由低级做起。
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元1038年），朝廷任司马光为奉礼郎，签书华州（治今陕西省华县）判官。
现在，司马光不过二十岁，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还很年轻，但他已经胸怀天下：一段时间以来，家人几乎被他搞得神经衰弱。晚上在屋子里睡得好好的，迷迷糊糊地就看见，司马光突然匆匆忙忙爬起，穿上官服，手执笏板，正襟危坐很长时间。还好，因为他常常如此，大家渐渐习以为常，只是弄不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后来一位很亲密的朋友随口问起，司马光回答说：“我当时忽然想到天下大事。”
这一年的季夏，即六月，“同年”中一位叫郎景微的，要泛舟南下，回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省亲，算是衣锦还乡，行前一定要司马光作文序别，于是他写下《送同年郎景微归会稽荣觐序》 。从这篇序文来看，司马光与郎景微可谓世交：两人的父辈就是“同年”，后又同朝为官，还是好朋友；两人都以“恩荫”出仕，官职相同，此次又一同举进士。司马光在序文中写下这些话：“进士此科见重于时久矣，自两汉而下，选举之盛，无与为比，乃至贩鬻给役之徒，皆知以为美尚。是以得之者矜夸满志，（左火右昆）耀（音混要，照耀）于物，如谓天下莫己若也，亦何惑哉。贤者居世，会当蹈仁履义，以德自显，区区外名岂足恃邪？”核心意思是说，举进士历来为世人所重，就是贩夫走卒都知道艳羡，但贤人生存的目的，应是践行仁义，以德立世，区区浮名又何足道？
当时，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任同州（治今陕西省大荔县）知州，而他的同年石昌言是父亲的手下，时任同州推官。司马光因公常常要去同州，因此得以看望父亲，顺便，与石昌言一起游览当地的名胜。
石昌言，字扬休，眉州（治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十八岁州举进士，同辈数百人，昌言为其首，声振西蜀。司马光说：“光为儿始执卷，则闻昌言名。”
虽是同年，但石昌言要比司马光大二十三岁，司马光二十岁，石昌言四十三。现在看来，已经完全是两代人。但这并不令人感到难为情或者隔阂。我们都知道，“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那一届大学生，当时一个班里的同学，年岁相差悬殊，但大家游戏笑闹，就跟哥们弟兄一样，从来不会感觉别扭。司马光与石昌言之间，与此大致类似。这跟我们平时所说的“忘年交”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大家根本就没有年龄的概念。
可能因为幼年贫穷的经历，石昌言特别同情穷人。同州推官任后，石昌言又做过中牟县（今河南省中牟县东）知县，该县位于京师汴梁的西郊。那里土地贫瘠，老百姓很穷，但赋税劳役却很重，因为本该富人们承担的，也被分摊到普通老百姓的头上。当时，如果隶属于国家的某个机构，就可以免除赋税和劳役，当地的富人们纷纷想办法，将自己变成隶属于太常寺的乐工，小小的县里像这样的，就有六十多家。石昌言向有关方面汇报，请求恢复这些人的真实身份。
石昌言喜闲放，不喜拘束，不大与人交往，但热爱动物。他在家里豢养猴子、仙鹤，平日居家，逗弄逗弄这些动物，或者看看书、吟吟诗，自娱自乐。他从不将工作带回到家里来，与家人谈话，也从不谈及公事。司马光说他为人质朴忠诚、小心谨慎，不熟悉的人看他，会觉得他很庄重，一举一动皆有法度；但当你真的接近他了，你就会发现，他很谦恭，而且温厚善谈笑，直听得你心醉，不能舍去。石昌言可能相当敏感和自卑；司马光大概是他不多的好朋友之一。
石昌言平生不喜欢富人，这可能还是因为幼年贫穷的缘故。出使契丹，路上受了风寒，因此得了很严重的病。自己可能已经感到来日无多，于是向朝廷请假，回到家乡，洒扫坟墓，向死去的先人告别。他以前在家乡的时候，很穷困，这次以官员的身份返乡，为了巴结他，当地几乎所有的富人都纷纷给他送礼。石昌言来者不拒，悉数收纳，然后席卷而去。
现在，司马光和石昌言相携而游，像两个要好的同学那样。平日石昌言少言寡语，但和这个比自己小很多的同年在一起，他一点也不感觉拘谨，有说有笑，相当高兴。他们常去的一个地方叫龙兴寺。据说这所寺院的所在曾是隋文帝的一所宅子。寺里有一通隋代石碑，碑文是当时一名人撰写的，两人努力辨认并读出被青苔遮没的碑文。寺院的墙壁上还有一幅唐朝著名画家吴道子的画，但是一幅未竟之作，有人说是要等着后世的画家来补全它。面对壁画，两人免不了又是一番品评。
仁宗宝元二年（西元1039年），二十一岁的司马光为别人的文集写下一篇序言。但并非应作者之请，当时作者已经去世。司马光读到文章，发现作者是一真正儒者，很欣赏他，所以自愿搜集了他的文章编订成册，并为作序。
这位真儒名叫颜太初。当时天下不尚儒学已经很久，但此人却愿意身体力行。颜太初读先王书，不斤斤于某字某词，而是从整体上把握意旨。而且并不到此为止，他还要在自己身上和乡里实践出来。更进一步，他要发扬光大先王之道，于是考察国家政治得失，并发而为诗歌、文章。
其人事迹如下：
仁宗景祐（西元1034——1037年）初年，青州（治今山东省青州市）地方官员倾慕魏晋时人嵇康、阮籍的风度，并身体力行。为数不少的士大夫争相效仿。一时间，蔚然成风。颜太初认为这是在败坏风俗，很快作了一首《东州逸党诗》，以为讽喻。结果这首诗给皇帝看到了。地方官员如此，必然会影响到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皇帝当然不能同意，很快将青州的地方官员治罪。
又有郓州（治今山东省东平县）的地方长官，对不愿与自己同流合污的一属下怀恨在心，就找了个借口将其下狱。不久这个属下在狱中郁郁死去。死者的妻子想要向上申诉，那地方长官怎么能允许。颜太初与死者生前关系不错，朋友这样白白冤死狱中，他感到愤愤不平，于是又做了一首《哭朋诗》。那个地方长官因此被罢官。
当时已经有人向有关方面推荐颜太初，说他学问渊博，文章不错，建议派他到国子监去任教。但一御史不喜欢颜太初，跟皇帝说他的坏话，说此人狂妄而偏执，会把学生教坏的，不适合任此官。于是很快被改为河中府（治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临晋（今山西省临猗县临晋镇）主簿。但事实并非如那位御史所说是什么狂人，他为人宽容和善有品行。后来颜太初又改任其他一些职位，但改来改去，总不是什么判，就是什么司，不是什么簿，就是什么尉。在宋代，这一类的官职，即使最不济的人，混上若干年都能混到手；但才识卓越如颜太初者，竟仕途十年，到死还是这一类职位。颜太初去世的时候大约才四十多岁。
司马光在同州收集到颜太初的文章两卷，又得到他写的《同州题名记》一篇，编为一集，亲为作序。司马光希望真儒颜太初的言论，能够传之久远，因为他确信其文章将于后世有益。
不久，父亲司马池同州任满，改为杭州（治今浙江省杭州市）知州。
为便于侍奉双亲，司马光辞去应该升迁的官职，请求到杭州附近的平江军，即苏州（治今江苏省苏州市），去作一名判官。宋代的杭州是两浙路的路治所在，平江军隶属两浙路。很快，这一请求得到批准。
二 苏州判官
至迟到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司马光已经在苏州判官的任上了。
在苏州，司马光结识了李子仪。李当时侨居苏州，还没有考中进士，但相当又才华。司马光与僚友们谈论说：“人要是资质高，一般做事就要差些；而要是长于做事，资质往往又差些，总之无法两全。像李子仪才能这样高，又善于做事，前途不可限量，我等难望其项背。”两年后，李子仪进士及第，声名鹊起。又过了五年，司马光与李子仪同在太学为官。仁宗皇祐三年（西元1051年），丞相文彦博出镇许昌，很多士大夫想跟从报效，但文最终选择了李作为僚属。
我们现在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现在司马光在苏，父亲司马池在杭，父子二人置身人间天堂。这当然是一件幸事。苏州和杭州相距不远，又同属两浙路，当然更因为父亲在杭州，所以司马光常因公或因私前往杭州。在杭州当然要游览一番。首先，当然是西湖：
西 湖
佳丽三吴国，湖光荡日华。
鱼惊动蘋（音频，一种水草）叶，燕喜掠杨花。
云过山腰黑，风驱雨脚斜。
烟波遥尽处，髣髴（通“仿佛”）见渔家。
司马光常去的地方有广岩寺。不是去拜佛，而是因为那里有一种很奇特的竹子，司马光觉得很好玩：
双 竹（有引）
草木类同而种殊者，竹为多。杭州广岩寺有双竹，相比而生，举林皆然。其尤异者，生枯树腹中，自其顶出，森然骈竦，树如龙蛇相萦，矫首砑然。予见而赋之。
双干标枯腹，青青凡几霜。
龙腾双角直，鲸喷两须长。
讵欲寻支遁，安能问辟疆。
屡来非别意，未与此君忘。
当然，还有钱塘江的潮水：
潮 水（二首）
平江欲上潮，古木自萧萧。
两岸饶葭苇，寒波浸寂寥。
淋淋出海门，百里雪花喷。
坐看东归去，平沙空有痕。
我们知道，父亲司马池现任杭州知州。当时，有一驰名家乡的诗人名叫冯亚，字希贤，他学诗于隐士、诗人魏野，尽得其传，写的诗也很得某名人的赏识。但他英年早逝，四十不到就去世了。魏野的诗在当时大行其道，冯亚的诗跟他的差不多，名气却相差很远，只在家乡流传。这可能与寿命有关，魏野长寿，而冯亚去世太早。另外，我们都知道，作诗写文章，最忌模仿，你可以从模仿开始，但最终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模仿总给人等而下之的感觉，不论多好，总是次一等的东西。不得志的诗人去世后，他的儿子觉得有必要使父亲的诗传之后世，遂将父亲的诗作编辑成集，打算在杭州刻版印刷。
在杭州，那位儿子找到了同乡、杭州最高长官司马池。父亲将这件事交给司马光去办。司马光觉得刻版这个方法不是最好，他说，这个世俗的社会往往不能辨别真伪，难于得到的，人们就会倍加珍惜；司空见惯的，就不当一回事。不如藏在家里，有志同道合者就抄录一份给他，这样你就是不想让它流传开来都难。但要是刻了版，就有干脆不懂诗为何物的人，敢对它大加指责。大众心理无常，要是众声附和，必将就毁掉老先生的盛名。那位儿子最终听从司马光的建议，放弃了刻版的想法。司马光为那部诗稿作了一篇序，连同诗稿一并归还。
仁宗宝元元年（西元1038年）十二月，元昊反。得到奏报，朝廷一方面组织防御、禁绝边贸，一方面以最快的速度，诏三司每年给绫绢千匹、片茶千斤、散茶千五百斤，又加授居住在青唐（即青唐城，今青海省西宁市）西的嘉勒斯赉，为保顺军节度使、邈川大首领，希望他从背后牵制元昊。
仁宗康定元年（西元1040年）正月十八日，元昊攻陷金明寨（位今陕西省安塞县南），拥兵直抵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城下。 五月十一日，攻陷塞门寨（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南）。五月二十二日，又攻陷安远寨（西元1111年地图上未找到）。正规军的战绩大抵如此。
我们现在知道，大宋帝国除了积贫，还有积弱，战场上打胜仗的记录寥寥无几。时人在笔记中记道：“自陕西用兵，惟兔毛川胜捷者，由劈阵刀也。”意思是说，自从西部开战以来，宋军曾经有过一次大捷，原因是大宋军队此役使用了“神楯劈阵刀”。 这项发明是当时一个叫杨偕的文人搞出来的。元昊反叛，杨偕把它献给仁宗皇帝，并曾以五百名士兵在殿庭为皇帝当场演练。具体的方法，就是外围以车环绕，内部排列盾牌，盾上刻猛兽，设机关使开合，惊吓敌方战马，也可以防箭。大臣们当时都觉得滑稽可笑。后来大宋军队与敌对垒兔毛川（窟野河曾经的支流，流经今陕西省北部），敌方是一支“亲军”，成员或为豪族子弟或为亲信，以铁鹞子阵出战。此阵也叫“铁林”，就是骑士以绳索贯穿马上，这样，即使战死也不会倒下。大宋军队的弓弩对它不起作用。于是请出“神楯劈阵刀”，劈其铠甲，豁其马肚子；马受惊奔逃，敌阵大乱，掉下山崖沟壑摔死的不计其数，宋因此大获全胜。
可惜此类大捷实在寥寥。仁宗康定元年（西元1040年）六月二十一日，诏陕西、河北、河东、京东、京西等路，根据州县户口，籍民为乡弓手、强壮，以防盗贼。河北、河东路强壮，自咸平（）以来就有，但承平日久，州县不再训练，多徒有其数。于是诏二路选补、增加，并推广至其他各路。
两浙路也未能幸免。
父亲一定就此事与司马光交换过意见，并最终统一了认识。作为杭州的地方长官，父亲觉得有责任向朝廷奏明这里的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观点。年轻的儿子现在已是朝廷的官员，父亲认为应该使他得到锻炼。而且，儿子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比如对环境的适应和熟悉，比如人际交往等等，已经显然超过了自己。经过考虑，父亲将起草奏章的工作交给了儿子。于公于私，这种安排都合乎情理。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份近一千年前，地方官吏写给大宋皇帝的奏章（当然，标点符号是本书作者加上去的，段落也是他分开的）：
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先公知杭州为作）
臣窃观两浙一路与他路不同，臣谨条列添置弓手不便事件如左，伏惟圣恩省察，少加详择焉。
当今西戎梗边，三方皆耸，人心易动，当务安之。一旦异常诏书，大加调发，擐（音幻或冠，穿）甲执兵，学习战阵，置指挥使、节级等名目，颇似军法，以为欲效河北、陕西沿边乡兵，谓国家以权计点之，假名捕盗，渐欲收为卒伍，戍守边防。吴人轻怯，易惑难晓，道听途说，众情鼎沸，至欲毁体捐生，窜匿山泽。臣虽明加告谕，严行止约，愚民无知，不可户说。诚恐差点之后，摇动生忧。其不可一也。
吴越素不习兵（兵器），以故常少盗贼。不过聚结朋党，私贩茶盐，时遇官司（官府），往往斗（打斗）敌（对抗），在于两浙，最为剧（严重、厉害）贼。然皆权时利合，事讫则散，不能久相屯结，又无铦（音先，锋利）利兵器，止偷商税，不敢剽掠平人（平民）。近年以来，虽亦颇有强盗，然比诸内地，要自稀疏。今避差点者，若窜匿无归，必列为盗，加以弓矢刀锯之类，许其私置，自今以后，贼盗必多。及私贩茶盐之徒，皆有利兵抗拒，吏士益难擒讨。积微至著，渐不可久。其不可二也。
奸吏贪饕（音滔，贪婪），惟利是务，不畏法令，不顾公议，幸得因缘，惟喜多事。今计杭州管界，当差若干人，他州比率，大凡有几，县胥里长，于兹相庆。民既忧愁而又胁之，烦苦不安而又扰之，所规自润，岂顾其外？虽朝廷重为惩禁，特倍常科，长吏劳心，不能悉察；厚利所诱，死亦冒之；加以版籍差误，户口异同，毫厘不当，互相告决，追呼无时，狱讼不歇，则民未暇为公上给役，而先困于贪吏之诛求矣。此之搔（音缫，通骚）扰，势不能免。其不可三也。
民皆生长畎亩，天性戆（音状，愚直、刚直）愚，所知不过播种之法，所识不过耒耜（音垒寺，翻土工具）之器，加之吴人驽弱，天下所知，一旦使弃其所工，学所不能，徒烦教调，终无所成；就其有成，不堪施用，则是虚有烦费，而与不添置无异。其不可四也。
吴子寿梦以前世服于楚，自申公巫臣得罪于楚，逃奔于晋，为晋聘（聘问，诸侯之间、诸侯与天子之间，派使者问候致意）吴，教之乘车，教之战阵，其后楚人戎车岁驾，早朝晏罢，奔命不息，以至吴亡。自是以来，号称轻狡，远则刘濞，近则钱镠。其间承风，倔强无数。岂唯其人之跋扈，亦由习俗之乐乱也。幸赖祖宗之驯致，陛下之敦化，至德之醲（音农，厚、重），沦于骨髓，暴乱之风，移变无迹。此皆上天降佑，前世所不能庶几者也。今忽无故黩（轻慢、过滥）玩威棱（威严、威势），狎侮（轻慢戏侮）危事，示以逆德，弄之凶器，生奸回之心，启祸患之兆，臣恐似久非国家之至便，所以万全而无害。其不可五也。
方今两浙虽水旱稍愆（音千，过多），未至流殍。闾阎无事，盗贼不添；纵使有之，旧来吏士，随发擒讨，甚有余力，不假更求。正恐平居兴役，有害无益而已。臣职忝密近，官备藩方，不敢默默，理须上列，伏望陛下特令两浙一路，更不添置。或以事须过防，旧人太少，则乞只依近降敕命，量加添补，更不立指挥使等名目。阅习诸事，一如旧规。贵得众情大安，别无生事。
奏章所及过往的种种细节，今天的江浙人士读来一定更觉亲切。
此奏章虽由儿子代作，但负责人终究还是自己。司马池看过奏章的草稿之后，一定又作过些修改润饰的工作，然后，派人送达朝廷。
可能正是这篇奏章，得罪了两浙路转运使——他们可能正是奏章所指之“奸吏”，本想借添置乡弓手，大行搜刮，而这篇奏章妨碍了他们。
一 华州判官
纵然司马光才华出众，在仕途上也必须先由低级做起。
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元1038年），朝廷任司马光为奉礼郎，签书华州（治今陕西省华县）判官。
现在，司马光不过二十岁，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还很年轻，但他已经胸怀天下：一段时间以来，家人几乎被他搞得神经衰弱。晚上在屋子里睡得好好的，迷迷糊糊地就看见，司马光突然匆匆忙忙爬起，穿上官服，手执笏板，正襟危坐很长时间。还好，因为他常常如此，大家渐渐习以为常，只是弄不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后来一位很亲密的朋友随口问起，司马光回答说：“我当时忽然想到天下大事。”
这一年的季夏，即六月，“同年”中一位叫郎景微的，要泛舟南下，回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省亲，算是衣锦还乡，行前一定要司马光作文序别，于是他写下《送同年郎景微归会稽荣觐序》 。从这篇序文来看，司马光与郎景微可谓世交：两人的父辈就是“同年”，后又同朝为官，还是好朋友；两人都以“恩荫”出仕，官职相同，此次又一同举进士。司马光在序文中写下这些话：“进士此科见重于时久矣，自两汉而下，选举之盛，无与为比，乃至贩鬻给役之徒，皆知以为美尚。是以得之者矜夸满志，（左火右昆）耀（音混要，照耀）于物，如谓天下莫己若也，亦何惑哉。贤者居世，会当蹈仁履义，以德自显，区区外名岂足恃邪？”核心意思是说，举进士历来为世人所重，就是贩夫走卒都知道艳羡，但贤人生存的目的，应是践行仁义，以德立世，区区浮名又何足道？
当时，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任同州（治今陕西省大荔县）知州，而他的同年石昌言是父亲的手下，时任同州推官。司马光因公常常要去同州，因此得以看望父亲，顺便，与石昌言一起游览当地的名胜。
石昌言，字扬休，眉州（治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十八岁州举进士，同辈数百人，昌言为其首，声振西蜀。司马光说：“光为儿始执卷，则闻昌言名。”
虽是同年，但石昌言要比司马光大二十三岁，司马光二十岁，石昌言四十三。现在看来，已经完全是两代人。但这并不令人感到难为情或者隔阂。我们都知道，“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那一届大学生，当时一个班里的同学，年岁相差悬殊，但大家游戏笑闹，就跟哥们弟兄一样，从来不会感觉别扭。司马光与石昌言之间，与此大致类似。这跟我们平时所说的“忘年交”还不完全一样，因为大家根本就没有年龄的概念。
可能因为幼年贫穷的经历，石昌言特别同情穷人。同州推官任后，石昌言又做过中牟县（今河南省中牟县东）知县，该县位于京师汴梁的西郊。那里土地贫瘠，老百姓很穷，但赋税劳役却很重，因为本该富人们承担的，也被分摊到普通老百姓的头上。当时，如果隶属于国家的某个机构，就可以免除赋税和劳役，当地的富人们纷纷想办法，将自己变成隶属于太常寺的乐工，小小的县里像这样的，就有六十多家。石昌言向有关方面汇报，请求恢复这些人的真实身份。
石昌言喜闲放，不喜拘束，不大与人交往，但热爱动物。他在家里豢养猴子、仙鹤，平日居家，逗弄逗弄这些动物，或者看看书、吟吟诗，自娱自乐。他从不将工作带回到家里来，与家人谈话，也从不谈及公事。司马光说他为人质朴忠诚、小心谨慎，不熟悉的人看他，会觉得他很庄重，一举一动皆有法度；但当你真的接近他了，你就会发现，他很谦恭，而且温厚善谈笑，直听得你心醉，不能舍去。石昌言可能相当敏感和自卑；司马光大概是他不多的好朋友之一。
石昌言平生不喜欢富人，这可能还是因为幼年贫穷的缘故。出使契丹，路上受了风寒，因此得了很严重的病。自己可能已经感到来日无多，于是向朝廷请假，回到家乡，洒扫坟墓，向死去的先人告别。他以前在家乡的时候，很穷困，这次以官员的身份返乡，为了巴结他，当地几乎所有的富人都纷纷给他送礼。石昌言来者不拒，悉数收纳，然后席卷而去。
现在，司马光和石昌言相携而游，像两个要好的同学那样。平日石昌言少言寡语，但和这个比自己小很多的同年在一起，他一点也不感觉拘谨，有说有笑，相当高兴。他们常去的一个地方叫龙兴寺。据说这所寺院的所在曾是隋文帝的一所宅子。寺里有一通隋代石碑，碑文是当时一名人撰写的，两人努力辨认并读出被青苔遮没的碑文。寺院的墙壁上还有一幅唐朝著名画家吴道子的画，但是一幅未竟之作，有人说是要等着后世的画家来补全它。面对壁画，两人免不了又是一番品评。
仁宗宝元二年（西元1039年），二十一岁的司马光为别人的文集写下一篇序言。但并非应作者之请，当时作者已经去世。司马光读到文章，发现作者是一真正儒者，很欣赏他，所以自愿搜集了他的文章编订成册，并为作序。
这位真儒名叫颜太初。当时天下不尚儒学已经很久，但此人却愿意身体力行。颜太初读先王书，不斤斤于某字某词，而是从整体上把握意旨。而且并不到此为止，他还要在自己身上和乡里实践出来。更进一步，他要发扬光大先王之道，于是考察国家政治得失，并发而为诗歌、文章。
其人事迹如下：
仁宗景祐（西元1034——1037年）初年，青州（治今山东省青州市）地方官员倾慕魏晋时人嵇康、阮籍的风度，并身体力行。为数不少的士大夫争相效仿。一时间，蔚然成风。颜太初认为这是在败坏风俗，很快作了一首《东州逸党诗》，以为讽喻。结果这首诗给皇帝看到了。地方官员如此，必然会影响到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皇帝当然不能同意，很快将青州的地方官员治罪。
又有郓州（治今山东省东平县）的地方长官，对不愿与自己同流合污的一属下怀恨在心，就找了个借口将其下狱。不久这个属下在狱中郁郁死去。死者的妻子想要向上申诉，那地方长官怎么能允许。颜太初与死者生前关系不错，朋友这样白白冤死狱中，他感到愤愤不平，于是又做了一首《哭朋诗》。那个地方长官因此被罢官。
当时已经有人向有关方面推荐颜太初，说他学问渊博，文章不错，建议派他到国子监去任教。但一御史不喜欢颜太初，跟皇帝说他的坏话，说此人狂妄而偏执，会把学生教坏的，不适合任此官。于是很快被改为河中府（治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临晋（今山西省临猗县临晋镇）主簿。但事实并非如那位御史所说是什么狂人，他为人宽容和善有品行。后来颜太初又改任其他一些职位，但改来改去，总不是什么判，就是什么司，不是什么簿，就是什么尉。在宋代，这一类的官职，即使最不济的人，混上若干年都能混到手；但才识卓越如颜太初者，竟仕途十年，到死还是这一类职位。颜太初去世的时候大约才四十多岁。
司马光在同州收集到颜太初的文章两卷，又得到他写的《同州题名记》一篇，编为一集，亲为作序。司马光希望真儒颜太初的言论，能够传之久远，因为他确信其文章将于后世有益。
不久，父亲司马池同州任满，改为杭州（治今浙江省杭州市）知州。
为便于侍奉双亲，司马光辞去应该升迁的官职，请求到杭州附近的平江军，即苏州（治今江苏省苏州市），去作一名判官。宋代的杭州是两浙路的路治所在，平江军隶属两浙路。很快，这一请求得到批准。
二 苏州判官
至迟到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司马光已经在苏州判官的任上了。
在苏州，司马光结识了李子仪。李当时侨居苏州，还没有考中进士，但相当又才华。司马光与僚友们谈论说：“人要是资质高，一般做事就要差些；而要是长于做事，资质往往又差些，总之无法两全。像李子仪才能这样高，又善于做事，前途不可限量，我等难望其项背。”两年后，李子仪进士及第，声名鹊起。又过了五年，司马光与李子仪同在太学为官。仁宗皇祐三年（西元1051年），丞相文彦博出镇许昌，很多士大夫想跟从报效，但文最终选择了李作为僚属。
我们现在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现在司马光在苏，父亲司马池在杭，父子二人置身人间天堂。这当然是一件幸事。苏州和杭州相距不远，又同属两浙路，当然更因为父亲在杭州，所以司马光常因公或因私前往杭州。在杭州当然要游览一番。首先，当然是西湖：
西 湖
佳丽三吴国，湖光荡日华。
鱼惊动蘋（音频，一种水草）叶，燕喜掠杨花。
云过山腰黑，风驱雨脚斜。
烟波遥尽处，髣髴（通“仿佛”）见渔家。
司马光常去的地方有广岩寺。不是去拜佛，而是因为那里有一种很奇特的竹子，司马光觉得很好玩：
双 竹（有引）
草木类同而种殊者，竹为多。杭州广岩寺有双竹，相比而生，举林皆然。其尤异者，生枯树腹中，自其顶出，森然骈竦，树如龙蛇相萦，矫首砑然。予见而赋之。
双干标枯腹，青青凡几霜。
龙腾双角直，鲸喷两须长。
讵欲寻支遁，安能问辟疆。
屡来非别意，未与此君忘。
当然，还有钱塘江的潮水：
潮 水（二首）
平江欲上潮，古木自萧萧。
两岸饶葭苇，寒波浸寂寥。
淋淋出海门，百里雪花喷。
坐看东归去，平沙空有痕。
我们知道，父亲司马池现任杭州知州。当时，有一驰名家乡的诗人名叫冯亚，字希贤，他学诗于隐士、诗人魏野，尽得其传，写的诗也很得某名人的赏识。但他英年早逝，四十不到就去世了。魏野的诗在当时大行其道，冯亚的诗跟他的差不多，名气却相差很远，只在家乡流传。这可能与寿命有关，魏野长寿，而冯亚去世太早。另外，我们都知道，作诗写文章，最忌模仿，你可以从模仿开始，但最终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模仿总给人等而下之的感觉，不论多好，总是次一等的东西。不得志的诗人去世后，他的儿子觉得有必要使父亲的诗传之后世，遂将父亲的诗作编辑成集，打算在杭州刻版印刷。
在杭州，那位儿子找到了同乡、杭州最高长官司马池。父亲将这件事交给司马光去办。司马光觉得刻版这个方法不是最好，他说，这个世俗的社会往往不能辨别真伪，难于得到的，人们就会倍加珍惜；司空见惯的，就不当一回事。不如藏在家里，有志同道合者就抄录一份给他，这样你就是不想让它流传开来都难。但要是刻了版，就有干脆不懂诗为何物的人，敢对它大加指责。大众心理无常，要是众声附和，必将就毁掉老先生的盛名。那位儿子最终听从司马光的建议，放弃了刻版的想法。司马光为那部诗稿作了一篇序，连同诗稿一并归还。
仁宗宝元元年（西元1038年）十二月，元昊反。得到奏报，朝廷一方面组织防御、禁绝边贸，一方面以最快的速度，诏三司每年给绫绢千匹、片茶千斤、散茶千五百斤，又加授居住在青唐（即青唐城，今青海省西宁市）西的嘉勒斯赉，为保顺军节度使、邈川大首领，希望他从背后牵制元昊。
仁宗康定元年（西元1040年）正月十八日，元昊攻陷金明寨（位今陕西省安塞县南），拥兵直抵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城下。 五月十一日，攻陷塞门寨（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南）。五月二十二日，又攻陷安远寨（西元1111年地图上未找到）。正规军的战绩大抵如此。
我们现在知道，大宋帝国除了积贫，还有积弱，战场上打胜仗的记录寥寥无几。时人在笔记中记道：“自陕西用兵，惟兔毛川胜捷者，由劈阵刀也。”意思是说，自从西部开战以来，宋军曾经有过一次大捷，原因是大宋军队此役使用了“神楯劈阵刀”。 这项发明是当时一个叫杨偕的文人搞出来的。元昊反叛，杨偕把它献给仁宗皇帝，并曾以五百名士兵在殿庭为皇帝当场演练。具体的方法，就是外围以车环绕，内部排列盾牌，盾上刻猛兽，设机关使开合，惊吓敌方战马，也可以防箭。大臣们当时都觉得滑稽可笑。后来大宋军队与敌对垒兔毛川（窟野河曾经的支流，流经今陕西省北部），敌方是一支“亲军”，成员或为豪族子弟或为亲信，以铁鹞子阵出战。此阵也叫“铁林”，就是骑士以绳索贯穿马上，这样，即使战死也不会倒下。大宋军队的弓弩对它不起作用。于是请出“神楯劈阵刀”，劈其铠甲，豁其马肚子；马受惊奔逃，敌阵大乱，掉下山崖沟壑摔死的不计其数，宋因此大获全胜。
可惜此类大捷实在寥寥。仁宗康定元年（西元1040年）六月二十一日，诏陕西、河北、河东、京东、京西等路，根据州县户口，籍民为乡弓手、强壮，以防盗贼。河北、河东路强壮，自咸平（）以来就有，但承平日久，州县不再训练，多徒有其数。于是诏二路选补、增加，并推广至其他各路。
两浙路也未能幸免。
父亲一定就此事与司马光交换过意见，并最终统一了认识。作为杭州的地方长官，父亲觉得有责任向朝廷奏明这里的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观点。年轻的儿子现在已是朝廷的官员，父亲认为应该使他得到锻炼。而且，儿子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比如对环境的适应和熟悉，比如人际交往等等，已经显然超过了自己。经过考虑，父亲将起草奏章的工作交给了儿子。于公于私，这种安排都合乎情理。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份近一千年前，地方官吏写给大宋皇帝的奏章（当然，标点符号是本书作者加上去的，段落也是他分开的）：
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先公知杭州为作）
臣窃观两浙一路与他路不同，臣谨条列添置弓手不便事件如左，伏惟圣恩省察，少加详择焉。
当今西戎梗边，三方皆耸，人心易动，当务安之。一旦异常诏书，大加调发，擐（音幻或冠，穿）甲执兵，学习战阵，置指挥使、节级等名目，颇似军法，以为欲效河北、陕西沿边乡兵，谓国家以权计点之，假名捕盗，渐欲收为卒伍，戍守边防。吴人轻怯，易惑难晓，道听途说，众情鼎沸，至欲毁体捐生，窜匿山泽。臣虽明加告谕，严行止约，愚民无知，不可户说。诚恐差点之后，摇动生忧。其不可一也。
吴越素不习兵（兵器），以故常少盗贼。不过聚结朋党，私贩茶盐，时遇官司（官府），往往斗（打斗）敌（对抗），在于两浙，最为剧（严重、厉害）贼。然皆权时利合，事讫则散，不能久相屯结，又无铦（音先，锋利）利兵器，止偷商税，不敢剽掠平人（平民）。近年以来，虽亦颇有强盗，然比诸内地，要自稀疏。今避差点者，若窜匿无归，必列为盗，加以弓矢刀锯之类，许其私置，自今以后，贼盗必多。及私贩茶盐之徒，皆有利兵抗拒，吏士益难擒讨。积微至著，渐不可久。其不可二也。
奸吏贪饕（音滔，贪婪），惟利是务，不畏法令，不顾公议，幸得因缘，惟喜多事。今计杭州管界，当差若干人，他州比率，大凡有几，县胥里长，于兹相庆。民既忧愁而又胁之，烦苦不安而又扰之，所规自润，岂顾其外？虽朝廷重为惩禁，特倍常科，长吏劳心，不能悉察；厚利所诱，死亦冒之；加以版籍差误，户口异同，毫厘不当，互相告决，追呼无时，狱讼不歇，则民未暇为公上给役，而先困于贪吏之诛求矣。此之搔（音缫，通骚）扰，势不能免。其不可三也。
民皆生长畎亩，天性戆（音状，愚直、刚直）愚，所知不过播种之法，所识不过耒耜（音垒寺，翻土工具）之器，加之吴人驽弱，天下所知，一旦使弃其所工，学所不能，徒烦教调，终无所成；就其有成，不堪施用，则是虚有烦费，而与不添置无异。其不可四也。
吴子寿梦以前世服于楚，自申公巫臣得罪于楚，逃奔于晋，为晋聘（聘问，诸侯之间、诸侯与天子之间，派使者问候致意）吴，教之乘车，教之战阵，其后楚人戎车岁驾，早朝晏罢，奔命不息，以至吴亡。自是以来，号称轻狡，远则刘濞，近则钱镠。其间承风，倔强无数。岂唯其人之跋扈，亦由习俗之乐乱也。幸赖祖宗之驯致，陛下之敦化，至德之醲（音农，厚、重），沦于骨髓，暴乱之风，移变无迹。此皆上天降佑，前世所不能庶几者也。今忽无故黩（轻慢、过滥）玩威棱（威严、威势），狎侮（轻慢戏侮）危事，示以逆德，弄之凶器，生奸回之心，启祸患之兆，臣恐似久非国家之至便，所以万全而无害。其不可五也。
方今两浙虽水旱稍愆（音千，过多），未至流殍。闾阎无事，盗贼不添；纵使有之，旧来吏士，随发擒讨，甚有余力，不假更求。正恐平居兴役，有害无益而已。臣职忝密近，官备藩方，不敢默默，理须上列，伏望陛下特令两浙一路，更不添置。或以事须过防，旧人太少，则乞只依近降敕命，量加添补，更不立指挥使等名目。阅习诸事，一如旧规。贵得众情大安，别无生事。
奏章所及过往的种种细节，今天的江浙人士读来一定更觉亲切。
此奏章虽由儿子代作，但负责人终究还是自己。司马池看过奏章的草稿之后，一定又作过些修改润饰的工作，然后，派人送达朝廷。
可能正是这篇奏章，得罪了两浙路转运使——他们可能正是奏章所指之“奸吏”，本想借添置乡弓手，大行搜刮，而这篇奏章妨碍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