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入 相 - 重说司马光
第六十七章 入 相
宋哲宗元祐元年（西元1086年）闰二月初二日，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司马光，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就是宰相。同一天，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陈州。此前，蔡确曾遭到御史台及谏院官员的交章弹劾。
当天，司马光上《为病未任入谢劄子》 。从中我们得知，当时已有閤门承受范禹臣告报，说已降白麻，除司马光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令当日入宫谢恩。我们知道，正月二十一日，司马光已请病假。司马光说：“臣先为久病在假，不能朝参，乞一宫观差遣，未奉俞旨；今忽闻制命，超升左辅，俾之师长百僚，岂臣空疏所能堪可！臣方别具悃款辞免，未敢祗受。”意思是说自己才疏学浅，难当此任，将另具奏疏辞免，不敢接受。又说：“况臣即今以久病少力，足疮未愈，步履甚艰，拜起不得，未任朝见。乞候臣筋力稍完，入觐宸扆，面陈至诚。”意思是说自己久病乏力，又有脚疮，步履艰难，不能拜起，因此无法朝见。请等臣身体稍好点儿，即入朝觐见，当面陈述缘由。
不久，司马光就上《辞左仆射第一劄子》 ，讲了四条理由：第一，自己资性愚钝，学术肤浅；第二，近患疾病，久不朝参；第三，朝中人才济济；第四，执政中自己位列第四，按次序不该就到自己。
从其后的《辞左仆射第二劄子》 我们知道，之前的辞免，未获批准。而且，当月初六日，又派东上閤门副使王舜，直接将任命的“告身”送到了司马光的家里。司马光仍然表示不敢接受，并请将“告身”暂留閤门。
闰二月稍晚，司马光再上《辞左仆射第三劄子》 。我们由此得知，当天早晨，又有勾当御药院冯宗道传宣，并带来御批，令尽早接受。司马光在劄子中写下他的慌乱：“臣上戴天恩，下顾无状，进退维谷，无地自处。”然后再次谈到自己的才能、禀赋、身体状况，以及他的担心：“才性长短，敢不自知。赋分于天，朴钝戆直，至于守事君之忠，怀爱民之志，不为欺罔，不涉佞邪，如此数条，臣敢自保；然烛理不明，见事不敏，度量褊隘，关防浅露，若位以元宰，委之机务，分画措置，必有差违。至时虽自纳于刑，亦无所益。臣非敢爱身，实恐误国。况臣之少壮犹不如人，今年齿衰老，目视近昏，事多健忘，目前所为，转首不记，举措语言，动多差失，自近病来，耳颇重听。此皆事实，众所共见，非臣以虚辞文饰如此，岂可首居相位，毗赞万几。”
后司马光又请以文彦博自代，自己继续担任门下侍郎。不听。 帝国高层的意图很清楚：宰相非司马光莫属。
我们还记得，司马光出任门下侍郎，是在元丰八年的五月二十七日。现在距离那个日子，还不到一年。
后来邵伯温在京师汴梁，见到了位居宰相的司马光，他描述到当时的司马光：“其话言服用，一如在西都时。”并且，“清苦无少异。”
我们都记得，司马光在《三省咨目》里曾谈及当年的旱情及赈济。这一年，宰相司马光在《论赈济劄子》 里，专门谈到它们。
从这个劄子我们得知，近日已有朝旨，令户部指挥开封府界及诸路提点刑狱司，体察州县人户，如确实缺粮，即据现在义仓及常平仓米谷，速行赈济。并叮咛指挥州县，多方抚恤，勿致流离失所。司马光说：“此诚得安民之要道。”他认为，要使老百姓不流离失所，全在各县令、佐得人。因此奏请：令提点刑狱司指挥各县令、佐，认真体察乡村人户，如有缺粮，一面申报上司及本州，一面以本县义仓及常平仓米谷，直行赈贷；据乡村五等人户，各户按人口发给“历头”，大人日给二升，小孩日给一升，令各从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持“历头”至县请领，县司也置簿照会；如本县米谷量少，则先从下等人户开始出给“历头”，有余则并及上户；不愿请领者，听便；将来夏秋成熟，粮食相接日，即据簿历上所贷过粮食，令随税送纳，不收取利息；令、佐如别有良法，简易便民，胜过此法，听；令提点刑狱司经常体察，各县令、佐用心抚恤的，保明闻奏，赏；全不用心赈贷，致户口多有流移的，取勘闻奏，罚。
元祐元年（西元1086年）的户部，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民政部兼财政部。三月十四日，以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李常是一文士，擅长诗文，但少吏干，不擅长做事。有人担心李常不能胜任，就问司马光，司马光说：“使此人掌邦计，则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贪吏掊克之患，庶几少息矣。”就是说用这个人掌管国家财政，天下人就会明白，朝廷不急于聚敛，贪吏搜刮之害，大约会稍为减轻。
司马光举荐刘安世（字元城）充馆职，他问刘安世：“知所以相荐否？”——知道为什么举荐你吗？刘答：“获从公游旧矣。”——与您交往的时间长呗。司马光说：“非也。光居闲，足下时节问讯不绝；光位政府，足下独无书。此光之所以相荐也。”——不是了啦。我闲居，你四时问候不断；我位居政府，你独无书信。这才是我举荐你的原因啊。 司马光历来主张用人以德为先，他看中的是刘安世的人品。
司马光作宰相时，曾亲书“榜稿”，就是启示，张贴在客位，内容如下：“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分付吏人，令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某再拜咨白。”——来访诸君，若见朝政缺失，或黎民疾苦，欲进忠言，请以奏疏上奏朝廷，我将与同僚商议，择可行的进呈圣上，领旨施行。如只以私信垂示，终无益处。如果我自己有过失，欲赐匡正，请以书信交门吏传进，我将深刻反省，谨遵改正。至于升迁官职，或者洗雪冤屈，凡与自身有关，都请一律呈状，我将与朝廷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请勿谈及。司马光再拜谨禀。 相信这种方法在今天仍然有效。
据说，宰相司马光每每询问官员们的俸禄够不够家庭开销，有人不理解，特地去问，司马光回答他：“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意思是说，如果官员们成天要为生计操心，它还怎么肯轻易为朝廷效力？
司马光在相位，韩持国（韩维字持国）为门下侍郎，两人旧交相厚，是老朋友了。温公避父讳，每呼持国为秉国。有武人陈状省中，词色颇厉，持国呵斥他：“大臣在此，不得无礼！”司马光作惶恐状，说：“吾曹叨居重位，覆餗是虞，讵可以大臣自居耶？秉国此言失矣，非所望也。”意思是说我等叨居重位，惟恐败事，怎可以大臣自居？秉国此言差矣。韩惭愧不已，叹息良久。由此可见司马光的低调。
司马光对宾客，无论贤愚长幼，都以疑事询问。有草簿数枚，常置左右，苟有可取，随手记录，或对客即书，率以为常。而且，“其书字皆真谨。” 显然司马光需要借重的，不是他们的智力。我们都知道，司马光主张国家的政策，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这才是此举的目的所在。
范祖禹曾说：“公为相，欲知选事问吏部，欲知财利问户部；凡事皆与众人讲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以受其惠也。”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司马光作风的民主。
司马光出任宰相后，辽及西夏的使者来，或者大宋的使者往，两国一定要询问到司马光的状况。而辽国更敕令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慎毋生事，开边隙。”意思是说司马光作大宋的宰相了。切勿制造事端，挑起边界纷争。 辽与西夏的态度或许可以说明两国高层对战争的厌倦。
元祐时，司马光因孱弱怕风，裁黑色的粗绸包头，时人称作“温公帽”。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司马光当时的形象。
据说，司马光家有一仆人，三十年来都称司马光为“秀才”。有一天苏轼来访，就教那仆人该如何如何。第二天仆人改称司马光“大参相公”。司马光惊问原委，仆人以实相告。司马光说：“好好一仆，被东坡教坏了。” 司马光大概挺烦那些头衔的，以他的个性，或许会认为它们就是些奢华的衣服。
史书上说司马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吕惠卿所立新法，革除殆尽。有人告诫司马光：“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司马光正色道：“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我们可以想象到司马光的气势，以及他的义无反顾。
邢恕字和叔，曾得司马光的举荐。元祐改革新政之初，邢恕暗示应为子孙考虑，司马光说“他日之事，吾岂不知。顾为赵氏虑，当如此耳。”邢恕很生气，说：“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司马光说：“光之心本为赵氏，如其言不行，赵氏自未可知，司马氏何足道哉！”
看来，史学家司马光对日后的灾难，并不缺乏估计；只是为国家考虑，不得不如此。
卫尉丞毕仲游曾写信给司马光，说：“昔王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财者，无不举。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盖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散、敛、变、置之法，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音鹃，废除、减免）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埽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废罢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罢蠲去者，皆可复行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新法永可罢，而无敢议复者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数十，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
毕仲游的意思主要有两层：第一层，各种新法，只是标，其本则是用度不足。如今废除新法，只是治标，不能治本；最好的办法，应先治本，将诸路积累的钱粮，统筹管理，使国家用度充裕，然后新法永可罢。第二层，过去新法得以推行，是因为朝廷内外，十有七八都是王安石的人；现在仅靠二三个旧臣、六七个君子，必难成功；即便成功，将来也必定要被恢复。
史书上说：“光得书，耸然。”但也仅此而已。 我们已无法确知当时司马光思想中掠过的想法。以他的睿智，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但以他一贯的观点，他必然会认为那些积累，都是民脂民膏；而人事上要达到那种目的，必然要实施大规模的清洗。身为仁厚君子，他不可能那样做。
第六十七章 入 相
宋哲宗元祐元年（西元1086年）闰二月初二日，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司马光，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就是宰相。同一天，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陈州。此前，蔡确曾遭到御史台及谏院官员的交章弹劾。
当天，司马光上《为病未任入谢劄子》 。从中我们得知，当时已有閤门承受范禹臣告报，说已降白麻，除司马光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令当日入宫谢恩。我们知道，正月二十一日，司马光已请病假。司马光说：“臣先为久病在假，不能朝参，乞一宫观差遣，未奉俞旨；今忽闻制命，超升左辅，俾之师长百僚，岂臣空疏所能堪可！臣方别具悃款辞免，未敢祗受。”意思是说自己才疏学浅，难当此任，将另具奏疏辞免，不敢接受。又说：“况臣即今以久病少力，足疮未愈，步履甚艰，拜起不得，未任朝见。乞候臣筋力稍完，入觐宸扆，面陈至诚。”意思是说自己久病乏力，又有脚疮，步履艰难，不能拜起，因此无法朝见。请等臣身体稍好点儿，即入朝觐见，当面陈述缘由。
不久，司马光就上《辞左仆射第一劄子》 ，讲了四条理由：第一，自己资性愚钝，学术肤浅；第二，近患疾病，久不朝参；第三，朝中人才济济；第四，执政中自己位列第四，按次序不该就到自己。
从其后的《辞左仆射第二劄子》 我们知道，之前的辞免，未获批准。而且，当月初六日，又派东上閤门副使王舜，直接将任命的“告身”送到了司马光的家里。司马光仍然表示不敢接受，并请将“告身”暂留閤门。
闰二月稍晚，司马光再上《辞左仆射第三劄子》 。我们由此得知，当天早晨，又有勾当御药院冯宗道传宣，并带来御批，令尽早接受。司马光在劄子中写下他的慌乱：“臣上戴天恩，下顾无状，进退维谷，无地自处。”然后再次谈到自己的才能、禀赋、身体状况，以及他的担心：“才性长短，敢不自知。赋分于天，朴钝戆直，至于守事君之忠，怀爱民之志，不为欺罔，不涉佞邪，如此数条，臣敢自保；然烛理不明，见事不敏，度量褊隘，关防浅露，若位以元宰，委之机务，分画措置，必有差违。至时虽自纳于刑，亦无所益。臣非敢爱身，实恐误国。况臣之少壮犹不如人，今年齿衰老，目视近昏，事多健忘，目前所为，转首不记，举措语言，动多差失，自近病来，耳颇重听。此皆事实，众所共见，非臣以虚辞文饰如此，岂可首居相位，毗赞万几。”
后司马光又请以文彦博自代，自己继续担任门下侍郎。不听。 帝国高层的意图很清楚：宰相非司马光莫属。
我们还记得，司马光出任门下侍郎，是在元丰八年的五月二十七日。现在距离那个日子，还不到一年。
后来邵伯温在京师汴梁，见到了位居宰相的司马光，他描述到当时的司马光：“其话言服用，一如在西都时。”并且，“清苦无少异。”
我们都记得，司马光在《三省咨目》里曾谈及当年的旱情及赈济。这一年，宰相司马光在《论赈济劄子》 里，专门谈到它们。
从这个劄子我们得知，近日已有朝旨，令户部指挥开封府界及诸路提点刑狱司，体察州县人户，如确实缺粮，即据现在义仓及常平仓米谷，速行赈济。并叮咛指挥州县，多方抚恤，勿致流离失所。司马光说：“此诚得安民之要道。”他认为，要使老百姓不流离失所，全在各县令、佐得人。因此奏请：令提点刑狱司指挥各县令、佐，认真体察乡村人户，如有缺粮，一面申报上司及本州，一面以本县义仓及常平仓米谷，直行赈贷；据乡村五等人户，各户按人口发给“历头”，大人日给二升，小孩日给一升，令各从民便，或五日或十日或半月一次，持“历头”至县请领，县司也置簿照会；如本县米谷量少，则先从下等人户开始出给“历头”，有余则并及上户；不愿请领者，听便；将来夏秋成熟，粮食相接日，即据簿历上所贷过粮食，令随税送纳，不收取利息；令、佐如别有良法，简易便民，胜过此法，听；令提点刑狱司经常体察，各县令、佐用心抚恤的，保明闻奏，赏；全不用心赈贷，致户口多有流移的，取勘闻奏，罚。
元祐元年（西元1086年）的户部，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民政部兼财政部。三月十四日，以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李常是一文士，擅长诗文，但少吏干，不擅长做事。有人担心李常不能胜任，就问司马光，司马光说：“使此人掌邦计，则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贪吏掊克之患，庶几少息矣。”就是说用这个人掌管国家财政，天下人就会明白，朝廷不急于聚敛，贪吏搜刮之害，大约会稍为减轻。
司马光举荐刘安世（字元城）充馆职，他问刘安世：“知所以相荐否？”——知道为什么举荐你吗？刘答：“获从公游旧矣。”——与您交往的时间长呗。司马光说：“非也。光居闲，足下时节问讯不绝；光位政府，足下独无书。此光之所以相荐也。”——不是了啦。我闲居，你四时问候不断；我位居政府，你独无书信。这才是我举荐你的原因啊。 司马光历来主张用人以德为先，他看中的是刘安世的人品。
司马光作宰相时，曾亲书“榜稿”，就是启示，张贴在客位，内容如下：“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分付吏人，令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某再拜咨白。”——来访诸君，若见朝政缺失，或黎民疾苦，欲进忠言，请以奏疏上奏朝廷，我将与同僚商议，择可行的进呈圣上，领旨施行。如只以私信垂示，终无益处。如果我自己有过失，欲赐匡正，请以书信交门吏传进，我将深刻反省，谨遵改正。至于升迁官职，或者洗雪冤屈，凡与自身有关，都请一律呈状，我将与朝廷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请勿谈及。司马光再拜谨禀。 相信这种方法在今天仍然有效。
据说，宰相司马光每每询问官员们的俸禄够不够家庭开销，有人不理解，特地去问，司马光回答他：“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意思是说，如果官员们成天要为生计操心，它还怎么肯轻易为朝廷效力？
司马光在相位，韩持国（韩维字持国）为门下侍郎，两人旧交相厚，是老朋友了。温公避父讳，每呼持国为秉国。有武人陈状省中，词色颇厉，持国呵斥他：“大臣在此，不得无礼！”司马光作惶恐状，说：“吾曹叨居重位，覆餗是虞，讵可以大臣自居耶？秉国此言失矣，非所望也。”意思是说我等叨居重位，惟恐败事，怎可以大臣自居？秉国此言差矣。韩惭愧不已，叹息良久。由此可见司马光的低调。
司马光对宾客，无论贤愚长幼，都以疑事询问。有草簿数枚，常置左右，苟有可取，随手记录，或对客即书，率以为常。而且，“其书字皆真谨。” 显然司马光需要借重的，不是他们的智力。我们都知道，司马光主张国家的政策，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这才是此举的目的所在。
范祖禹曾说：“公为相，欲知选事问吏部，欲知财利问户部；凡事皆与众人讲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以受其惠也。”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司马光作风的民主。
司马光出任宰相后，辽及西夏的使者来，或者大宋的使者往，两国一定要询问到司马光的状况。而辽国更敕令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慎毋生事，开边隙。”意思是说司马光作大宋的宰相了。切勿制造事端，挑起边界纷争。 辽与西夏的态度或许可以说明两国高层对战争的厌倦。
元祐时，司马光因孱弱怕风，裁黑色的粗绸包头，时人称作“温公帽”。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司马光当时的形象。
据说，司马光家有一仆人，三十年来都称司马光为“秀才”。有一天苏轼来访，就教那仆人该如何如何。第二天仆人改称司马光“大参相公”。司马光惊问原委，仆人以实相告。司马光说：“好好一仆，被东坡教坏了。” 司马光大概挺烦那些头衔的，以他的个性，或许会认为它们就是些奢华的衣服。
史书上说司马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吕惠卿所立新法，革除殆尽。有人告诫司马光：“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司马光正色道：“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我们可以想象到司马光的气势，以及他的义无反顾。
邢恕字和叔，曾得司马光的举荐。元祐改革新政之初，邢恕暗示应为子孙考虑，司马光说“他日之事，吾岂不知。顾为赵氏虑，当如此耳。”邢恕很生气，说：“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司马光说：“光之心本为赵氏，如其言不行，赵氏自未可知，司马氏何足道哉！”
看来，史学家司马光对日后的灾难，并不缺乏估计；只是为国家考虑，不得不如此。
卫尉丞毕仲游曾写信给司马光，说：“昔王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财者，无不举。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盖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散、敛、变、置之法，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音鹃，废除、减免）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埽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废罢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罢蠲去者，皆可复行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新法永可罢，而无敢议复者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数十，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
毕仲游的意思主要有两层：第一层，各种新法，只是标，其本则是用度不足。如今废除新法，只是治标，不能治本；最好的办法，应先治本，将诸路积累的钱粮，统筹管理，使国家用度充裕，然后新法永可罢。第二层，过去新法得以推行，是因为朝廷内外，十有七八都是王安石的人；现在仅靠二三个旧臣、六七个君子，必难成功；即便成功，将来也必定要被恢复。
史书上说：“光得书，耸然。”但也仅此而已。 我们已无法确知当时司马光思想中掠过的想法。以他的睿智，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但以他一贯的观点，他必然会认为那些积累，都是民脂民膏；而人事上要达到那种目的，必然要实施大规模的清洗。身为仁厚君子，他不可能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