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辞正议大夫 - 重说司马光
第六十五章 辞正议大夫
元丰八年（西元1085年）十月十八日是司马光的六十七岁生日，诏赐生日礼物：米、面及羊酒。司马光在《传家集》中保存了谢表。
十二月初二日，因近有圣旨，过冬至将开讲筵，司马光“以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始于事亲，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诚为学所宜先也。”将自己过去所撰的《古文孝经指解》，抄写为一册上进。 司马光这样做，或许有预防可能出现的纠纷的考虑。
十二月初四日，司马光又上《请革弊劄子》 ，认为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都因用兵所致。他说：“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祸害），财用之蠹（音杜，蛀虫），圣人治暴定乱，不得已而用之耳。”然后谈到唐中叶至五代二百多年的战乱、宋初以来的统一与安定、神宗皇帝的志向、死去的将士，以及为应付战争所立新法之种种。接着谈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同听政以来的举措，说既然征伐开拓之议已息，则置提举官、散青苗钱、敛免役钱、点教保甲等等，即均为虚设。
从中我们知道，自诏开言路以来，已有奏疏千余章，所言都是以上诸事。当时虽然改革的力度很大，但监司如故，将官犹存，保甲仍在训练，保马仍在饲养，边州屯戍不减，军器制造不休，茶盐新额尚在，差役未复旧法。司马光提醒说：“是用兵虽息，而公私劳费犹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辙，数年之后，万一遇水旱大饥，盗贼群起，其为国家忧患，岂敢尽言哉！”
司马光请皇帝狠下决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则存之；其余臣民以为不如旧法之便者，痛加厘革。”继而提到可能的反对：“议者必曰，革弊不可仓猝，当徐徐有渐。”——有人必定要说，革弊除害不可太着急，慢慢来。司马光打了个比方：“此何异使医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尽也？其为医者谋则善矣，其为疾者谋奚利哉！”意思是说这无异于请人治病，却说别让我好得太快，而且千万别去根。
十二月十一日，因神宗祔（音父，祭祀名）庙毕，执政官按例转迁，以司马光为正议大夫。
此次获得升迁的，包括了八位宰执及两位亲王：通议大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缜，同迁正议大夫；成德、横海军节度使守太保、开府仪同三司扬王颢，为永兴、凤翔节度使；武昌、武安军节度使守太保、开府仪同三司荆王頵（音晕），为武宁、镇海节度使；通议大夫、知枢密院事章惇，门下侍郎司马光，中书侍郎张璪，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同为正议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丞吕公著，为金紫光禄大夫；大中大夫、守尚书右丞李清臣，为通议大夫。
十二月十二日，司马光上《辞转官劄子》 。由此得知，所谓旧例，是指英宗亲政之初，以宰相韩琦等，于嘉祐末有定策大功，又保护英宗共渡艰难，所以各特迁一官。
司马光说：“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渐之际，宰臣蔡确等启迪圣心，建立储贰，传授大宝，各特迁一官，固亦其宜。臣当是时，方闲居在西京，凭几末命，非所预闻，岂得与确等同受褒赏。且国家名位，本以酬功报德，不可但以祔庙礼毕，检举故事，虚有授受。况臣于登极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逾年，安敢再叨殊渥。纵臣贪冒不知愧耻，天下之人，其谓臣何。”意思是说，如果依照先例，宰相蔡确等人的升迁当然名副其实。自己当时闲居洛阳，始终未有参与，怎能与蔡确等一同受赏。而且国家的名位，本为酬功报德，不可虚授。登极之初自己已受恩迁官，现在不到一年，怎敢再受恩赏。纵然自己贪图不知愧耻，天下人又会怎样看待！
由《辞转官第二劄子》 我们知道，十四日司马光接到閤门告报，令受正议大夫告身。司马光提到富弼，说富弼辅佐三朝，德高望重，嘉祐之末也是定策之臣，只以不预顾命，恳辞坚决。如臣才德，与富弼相比，不可并论，建储顾命之际，深为庶僚在外，未有参与，怎敢只因祔庙，即随例迁官。然后谈到治国的关键，他说为政之要，只在赏功罚罪，自己忝列执政，却无功受赏，将如何裁抑他人。
由《辞转官第三劄子》 我们获悉，对司马光的辞免，此前曾有诏令，不准。司马光在此提到英宗朝韩琦迁官的旧例，说自己当时身为谏官，曾上奏说：近年官冗赏滥，陛下亲政之初，两府大臣宜惩革此弊。现在自己却在一年之内两次升迁，将难以禁止他人的幸进。恐怕宿卫将帅、宗室外戚、四方藩镇、内侍近臣，都会有企望。到时候陛下不能裁抑，两府也不敢坚持。又说当时英宗虽不收回恩命，而富弼也有定策之功，但自以未预顾命，力辞甚苦。现在自己既不预定策，又不预顾命，怎可来自冗散之地，就与辅臣一同受赏。况且自己昔日在别人就说不可受，今天在自己就受而不辞，对照言行，怎能不自感羞愧。
由《辞转官第四劄子》 我们知道，此前司马光除上奏劄外，又曾在帘前向太皇太后“面陈至恳”，但“终未赐开允”。司马光说自己“夙夜愧恐，不能自已。”然后再次谈到治国的关键：“臣窃以为政之要，惟在赏功罚罪。赏不当功，则徼幸竞进；罚不当罪，则善良忧恐，乱之基也。向日神宗皇帝大渐之际，臣屏居闾阎，今乃与建储受遗之臣一例迁官，赏不当功，何以过此？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执政，执政当为陛下抑徼幸、惜官职，而身自冒赏，何以表率他人？臣非敢私饰小廉，其志欲为国家慎重名器。”不明白的还以为司马光在邀功请赏呢。
由《辞转官第五劄子》 可知，此前有閤门告示：因司马光屡上奏章，辞免新的任命，已降批答不许；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祗受。司马光坚持：“臣窃惟无功受赏，士之所难究。观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即政之初，褒赏大臣，皆以定策受遗之功，非因祔庙礼毕。臣既非定策，又不受遗，实难虚受。”又说：“至于政事日新，皆陛下圣明，众贤协力，在臣一人何能裨益？而无名冒赏，惟恐有玷清朝。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伏乞早赐寝罢。”由此推断，太皇太后曾将近来政治上有益的改变，都归功于司马光。可见当时帝国高层对司马光的倚重。
此外，司马光又有《上皇帝辞免正议大夫表》 及《上太皇太后辞免正议大夫表》 。
史书上说：“光及公著凡六奏，讫不许，明年正月，乃俱受命。”——司马光、吕公著前后六次上奏，终不许；次年正月，才一起接受任命。
名位面前退避三舍，始终不为所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听起来已渺如神话。
第六十五章 辞正议大夫
元丰八年（西元1085年）十月十八日是司马光的六十七岁生日，诏赐生日礼物：米、面及羊酒。司马光在《传家集》中保存了谢表。
十二月初二日，因近有圣旨，过冬至将开讲筵，司马光“以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始于事亲，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诚为学所宜先也。”将自己过去所撰的《古文孝经指解》，抄写为一册上进。 司马光这样做，或许有预防可能出现的纠纷的考虑。
十二月初四日，司马光又上《请革弊劄子》 ，认为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都因用兵所致。他说：“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祸害），财用之蠹（音杜，蛀虫），圣人治暴定乱，不得已而用之耳。”然后谈到唐中叶至五代二百多年的战乱、宋初以来的统一与安定、神宗皇帝的志向、死去的将士，以及为应付战争所立新法之种种。接着谈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同听政以来的举措，说既然征伐开拓之议已息，则置提举官、散青苗钱、敛免役钱、点教保甲等等，即均为虚设。
从中我们知道，自诏开言路以来，已有奏疏千余章，所言都是以上诸事。当时虽然改革的力度很大，但监司如故，将官犹存，保甲仍在训练，保马仍在饲养，边州屯戍不减，军器制造不休，茶盐新额尚在，差役未复旧法。司马光提醒说：“是用兵虽息，而公私劳费犹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辙，数年之后，万一遇水旱大饥，盗贼群起，其为国家忧患，岂敢尽言哉！”
司马光请皇帝狠下决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则存之；其余臣民以为不如旧法之便者，痛加厘革。”继而提到可能的反对：“议者必曰，革弊不可仓猝，当徐徐有渐。”——有人必定要说，革弊除害不可太着急，慢慢来。司马光打了个比方：“此何异使医治疾而曰勿使遽愈，且勿除其根原使尽也？其为医者谋则善矣，其为疾者谋奚利哉！”意思是说这无异于请人治病，却说别让我好得太快，而且千万别去根。
十二月十一日，因神宗祔（音父，祭祀名）庙毕，执政官按例转迁，以司马光为正议大夫。
此次获得升迁的，包括了八位宰执及两位亲王：通议大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缜，同迁正议大夫；成德、横海军节度使守太保、开府仪同三司扬王颢，为永兴、凤翔节度使；武昌、武安军节度使守太保、开府仪同三司荆王頵（音晕），为武宁、镇海节度使；通议大夫、知枢密院事章惇，门下侍郎司马光，中书侍郎张璪，同知枢密院事安焘，同为正议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丞吕公著，为金紫光禄大夫；大中大夫、守尚书右丞李清臣，为通议大夫。
十二月十二日，司马光上《辞转官劄子》 。由此得知，所谓旧例，是指英宗亲政之初，以宰相韩琦等，于嘉祐末有定策大功，又保护英宗共渡艰难，所以各特迁一官。
司马光说：“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渐之际，宰臣蔡确等启迪圣心，建立储贰，传授大宝，各特迁一官，固亦其宜。臣当是时，方闲居在西京，凭几末命，非所预闻，岂得与确等同受褒赏。且国家名位，本以酬功报德，不可但以祔庙礼毕，检举故事，虚有授受。况臣于登极之初，已蒙覃恩改官，今曾未逾年，安敢再叨殊渥。纵臣贪冒不知愧耻，天下之人，其谓臣何。”意思是说，如果依照先例，宰相蔡确等人的升迁当然名副其实。自己当时闲居洛阳，始终未有参与，怎能与蔡确等一同受赏。而且国家的名位，本为酬功报德，不可虚授。登极之初自己已受恩迁官，现在不到一年，怎敢再受恩赏。纵然自己贪图不知愧耻，天下人又会怎样看待！
由《辞转官第二劄子》 我们知道，十四日司马光接到閤门告报，令受正议大夫告身。司马光提到富弼，说富弼辅佐三朝，德高望重，嘉祐之末也是定策之臣，只以不预顾命，恳辞坚决。如臣才德，与富弼相比，不可并论，建储顾命之际，深为庶僚在外，未有参与，怎敢只因祔庙，即随例迁官。然后谈到治国的关键，他说为政之要，只在赏功罚罪，自己忝列执政，却无功受赏，将如何裁抑他人。
由《辞转官第三劄子》 我们获悉，对司马光的辞免，此前曾有诏令，不准。司马光在此提到英宗朝韩琦迁官的旧例，说自己当时身为谏官，曾上奏说：近年官冗赏滥，陛下亲政之初，两府大臣宜惩革此弊。现在自己却在一年之内两次升迁，将难以禁止他人的幸进。恐怕宿卫将帅、宗室外戚、四方藩镇、内侍近臣，都会有企望。到时候陛下不能裁抑，两府也不敢坚持。又说当时英宗虽不收回恩命，而富弼也有定策之功，但自以未预顾命，力辞甚苦。现在自己既不预定策，又不预顾命，怎可来自冗散之地，就与辅臣一同受赏。况且自己昔日在别人就说不可受，今天在自己就受而不辞，对照言行，怎能不自感羞愧。
由《辞转官第四劄子》 我们知道，此前司马光除上奏劄外，又曾在帘前向太皇太后“面陈至恳”，但“终未赐开允”。司马光说自己“夙夜愧恐，不能自已。”然后再次谈到治国的关键：“臣窃以为政之要，惟在赏功罚罪。赏不当功，则徼幸竞进；罚不当罪，则善良忧恐，乱之基也。向日神宗皇帝大渐之际，臣屏居闾阎，今乃与建储受遗之臣一例迁官，赏不当功，何以过此？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执政，执政当为陛下抑徼幸、惜官职，而身自冒赏，何以表率他人？臣非敢私饰小廉，其志欲为国家慎重名器。”不明白的还以为司马光在邀功请赏呢。
由《辞转官第五劄子》 可知，此前有閤门告示：因司马光屡上奏章，辞免新的任命，已降批答不许；所有告身，可告示，早令祗受。司马光坚持：“臣窃惟无功受赏，士之所难究。观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即政之初，褒赏大臣，皆以定策受遗之功，非因祔庙礼毕。臣既非定策，又不受遗，实难虚受。”又说：“至于政事日新，皆陛下圣明，众贤协力，在臣一人何能裨益？而无名冒赏，惟恐有玷清朝。所有告身，臣不敢祗受，伏乞早赐寝罢。”由此推断，太皇太后曾将近来政治上有益的改变，都归功于司马光。可见当时帝国高层对司马光的倚重。
此外，司马光又有《上皇帝辞免正议大夫表》 及《上太皇太后辞免正议大夫表》 。
史书上说：“光及公著凡六奏，讫不许，明年正月，乃俱受命。”——司马光、吕公著前后六次上奏，终不许；次年正月，才一起接受任命。
名位面前退避三舍，始终不为所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听起来已渺如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