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请更张新法 - 重说司马光
第六十二章 请更张新法
我们都记得，元丰八年（西元1085年）三月三十日，司马光曾上《乞开言路劄子》 。其中他认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他说：“臣闻《周易》天地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音癖，《周易》卦名）。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访问，臣竭诚以献替，则庶政修治，邦家乂（音易，安定、平安）安；君恶逆耳之言，臣营便身之计，则下情壅蔽，众心离叛。自生民以来，未有不由斯道者也。”意思是说《周易》讲：天地相交为泰，不交为否。君父即天，臣民即地。因此，如果人君虚心垂询，臣子竭诚谏诤，一定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相反，人君厌弃逆耳之言，臣子只为身谋，必定民情阻遏，众人离心。有史以来，无不如此。
又说：“臣窃见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故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公私两困，盗贼已繁。犹赖上帝垂休，岁不大饥，祖宗贻谋，人无异志；不然者，天下之势，可不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意思是说近年来言路不畅，上下壅蔽，百姓愁苦，求告无门，公私困竭，盗贼蜂起。要不是上天关照，祖宗保佑，后果真的不堪设想。罪在群臣，而百姓无知，往往把账都记在先帝头上。
言路畅通，然后天下大治，这是史学家司马光从历史经验中得到的一个基本认识。大约在他看来，王安石执政时期，新法所以得到推行，就是因为言路堵塞。现在要改变它们，就得从开言路着手。
由上于四月的《乞开言路状》 我们得知，司马光回到洛阳后，没听到有开言路的诏书颁下，却听说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请令依保马原立条限，均定逐年应买之数，又请令太学增设《春秋》博士，使诸生进修，朝廷以二人所言非本职，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说，如果当职的人不肯进言，不当职的人又不许进言，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其政治得失，天子深居九重，如何得知？又说，昨日进奏院递到任命的告身，差臣知陈州，那么臣自今往后，于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也是越职，那还敢再说什么。
当初，太皇太后以手诏问治国当以何先，司马光还未及条陈，太皇太后已有旨，令散遣修京城役夫，减少皇城内的诇者（密探），停止一切御前制作，出近侍中品质恶劣者三十余人，戒敕内外官员，不得横征暴敛，废导洛司、物货场及百姓所养户马，放宽保马年限。命令全由宫中直接发出，大臣未有参与。
要说到保马和户马。我们都知道，在冷兵器时代，马匹属于重要的战略物资。左司谏王岩叟在哲宗元祐元年（西元1086年）四月说：“马者，兵之用，国之所恃以为险者也。有国以来，未尝无马，国多马则强，少马则弱。” 王岩叟的说法，可为当时一般观点的代表。
所谓保马，就是把国家的马分给保甲户去养。保甲养马始于熙宁五年（西元1072年），当年五月，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牧马者听，并以陕西所买马选给。熙宁六年（西元1073年），曾布应诏制定条例，大略如下：凡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的，每户一匹；家庭富裕、条件许可的，可以养两匹。所养马或由监牧司提供，或付马钱给保甲户，自己去买。开封府界的，每年免交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五路的，每年免交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保户马死，保户全价赔偿；社户马死，社户只赔偿一半。从此保甲养马推行诸路。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诏京东、西路保甲免训练，每都保养马五十匹，每匹给钱十千，限京东十年，京西十五年，养够规定的数目。其后提举保甲马官令每都保每年买马二十匹，后改为八匹；原定十五年的，缩短为两年半，后改为八年，山地县份十年。
所谓户马，就是老百姓自己养马，国家收购。元丰三年（西元1080年）春，诏开封府界及五路州县人户，以家庭财产多少，确定购买马匹的数量。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诏河东、鄜延、环庆路各调拨户马两千匹给禁军，河东路就地供给本路禁军，鄜延路再加上永兴军等路及京西坊郭马，环庆路再加上秦凤等路及开封府界马。此次调拨之后，没有再补充。
四月二十七日，司马光在《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 中先说：“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实负万死。”——臣想说的，陛下大体都施行了，臣迟慢之罪，实该万死。
接着谈及为政之道，他说：“夫为政在顺民心，苟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如决水于高原之上，以注川谷，无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虽竭力以进之，其复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意思是说如果能顺应民心，治国就像从高原往山沟放水，无不顺利；相反，就像往山坡上滚球球，即使竭尽全力推上去了，最终肯定还是要滚到沟里去的。所以陛下对新法稍有更改，百姓就拍手称快。又说：“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眼下的办法，最好就是保留新法中对老百姓有利、对国家有益的部分，而对百姓有害、对国家又无益的，全部废除。
然后谈到可能的反对：“议者必曰：‘孔子称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又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光说那指的是对百姓无害，对国家无损的部分；至于病民伤国的内容，岂可坐视不改。又说：“朝廷当此之际，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国家累卵之危，岂假必俟三年然后改之哉？况今军国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权同行处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为哉？”意思是说，现在百姓有倒悬之苦，国家有累卵之危，哪能等到三年以后。况且如今太皇太后同处国事，这是母改子政，不是子改父道，有什么好担心的？
司马光到达京师后，果然就有人提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认为只应对那些太过火的内容，做些小小修改，以搪塞舆论。司马光“慨然争之”，说：“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先帝之法，好的百代不可变。若是王安石、吕惠卿等所立，为害天下、不是先帝本意的，改革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不是以子改父。众议因此始定。
由《乞改求谏诏书劄子》 我们知道，五月初五日的求谏诏书中，有这样一节：“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进，下则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苟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如有人居心叵测，或越职言事，或涉及国家大政方针，或迎合已施行的法令，或观望朝廷意向，侥幸提拔，或渲染细民琐事，沽名钓誉，如此之类，如不惩治，必定扰乱风俗，妨碍安定，那么或黜或罚，也是不得已哦。
司马光认为这哪是求谏，分明是拒谏。他说，这样一来，群臣恐怕只有闭嘴，只要一开口，就可以归入六事：对群臣有所褒贬，就可以说是“阴有所怀”；本职之外稍有涉及，就可以说是“犯非其分”；谈国家安危大计，就可以说是“扇摇机事之重”；碰巧与国家政令一致，就可以说他是“迎合已行之令”；论新法不便当改，就可以说他是“观望朝廷之意”；谈民间的愁苦可怜，就可以说他是“衒惑流俗之情”。那么天下之事，就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此诏书本为求谏，终了反成了拒谏。臣恐怕天下士大夫，从此更加缄默不言，这对国家不是什么好事。又只令御史台出榜朝堂，征询的范围太窄了。请删去中间一节，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颁布天下，使天下人明白，陛下致力求谏，无拒谏之心，尽可畅所欲言，不必担心黜罚。这样，天下的大事小情，都可以了如指掌。
五月二十八日，司马光又上《请更张新法劄子》 ，请继续废除新法，他举了个例子：“譬如有人误饮毒药，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饮而已矣，岂可云姑少少减之，俟积以岁月，然后尽舍之哉？”。用今天的白话文来讲就是：“比如有人误喝了毒药，大病一场。如果已经知道，不喝就完了，怎么能说先少喝一点点，逐日减少，年深月久，到了一定时候，再完全戒掉它呢？”
六月十四日，门下侍郎司马光再上《乞申明求谏诏书劄子》 ，重申了《乞改求谏诏书劄子》，并再次请求下学士院另草诏书，删去中间一节，遍颁天下。
六月二十五日，诏所有臣民都许进实封状，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在京师在登闻鼓院、检院投进，京外则在所属州、军投进，由驿站传送上闻。
于是，四方官员、百姓上疏言新法不便的，达数千人。
七月十四日，司马光上《乞降臣民奏状劄子》 ，说那些奏状不付外，令三省或枢密院商量施行，就毫无益处。请选择其中可取的，降出施行，如日理万机，无暇通览，就请降付三省，交执政官员们审阅，其中可取的，用黄纸签出，再进呈御览，或留身边，或降付有关部门施行。从之。
八月初八日，司马光上《乞降封事签迹（劄？）子》 ，由此我们得知，第一次已有三十三卷奏状降出，司马光与诸执政经选择，可取的都用黄纸签出进呈毕，司马光请皇帝再次详览，或留身边，以备规戒，或降付有关部门，商议施行。
九月初三日，门下侍郎司马光上《乞省览农民封事劄子》 ，由此得知，近有农民王啬等诉疾苦实封奏状一百五十道降出，除所诉重复外，都已签帖进呈。其中，司马光深情地谈到农民：
窃惟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音季麻，将麻纤维搓成线）纺纬（织物上的横线），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蛓（音次，毛毛虫）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音禾，米糠麦麸的粗屑）而不足，所衣者绨（音提，质地粗厚的丝织物）褐（音鹤，粗布）而不完，直（只）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丽，则不复肯归南亩矣。至使世俗俳谐（音排协，戏笑），共以农为嗤鄙，诚可哀也。又况聚敛之臣，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青苗则强散重敛，给陈纳新；免役则刻剥穷民，收养浮食；保甲则劳于非业之作；保马则困于无益之费，可不念哉？
司马光被称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决不为过。农民常处社会的最底层，历来如此；用现代的话说，农民属于弱势群体。司马光认为，如果不是广开言路，农民疾苦决不可能上达，因此这些奏状不可忽视。
当初，熙宁六年（西元1073年），国家曾立法劝民栽桑，不遵法令，就要受到处罚。至此，楚邱（在今山东省曹县东南）农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诏罢之，并免去所欠罚金。兴平县（今陕西省兴平市）强征民田为牧场，老百姓也提出申诉。诏悉还之。
然后，十月十七日，司马光上《乞裁断政事劄子》 ，十月二十四日，又上《议可劄子》 ，一再提醒，“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虽然陛下宽仁，一切政事交由执政处理，但执政大臣意见不同、势均力敌、不能统一的时候，一定留意审查是非，以圣意决之，择善而从。似乎当时众执政当中，对于废除新法存在分歧，观点甚至可能截然相反。不过，高层最后的抉择，我们都已经知道。
第六十二章 请更张新法
我们都记得，元丰八年（西元1085年）三月三十日，司马光曾上《乞开言路劄子》 。其中他认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他说：“臣闻《周易》天地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音癖，《周易》卦名）。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访问，臣竭诚以献替，则庶政修治，邦家乂（音易，安定、平安）安；君恶逆耳之言，臣营便身之计，则下情壅蔽，众心离叛。自生民以来，未有不由斯道者也。”意思是说《周易》讲：天地相交为泰，不交为否。君父即天，臣民即地。因此，如果人君虚心垂询，臣子竭诚谏诤，一定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相反，人君厌弃逆耳之言，臣子只为身谋，必定民情阻遏，众人离心。有史以来，无不如此。
又说：“臣窃见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为智，以危言正论为狂。是故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公私两困，盗贼已繁。犹赖上帝垂休，岁不大饥，祖宗贻谋，人无异志；不然者，天下之势，可不为之寒心乎？此皆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往往怨归先帝。”意思是说近年来言路不畅，上下壅蔽，百姓愁苦，求告无门，公私困竭，盗贼蜂起。要不是上天关照，祖宗保佑，后果真的不堪设想。罪在群臣，而百姓无知，往往把账都记在先帝头上。
言路畅通，然后天下大治，这是史学家司马光从历史经验中得到的一个基本认识。大约在他看来，王安石执政时期，新法所以得到推行，就是因为言路堵塞。现在要改变它们，就得从开言路着手。
由上于四月的《乞开言路状》 我们得知，司马光回到洛阳后，没听到有开言路的诏书颁下，却听说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不可不并置三衙管军臣僚，水部员外郎王谔，请令依保马原立条限，均定逐年应买之数，又请令太学增设《春秋》博士，使诸生进修，朝廷以二人所言非本职，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说，如果当职的人不肯进言，不当职的人又不许进言，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其政治得失，天子深居九重，如何得知？又说，昨日进奏院递到任命的告身，差臣知陈州，那么臣自今往后，于一州之外，言及他事，也是越职，那还敢再说什么。
当初，太皇太后以手诏问治国当以何先，司马光还未及条陈，太皇太后已有旨，令散遣修京城役夫，减少皇城内的诇者（密探），停止一切御前制作，出近侍中品质恶劣者三十余人，戒敕内外官员，不得横征暴敛，废导洛司、物货场及百姓所养户马，放宽保马年限。命令全由宫中直接发出，大臣未有参与。
要说到保马和户马。我们都知道，在冷兵器时代，马匹属于重要的战略物资。左司谏王岩叟在哲宗元祐元年（西元1086年）四月说：“马者，兵之用，国之所恃以为险者也。有国以来，未尝无马，国多马则强，少马则弱。” 王岩叟的说法，可为当时一般观点的代表。
所谓保马，就是把国家的马分给保甲户去养。保甲养马始于熙宁五年（西元1072年），当年五月，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牧马者听，并以陕西所买马选给。熙宁六年（西元1073年），曾布应诏制定条例，大略如下：凡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的，每户一匹；家庭富裕、条件许可的，可以养两匹。所养马或由监牧司提供，或付马钱给保甲户，自己去买。开封府界的，每年免交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五路的，每年免交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保户马死，保户全价赔偿；社户马死，社户只赔偿一半。从此保甲养马推行诸路。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诏京东、西路保甲免训练，每都保养马五十匹，每匹给钱十千，限京东十年，京西十五年，养够规定的数目。其后提举保甲马官令每都保每年买马二十匹，后改为八匹；原定十五年的，缩短为两年半，后改为八年，山地县份十年。
所谓户马，就是老百姓自己养马，国家收购。元丰三年（西元1080年）春，诏开封府界及五路州县人户，以家庭财产多少，确定购买马匹的数量。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诏河东、鄜延、环庆路各调拨户马两千匹给禁军，河东路就地供给本路禁军，鄜延路再加上永兴军等路及京西坊郭马，环庆路再加上秦凤等路及开封府界马。此次调拨之后，没有再补充。
四月二十七日，司马光在《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 中先说：“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实负万死。”——臣想说的，陛下大体都施行了，臣迟慢之罪，实该万死。
接着谈及为政之道，他说：“夫为政在顺民心，苟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如决水于高原之上，以注川谷，无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虽竭力以进之，其复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意思是说如果能顺应民心，治国就像从高原往山沟放水，无不顺利；相反，就像往山坡上滚球球，即使竭尽全力推上去了，最终肯定还是要滚到沟里去的。所以陛下对新法稍有更改，百姓就拍手称快。又说：“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眼下的办法，最好就是保留新法中对老百姓有利、对国家有益的部分，而对百姓有害、对国家又无益的，全部废除。
然后谈到可能的反对：“议者必曰：‘孔子称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又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光说那指的是对百姓无害，对国家无损的部分；至于病民伤国的内容，岂可坐视不改。又说：“朝廷当此之际，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国家累卵之危，岂假必俟三年然后改之哉？况今军国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权同行处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为哉？”意思是说，现在百姓有倒悬之苦，国家有累卵之危，哪能等到三年以后。况且如今太皇太后同处国事，这是母改子政，不是子改父道，有什么好担心的？
司马光到达京师后，果然就有人提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认为只应对那些太过火的内容，做些小小修改，以搪塞舆论。司马光“慨然争之”，说：“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先帝之法，好的百代不可变。若是王安石、吕惠卿等所立，为害天下、不是先帝本意的，改革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不是以子改父。众议因此始定。
由《乞改求谏诏书劄子》 我们知道，五月初五日的求谏诏书中，有这样一节：“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进，下则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苟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如有人居心叵测，或越职言事，或涉及国家大政方针，或迎合已施行的法令，或观望朝廷意向，侥幸提拔，或渲染细民琐事，沽名钓誉，如此之类，如不惩治，必定扰乱风俗，妨碍安定，那么或黜或罚，也是不得已哦。
司马光认为这哪是求谏，分明是拒谏。他说，这样一来，群臣恐怕只有闭嘴，只要一开口，就可以归入六事：对群臣有所褒贬，就可以说是“阴有所怀”；本职之外稍有涉及，就可以说是“犯非其分”；谈国家安危大计，就可以说是“扇摇机事之重”；碰巧与国家政令一致，就可以说他是“迎合已行之令”；论新法不便当改，就可以说他是“观望朝廷之意”；谈民间的愁苦可怜，就可以说他是“衒惑流俗之情”。那么天下之事，就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此诏书本为求谏，终了反成了拒谏。臣恐怕天下士大夫，从此更加缄默不言，这对国家不是什么好事。又只令御史台出榜朝堂，征询的范围太窄了。请删去中间一节，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颁布天下，使天下人明白，陛下致力求谏，无拒谏之心，尽可畅所欲言，不必担心黜罚。这样，天下的大事小情，都可以了如指掌。
五月二十八日，司马光又上《请更张新法劄子》 ，请继续废除新法，他举了个例子：“譬如有人误饮毒药，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饮而已矣，岂可云姑少少减之，俟积以岁月，然后尽舍之哉？”。用今天的白话文来讲就是：“比如有人误喝了毒药，大病一场。如果已经知道，不喝就完了，怎么能说先少喝一点点，逐日减少，年深月久，到了一定时候，再完全戒掉它呢？”
六月十四日，门下侍郎司马光再上《乞申明求谏诏书劄子》 ，重申了《乞改求谏诏书劄子》，并再次请求下学士院另草诏书，删去中间一节，遍颁天下。
六月二十五日，诏所有臣民都许进实封状，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在京师在登闻鼓院、检院投进，京外则在所属州、军投进，由驿站传送上闻。
于是，四方官员、百姓上疏言新法不便的，达数千人。
七月十四日，司马光上《乞降臣民奏状劄子》 ，说那些奏状不付外，令三省或枢密院商量施行，就毫无益处。请选择其中可取的，降出施行，如日理万机，无暇通览，就请降付三省，交执政官员们审阅，其中可取的，用黄纸签出，再进呈御览，或留身边，或降付有关部门施行。从之。
八月初八日，司马光上《乞降封事签迹（劄？）子》 ，由此我们得知，第一次已有三十三卷奏状降出，司马光与诸执政经选择，可取的都用黄纸签出进呈毕，司马光请皇帝再次详览，或留身边，以备规戒，或降付有关部门，商议施行。
九月初三日，门下侍郎司马光上《乞省览农民封事劄子》 ，由此得知，近有农民王啬等诉疾苦实封奏状一百五十道降出，除所诉重复外，都已签帖进呈。其中，司马光深情地谈到农民：
窃惟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音季麻，将麻纤维搓成线）纺纬（织物上的横线），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蛓（音次，毛毛虫）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音禾，米糠麦麸的粗屑）而不足，所衣者绨（音提，质地粗厚的丝织物）褐（音鹤，粗布）而不完，直（只）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丽，则不复肯归南亩矣。至使世俗俳谐（音排协，戏笑），共以农为嗤鄙，诚可哀也。又况聚敛之臣，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青苗则强散重敛，给陈纳新；免役则刻剥穷民，收养浮食；保甲则劳于非业之作；保马则困于无益之费，可不念哉？
司马光被称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决不为过。农民常处社会的最底层，历来如此；用现代的话说，农民属于弱势群体。司马光认为，如果不是广开言路，农民疾苦决不可能上达，因此这些奏状不可忽视。
当初，熙宁六年（西元1073年），国家曾立法劝民栽桑，不遵法令，就要受到处罚。至此，楚邱（在今山东省曹县东南）农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诏罢之，并免去所欠罚金。兴平县（今陕西省兴平市）强征民田为牧场，老百姓也提出申诉。诏悉还之。
然后，十月十七日，司马光上《乞裁断政事劄子》 ，十月二十四日，又上《议可劄子》 ，一再提醒，“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虽然陛下宽仁，一切政事交由执政处理，但执政大臣意见不同、势均力敌、不能统一的时候，一定留意审查是非，以圣意决之，择善而从。似乎当时众执政当中，对于废除新法存在分歧，观点甚至可能截然相反。不过，高层最后的抉择，我们都已经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