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资治通鉴》的主编 - 重说司马光
第五十九章 《资治通鉴》的主编
司马光曾在写给邵雍的诗中说，“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 著书，就是主编《资治通鉴》。
我们都知道，《资治通鉴》的绝大部分章节，都是在洛阳的十五年里完成的。后来，有人在洛阳看到《资治通鉴》的草稿，它们堆满了整整两间屋子，他翻阅了数百卷，终无一字草书。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主编的工作量，以及司马光的严谨。
但书局一度险些被撤销。司马光曾写信给范祖禹，谈及此事：
示谕求罢局事，殊未晓所谓。光若得梦得（范祖禹一字梦得）来此中修书，其为幸固多矣。但朝廷所以未废此局者，岂以光故？盖执政偶忘之耳。今上此文字，是呼之使醒也。若依所谓废局，以书付光自修，梦得还铨，胥吏各归诸司，将若之何？光平生欲修此书而不能者，止为私家无书籍笔吏，所以须烦县官（官府）耳。今若付光自修，必终身不能就也。梦得与景仁（范镇字景仁）同在京师，公私俱便。今不得已而存之者，岂惟书局，至若留台、宫观，皆无用于时者，朝廷以其未有罪名，不欲弃于田里，聊以薄禄养之，岂非不得已而存之者耶？光辈皆忍耻窃禄者也。况其他亲民之官，相与残民而罔上者，其负耻益深矣。必欲居之安而无愧，须如景仁致事方可也，其余皆可耻耳。吾曹既未免禄仕，古之人不遇者，或仕于伶（歌舞演员、乐官）官，执簧（指笙）秉翟（音狄，用野鸡尾羽制成的舞具），修书不犹愈乎？况梦得和不随俗，正不忤物，虽处途潦（音老，积水）之中不能污，入虎兕（音寺，犀牛一类的野兽）之群不能害，雍容文馆，以铅椠（音千欠，古代记录工具，常用以指著作与校雠）为职业，真所谓避世金马门者也，庸（乃）何伤乎！必若别有迫切之事，朝夕不可留者，当仔细示及，容更熟议之。若只如今兹所谕三事，则不群静以待之为愈也。恃知念，故敢尽言无隐。光上。
朝旨若一旦以闲局无用，徒费大官，令废罢者，吾辈相与收敛笔砚归家，与郑、滑诸官何异，又何耻耶？但恐去此为他官，负耻益多耳。
司马光的这封信应写于离开京城知永兴军以后，及书局迁来洛阳以前。从信的内容来看，应是范祖禹写信给司马光，想要离开，打算上奏朝廷，撤销书局，然后司马光就回了这封信。司马光苦苦挽留，他认为如果书局撤销，在他的有生之年，此书将永无修成之日；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自己和范祖禹，作为职业和事业，修书都是最好的选择。范祖禹最终留了下来。书局得以保留。我们今天因此有幸可以读到这部大书。
另有《答范梦得》 ，应是范祖禹刚入书局不久，司马光写给他的。信的主要内容是谈修书的一些规范，包括“丛目”及“长编”的制作方法。《资治通鉴》的丛目和长编，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从这封书信的叙述，我们可以大略看出它们当日的形式及规模。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资治通鉴》的编纂，先由助手作“丛目”，然后再在“丛目”的基础上作“长编”，最后由主编司马光删定。刘恕曾说，只唐史“丛目”就有千余卷，如果每天看一两卷，全部看完也得一两年功夫。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修书的工作量。从这封信我们还可以知道几位助手之间当时的分工：范祖禹到局后负责唐史，此前这部分由刘恕负责；隋以前归刘攽，梁以后归刘恕。
后来《资治通鉴》书成，司马康曾对朋友说：“此书成，盖得三人焉。”意思是说《资治通鉴》得以成书，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功不可没。又说：“《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刘攽）；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刘恕）；唐迄五代，则范淳夫（范祖禹）。” 由此看来，三人的分工前后是有变化的。可能的情形是刘攽在离开书局以前，已经完成或者基本完成了《史记》及前后汉部分的长编；刘攽离开后，三国至隋部分可能就交给了刘恕；刘恕去世前，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了三国至隋部分的长编，去世后，五代部分可能又交由范祖禹负责。
在洛阳的这些年里，书局在人事方面，又有一些变动：
熙宁六年（西元1073年），应司马光奏请，授司马康检阅《资治通鉴》文字，就是做校对工作。 我们知道，司马康于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以明经擢上第，释褐试秘书省校书郎、耀州（治今陕西省铜川市）富平县（今陕西省富平县）主簿，因司马光奏请，留国子监听读。四年（西元1071年），又由司马光奏请，授司马康守正字。五年（西元1072年），司马康监西京粮料院，迁大理评事。
书局迁到洛阳后，有一年，刘恕奏请就修书的事情与司马光面议，得到了朝廷的许可。在洛阳，司马光与刘恕同游万安山，山道旁有一石碑，细读，是五代一列将，不为人称道，但刘恕即能具道其人事迹始末。回来后查验旧史，果然。刘恕在洛阳待了数月，离开的时候，已是旧历十月。当时刘恕没有御寒的衣物，司马光送他几件自己的衣服袜子之类，以及一张旧貂皮褥子。刘恕坚辞不受。司马光强给了他。而到了颍州，刘恕又全部封还。刘恕水陆辗转数千里到达洛阳，“自言比气羸惫，必病且死，恐不复得再见。”意思是说自己元神衰耗，一定要得一场大病然后死去，恐怕再没机会见面了。果然还没到家，听到母亲的死讯，不久就得了风疾，可能就是中风；右手右足偏废，成了半面不遂。卧床数月，痛苦备至，“每呻吟之隙，辄取书修之。”后来，“病益笃，乃束书归之局中”。元丰元年（西元1078年）九月戊戌终，年仅四十七岁。 刘恕这样一位史学奇才，英年早逝，真的非常可惜。
刘恕去世后，《资治通鉴》的编纂仍在继续。
司马光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则追补，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现在我们在《资治通鉴》中看到的《唐纪》，从卷第一百八十五至卷第二百六十五，仅八十一卷。从六七百卷到八十一卷，可见司马光做了多少披沙拣金的工作。
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元代人胡三省曾说，司马光在洛阳，因为上书论新法之害，小人欲行中伤，而司马光品行无可指摘，于是就散布谣言，说书之所以久而不成，是因为书局的人贪图皇家的笔墨绢帛，以及圣上所赐果饵金钱。可是托人暗地检查，才知道当初虽有那样的圣旨，但根本就未曾请领。司马光于是严格按照计划，完成每天的工作量，尽力减少人为干扰，加紧修书。 司马光曾说：“书十九年方成，中间受了人多少语言陵藉。”——修书十九年才成，其间不知受了人多少恶言恶语。 现在看来，那些小人的中伤反而帮了司马光的忙。因为随着后来时局的发展，他不可能再有大段的时间，可以花在修书上。那样，《资治通鉴》就永远是一部未竟之作。
据说，神宗对《资治通鉴》喜欢得不得了，常命在经筵上读，所读将尽，而新进未至，就下诏催促。
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十一月，《资治通鉴》书成。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 中历述置局经过后，说：“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音涕，挑）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治通鉴》成书的艰辛，以及这部大书最初的形式。司马光又说：“臣今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意思是说，自己现在身体瘦弱、憔悴不堪，眼睛昏花视物模糊，牙齿所剩无几，精神衰弱意识亏损，眼前在做的事，转脸就忘个精光，臣的精力，已为此书耗尽。这部大书可以说就是司马光某段生命的结晶。
《资治通鉴》进呈后，丞相王珪、蔡确去见神宗，问（书）怎么样？神宗答：“当略降出，不可久留。”又赞叹：“贤于荀悦《汉纪》远矣。”散朝后，神宗派人将书送到中书省，每页都盖上“睿思殿”的印章。睿思殿，是皇帝在宫中读书的地方。舍人王震等正好也在中书省，跟着丞相来看，丞相笑说：“君无近禁脔。”
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十一月十五日，赐诏嘉奖：
奖谕诏书
敕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成事。
史学之废久矣，纪次（记述编排）无法，论议不明，岂足以示惩劝（惩恶劝善），明久远哉！卿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发挥缀缉（音坠及，缀文缉句），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具如别录，至可领也。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十五日。
从中我们可以读到皇帝的赞叹。这当然是皇帝的诏书，但最后几句话，读来倒好象是朋友间的问候。
十二月初三日，以《资治通鉴》书成，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校书郎、前知龙水县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当时刘恕已卒，刘攽遭废黜，所以未有嘉奖。后来，司马光嫌《目录》太过简略，打算作《举要历》八十卷，可惜没来得及完成。另著《历年》二卷、《通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
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十二月，司马光曾上《荐范祖禹状》 ，说：“臣诚孤陋，所识至少，于士大夫间，罕遇其比，况如臣者，远所不及。”——臣孤陋寡闻，认识的人极少，在士大夫中间，罕有其比；至于我，是远远赶不上的。可能因此范祖禹有以上的任命。
哲宗元祐元年（西元1086年），司马光又上《乞官刘恕一子劄子》 ，说：“臣往岁初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奏举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
作为主编，对助手们给出那样高的评价，不掠美，那肯定是一种美德。
第五十九章 《资治通鉴》的主编
司马光曾在写给邵雍的诗中说，“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暇上高楼。” 著书，就是主编《资治通鉴》。
我们都知道，《资治通鉴》的绝大部分章节，都是在洛阳的十五年里完成的。后来，有人在洛阳看到《资治通鉴》的草稿，它们堆满了整整两间屋子，他翻阅了数百卷，终无一字草书。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主编的工作量，以及司马光的严谨。
但书局一度险些被撤销。司马光曾写信给范祖禹，谈及此事：
示谕求罢局事，殊未晓所谓。光若得梦得（范祖禹一字梦得）来此中修书，其为幸固多矣。但朝廷所以未废此局者，岂以光故？盖执政偶忘之耳。今上此文字，是呼之使醒也。若依所谓废局，以书付光自修，梦得还铨，胥吏各归诸司，将若之何？光平生欲修此书而不能者，止为私家无书籍笔吏，所以须烦县官（官府）耳。今若付光自修，必终身不能就也。梦得与景仁（范镇字景仁）同在京师，公私俱便。今不得已而存之者，岂惟书局，至若留台、宫观，皆无用于时者，朝廷以其未有罪名，不欲弃于田里，聊以薄禄养之，岂非不得已而存之者耶？光辈皆忍耻窃禄者也。况其他亲民之官，相与残民而罔上者，其负耻益深矣。必欲居之安而无愧，须如景仁致事方可也，其余皆可耻耳。吾曹既未免禄仕，古之人不遇者，或仕于伶（歌舞演员、乐官）官，执簧（指笙）秉翟（音狄，用野鸡尾羽制成的舞具），修书不犹愈乎？况梦得和不随俗，正不忤物，虽处途潦（音老，积水）之中不能污，入虎兕（音寺，犀牛一类的野兽）之群不能害，雍容文馆，以铅椠（音千欠，古代记录工具，常用以指著作与校雠）为职业，真所谓避世金马门者也，庸（乃）何伤乎！必若别有迫切之事，朝夕不可留者，当仔细示及，容更熟议之。若只如今兹所谕三事，则不群静以待之为愈也。恃知念，故敢尽言无隐。光上。
朝旨若一旦以闲局无用，徒费大官，令废罢者，吾辈相与收敛笔砚归家，与郑、滑诸官何异，又何耻耶？但恐去此为他官，负耻益多耳。
司马光的这封信应写于离开京城知永兴军以后，及书局迁来洛阳以前。从信的内容来看，应是范祖禹写信给司马光，想要离开，打算上奏朝廷，撤销书局，然后司马光就回了这封信。司马光苦苦挽留，他认为如果书局撤销，在他的有生之年，此书将永无修成之日；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自己和范祖禹，作为职业和事业，修书都是最好的选择。范祖禹最终留了下来。书局得以保留。我们今天因此有幸可以读到这部大书。
另有《答范梦得》 ，应是范祖禹刚入书局不久，司马光写给他的。信的主要内容是谈修书的一些规范，包括“丛目”及“长编”的制作方法。《资治通鉴》的丛目和长编，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从这封书信的叙述，我们可以大略看出它们当日的形式及规模。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资治通鉴》的编纂，先由助手作“丛目”，然后再在“丛目”的基础上作“长编”，最后由主编司马光删定。刘恕曾说，只唐史“丛目”就有千余卷，如果每天看一两卷，全部看完也得一两年功夫。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修书的工作量。从这封信我们还可以知道几位助手之间当时的分工：范祖禹到局后负责唐史，此前这部分由刘恕负责；隋以前归刘攽，梁以后归刘恕。
后来《资治通鉴》书成，司马康曾对朋友说：“此书成，盖得三人焉。”意思是说《资治通鉴》得以成书，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功不可没。又说：“《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刘攽）；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刘恕）；唐迄五代，则范淳夫（范祖禹）。” 由此看来，三人的分工前后是有变化的。可能的情形是刘攽在离开书局以前，已经完成或者基本完成了《史记》及前后汉部分的长编；刘攽离开后，三国至隋部分可能就交给了刘恕；刘恕去世前，已完成或基本完成了三国至隋部分的长编，去世后，五代部分可能又交由范祖禹负责。
在洛阳的这些年里，书局在人事方面，又有一些变动：
熙宁六年（西元1073年），应司马光奏请，授司马康检阅《资治通鉴》文字，就是做校对工作。 我们知道，司马康于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以明经擢上第，释褐试秘书省校书郎、耀州（治今陕西省铜川市）富平县（今陕西省富平县）主簿，因司马光奏请，留国子监听读。四年（西元1071年），又由司马光奏请，授司马康守正字。五年（西元1072年），司马康监西京粮料院，迁大理评事。
书局迁到洛阳后，有一年，刘恕奏请就修书的事情与司马光面议，得到了朝廷的许可。在洛阳，司马光与刘恕同游万安山，山道旁有一石碑，细读，是五代一列将，不为人称道，但刘恕即能具道其人事迹始末。回来后查验旧史，果然。刘恕在洛阳待了数月，离开的时候，已是旧历十月。当时刘恕没有御寒的衣物，司马光送他几件自己的衣服袜子之类，以及一张旧貂皮褥子。刘恕坚辞不受。司马光强给了他。而到了颍州，刘恕又全部封还。刘恕水陆辗转数千里到达洛阳，“自言比气羸惫，必病且死，恐不复得再见。”意思是说自己元神衰耗，一定要得一场大病然后死去，恐怕再没机会见面了。果然还没到家，听到母亲的死讯，不久就得了风疾，可能就是中风；右手右足偏废，成了半面不遂。卧床数月，痛苦备至，“每呻吟之隙，辄取书修之。”后来，“病益笃，乃束书归之局中”。元丰元年（西元1078年）九月戊戌终，年仅四十七岁。 刘恕这样一位史学奇才，英年早逝，真的非常可惜。
刘恕去世后，《资治通鉴》的编纂仍在继续。
司马光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则追补，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现在我们在《资治通鉴》中看到的《唐纪》，从卷第一百八十五至卷第二百六十五，仅八十一卷。从六七百卷到八十一卷，可见司马光做了多少披沙拣金的工作。
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元代人胡三省曾说，司马光在洛阳，因为上书论新法之害，小人欲行中伤，而司马光品行无可指摘，于是就散布谣言，说书之所以久而不成，是因为书局的人贪图皇家的笔墨绢帛，以及圣上所赐果饵金钱。可是托人暗地检查，才知道当初虽有那样的圣旨，但根本就未曾请领。司马光于是严格按照计划，完成每天的工作量，尽力减少人为干扰，加紧修书。 司马光曾说：“书十九年方成，中间受了人多少语言陵藉。”——修书十九年才成，其间不知受了人多少恶言恶语。 现在看来，那些小人的中伤反而帮了司马光的忙。因为随着后来时局的发展，他不可能再有大段的时间，可以花在修书上。那样，《资治通鉴》就永远是一部未竟之作。
据说，神宗对《资治通鉴》喜欢得不得了，常命在经筵上读，所读将尽，而新进未至，就下诏催促。
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十一月，《资治通鉴》书成。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 中历述置局经过后，说：“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音涕，挑）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治通鉴》成书的艰辛，以及这部大书最初的形式。司马光又说：“臣今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意思是说，自己现在身体瘦弱、憔悴不堪，眼睛昏花视物模糊，牙齿所剩无几，精神衰弱意识亏损，眼前在做的事，转脸就忘个精光，臣的精力，已为此书耗尽。这部大书可以说就是司马光某段生命的结晶。
《资治通鉴》进呈后，丞相王珪、蔡确去见神宗，问（书）怎么样？神宗答：“当略降出，不可久留。”又赞叹：“贤于荀悦《汉纪》远矣。”散朝后，神宗派人将书送到中书省，每页都盖上“睿思殿”的印章。睿思殿，是皇帝在宫中读书的地方。舍人王震等正好也在中书省，跟着丞相来看，丞相笑说：“君无近禁脔。”
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十一月十五日，赐诏嘉奖：
奖谕诏书
敕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成事。
史学之废久矣，纪次（记述编排）无法，论议不明，岂足以示惩劝（惩恶劝善），明久远哉！卿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发挥缀缉（音坠及，缀文缉句），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具如别录，至可领也。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十五日。
从中我们可以读到皇帝的赞叹。这当然是皇帝的诏书，但最后几句话，读来倒好象是朋友间的问候。
十二月初三日，以《资治通鉴》书成，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校书郎、前知龙水县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当时刘恕已卒，刘攽遭废黜，所以未有嘉奖。后来，司马光嫌《目录》太过简略，打算作《举要历》八十卷，可惜没来得及完成。另著《历年》二卷、《通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
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十二月，司马光曾上《荐范祖禹状》 ，说：“臣诚孤陋，所识至少，于士大夫间，罕遇其比，况如臣者，远所不及。”——臣孤陋寡闻，认识的人极少，在士大夫中间，罕有其比；至于我，是远远赶不上的。可能因此范祖禹有以上的任命。
哲宗元祐元年（西元1086年），司马光又上《乞官刘恕一子劄子》 ，说：“臣往岁初受敕编修《资治通鉴》，首先奏举恕同修。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
作为主编，对助手们给出那样高的评价，不掠美，那肯定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