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远 游 - 重说司马光
第五十六章 远 游
司马光的老朋友范镇，早于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十月，以户部侍郎致仕。
之前，范镇荐苏轼任谏官，遭到谢景温的弹劾；又荐孔文仲应试制科，文仲在策卷中论新法不便，罢归原职。范镇都去力争，但都未批复，范镇即上疏，说臣言不得施行，无颜再立于朝，请谢事。臣言青苗钱不便，不听，一应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应去。说青苗法有效果，不过每年多得数百万缗钱，这些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地下冒出来的，也不是建议者从自家拿出来的，大抵全出于民间。民好比鱼，财好比水，养民却搜尽其财，譬如养鱼却竭其水。疏五上，指责王安石以喜怒定赏罚，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王安石气得发抖，亲自草制，极力诋毁。以户部侍郎致仕，凡应得的恩惠，全不给。而众人更以为荣。苏轼往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却怅然若失：“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从此日日与宾客饮酒赋诗。有人劝他称疾杜门，范镇说：“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很久以后，迁居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颍昌府治所在）。
司马光与范镇的交情很深，范镇曾说：“司马君实内翰光于予莫逆之交也。” 司马光也曾跟人说：“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
范镇迁居许昌，司马光曾作《闻范景仁迁居许昌为诗寄之》（《传家集》卷四，第五四页），不久，又作《和景仁卜居许下》 ：
壮齿相知约岁寒，索居今日鬓俱班。拂衣已解虞卿印，筑室何须谢傅山。许下田园虽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闲。他年决意归何处，便见交情厚薄间。
司马光在这首诗的小引中说：“景仁顷见许居洛，今而背之，故诗中颇致其怨。”看来，范镇曾答应司马光，要来洛阳定居。诗的最后两句，意思是说：将来决定住哪儿，就看你我交情的深浅了。大概在司马光，还是希望范镇能来洛阳定居。
洛阳也好，许昌也罢，住哪儿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这对好兄弟，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一起徜徉山水。
据新华网河南频道报道，西元2005年，在河南省偃师市万安山下的白龙潭附近，发现一处关于司马光的石刻遗迹，该遗迹位于一较浅的石窟内壁，石刻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见。石刻内容为：“司马光君实、王尚恭安之、闵交如仲孚，同至此处。元丰元年八月癸丑。”
王尚恭与司马光关系密切，耆英会、真率会的成员中都有他。闵交如可能是王尚恭的朋友吧。很显然，元丰元年（西元1078年）的八月，司马光曾到过那里。
另外，邵伯温说司马光在洛阳时，“多游寿安山，买屋瓷窑畔，为休息之地。” 司马光有《游寿安诗十首》（《传家集》卷三，第三六页），其中的《藏珠石》小注中说：“叠石溪……”看来，叠石溪在寿安（今河南省宜阳县）无疑。又有《新买叠石溪庄再用前韵招景仁》（《传家集》卷十，第一五六页），叠石溪庄应距叠石溪不远。而《和范景仁叠石溪》（《传家集》卷十，第一五三页）的小注中说：“谷口多瓷窑，……”由此断定，邵伯温所说即指“叠石溪庄”，它位于谷口的瓷窑旁边。
《叠石溪二首》 记录了他和范镇某次游叠石溪的经历：
道傍（音庞，旁边）行采药，石底卧题名。野老相迎拜，谿（音西，同溪）童乍见惊。
山鸟劝人饮，山蝉笑我狂。归时兴未尽，不得看斜阳。
司马光在诗的小注中说：溪边有石横出，下甚隘，景仁卧其下，提名而去，所以说“石底卧题名”；山里多提壶鸟，所以说“山鸟劝人饮”；山蝉的叫声像是人在笑，所以说“山蝉笑我狂”。七十多岁的老头，躺到石头底下去题名，真是够疯狂！这一切也许只是因为和老朋友在一起。
司马光又有《和范景仁叠石溪》 ：
谿边有村落，未始识纷华。去县只数里，居民逾百家。山腰荒径转，谷口翠微遮。老木纷无际，重峦浩莫涯。力穷才到顶，势尽复成洼。不定云烟色，难名药草芽。泥钧罗比屋，涧石载连车。宛有淳风在，谁云太古遐？梁随木性曲，簷逐地形斜。榛路牛呼犊，丛祠雀噪蛇。倚崖松偃盖，落石浪翻花。安用游青峤，何须蹑紫霞。好将诗笔写，还入帝城夸。已买渔樵舍，毋令后约差。
从中我们可以读到叠石溪及周围的情况：离县城不过数里，溪边有村落，居民百余家，植被茂密，重峦叠嶂。“叠石溪庄”应该比较简陋。司马光称它“渔樵舍”，大概不光是因为对渔樵生活的向往。
寿安在洛阳的西南方向，距离已不能算近。但他们曾走得更远，作一次真正的远游。
先来看邵雍的儿子邵伯温的记录：
（司马温公）尝同范景仁过韩城，抵登封，憩峻极下院，登嵩顶，入崇福宫、会善寺，由轩辕道至龙门，游广爱、奉先诸寺，上华严阁、千佛岩，寻高公堂，渡潜溪，入广化寺，观唐郭汾阳铁像，涉伊水至香山皇龛，憩石楼，临八节滩，过白公影堂。凡所经从多有诗什，自作序曰《游山录》，士大夫争传之。公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路险策杖以行，故嵩山题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其旨远矣。方公退居于洛也，齐物我，一穷通，若将终身焉。
宋人王辟之的记录，可以当作补充：
司马温公优游洛中，不屑世务，弃〔齐〕物我，一穷通，自称曰齐物子。元丰中，秋，与乐全子访亲洛汭（音瑞），并辔过韩城，抵登封，憩峻极下院，趋嵩阳，造崇福宫、紫极观，至紫虚谷，寻会善寺，过轩辕，遽达西洛。少留广度（爱？）寺，历龙门，至伊阳，以访奉先寺，登华严阁，观千佛岩，蹑山径，瞻高公真堂，步潜溪，还宝应，观文、富二公庵，之广化寺，拜汾阳祠。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诣黄（皇？）龛院，倚石楼，临八节滩，还伊口。凡所经游，发为咏歌，归叙之以为《洛游录》，士大夫争传之。
两人所记应该是同一件事。
来概括一下：两人选择的出行方式是骑马。时间是在元丰（西元1078——1085年）间某个秋天。至于行程，实际上是两站：第一站登封，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在洛阳的东南方向；然后取道轩辕向西，到达第二站龙门镇，即今天的洛阳市龙门乡。其中的韩城，应在洛阳与登封之间。因为从洛阳出发，去东南方向的登封，却绕道现在的陕西省韩城市，那也太南辕北辙了吧。第一站，两人的游览包括了崇福宫，它后来成为司马光官衔的一部分。第二站，两人曾游千佛岩，就是今天的龙门石窟，又参观了文彦博和富弼的别墅。
《游山录》与《洛游录》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两处记载都说“士大夫争传之”，所谓的“传”，当是指传抄。诗集的名称或许是在传抄中发生了变化？
据说，司马光与范镇同游嵩山，各人都带了些茶叶去。司马光用纸包，而范镇用小墨木盒子装。司马光见了，很吃惊，说：“景仁乃有茶器也！”意思是说，老范你真奢侈啊，你竟然还有茶具！范镇听司马光那样说，就把盒子留给了寺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的俭朴，当然，还有范镇对司马光意见的在乎。
西元1123年，有人在嵩山峻极院看到司马光的题字，并在自己的书中记下它们，他说他发现法堂后边的檐壁间有四句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揬，漫腾腾第热烘烘。”笔划极潦草，旁边隶书四字：“勿毁此诗。”寺僧指给他看，说那是司马相公（光）的亲笔。柱子上也有隶书大字：“旦、光、颐来。”墙上还有隶书题字：“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实地则不危。” 看来司马光不止一次到过嵩山，有一次是与司马旦、程颐一起去的。
此外，司马光有《和范景仁谢寄西游行记二首》 ：
洛川秦野郁相望，风物山河旧帝乡。涧底逢人问樵径，松间系马宿僧房。恨无同好携三雅，共讲前闻醉百场。历遍胜游翻怅望，日边回首远烟苍。
八水三川路渺茫，翠微深处白云乡。目（左目右嗤去口）懒拭如松液，领发频抓似栗房。林壑不嫌无用物，形骸难入少年场。缘苔蹑蔓知多少，千里归来屐齿苍。
“恨无同好携三雅”，此次当属单独出游。邵伯温曾说：“司马温公居洛时，往夏县展墓，省其兄郎中公，为其群从乡人说书讲学。或乘兴游荆、华诸山以归。” 这里所说的西游，大概就是从洛阳出发，至夏县展墓、看望兄长，然后经陕西，游荆、华等山，最后返回洛阳。《西游行记》当是途中所作诗篇的合集。
苏轼在《司马文正公行状》中说司马光有《游山行记》十二卷，或许就是《游山录》或者《洛游录》与《西游行记》的合集或者选集。
前两天在网上，有位网友指责司马光，说他在洛阳那么多年，拿着朝廷的俸禄，成天却游山玩水，云云。这位网友大概忘了，《资治通鉴》基本是在洛阳完成的，你想想，他怎么可能天天游山玩水呢？司马光当时的情形，相当于已经退居二线。一位年届花甲的老人，已经退居二线，还承担了那样繁重的工作，抽空适当地娱乐一下自己，不算过分吧？
第五十六章 远 游
司马光的老朋友范镇，早于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十月，以户部侍郎致仕。
之前，范镇荐苏轼任谏官，遭到谢景温的弹劾；又荐孔文仲应试制科，文仲在策卷中论新法不便，罢归原职。范镇都去力争，但都未批复，范镇即上疏，说臣言不得施行，无颜再立于朝，请谢事。臣言青苗钱不便，不听，一应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应去。说青苗法有效果，不过每年多得数百万缗钱，这些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地下冒出来的，也不是建议者从自家拿出来的，大抵全出于民间。民好比鱼，财好比水，养民却搜尽其财，譬如养鱼却竭其水。疏五上，指责王安石以喜怒定赏罚，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王安石气得发抖，亲自草制，极力诋毁。以户部侍郎致仕，凡应得的恩惠，全不给。而众人更以为荣。苏轼往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却怅然若失：“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从此日日与宾客饮酒赋诗。有人劝他称疾杜门，范镇说：“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很久以后，迁居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颍昌府治所在）。
司马光与范镇的交情很深，范镇曾说：“司马君实内翰光于予莫逆之交也。” 司马光也曾跟人说：“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
范镇迁居许昌，司马光曾作《闻范景仁迁居许昌为诗寄之》（《传家集》卷四，第五四页），不久，又作《和景仁卜居许下》 ：
壮齿相知约岁寒，索居今日鬓俱班。拂衣已解虞卿印，筑室何须谢傅山。许下田园虽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闲。他年决意归何处，便见交情厚薄间。
司马光在这首诗的小引中说：“景仁顷见许居洛，今而背之，故诗中颇致其怨。”看来，范镇曾答应司马光，要来洛阳定居。诗的最后两句，意思是说：将来决定住哪儿，就看你我交情的深浅了。大概在司马光，还是希望范镇能来洛阳定居。
洛阳也好，许昌也罢，住哪儿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这对好兄弟，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一起徜徉山水。
据新华网河南频道报道，西元2005年，在河南省偃师市万安山下的白龙潭附近，发现一处关于司马光的石刻遗迹，该遗迹位于一较浅的石窟内壁，石刻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见。石刻内容为：“司马光君实、王尚恭安之、闵交如仲孚，同至此处。元丰元年八月癸丑。”
王尚恭与司马光关系密切，耆英会、真率会的成员中都有他。闵交如可能是王尚恭的朋友吧。很显然，元丰元年（西元1078年）的八月，司马光曾到过那里。
另外，邵伯温说司马光在洛阳时，“多游寿安山，买屋瓷窑畔，为休息之地。” 司马光有《游寿安诗十首》（《传家集》卷三，第三六页），其中的《藏珠石》小注中说：“叠石溪……”看来，叠石溪在寿安（今河南省宜阳县）无疑。又有《新买叠石溪庄再用前韵招景仁》（《传家集》卷十，第一五六页），叠石溪庄应距叠石溪不远。而《和范景仁叠石溪》（《传家集》卷十，第一五三页）的小注中说：“谷口多瓷窑，……”由此断定，邵伯温所说即指“叠石溪庄”，它位于谷口的瓷窑旁边。
《叠石溪二首》 记录了他和范镇某次游叠石溪的经历：
道傍（音庞，旁边）行采药，石底卧题名。野老相迎拜，谿（音西，同溪）童乍见惊。
山鸟劝人饮，山蝉笑我狂。归时兴未尽，不得看斜阳。
司马光在诗的小注中说：溪边有石横出，下甚隘，景仁卧其下，提名而去，所以说“石底卧题名”；山里多提壶鸟，所以说“山鸟劝人饮”；山蝉的叫声像是人在笑，所以说“山蝉笑我狂”。七十多岁的老头，躺到石头底下去题名，真是够疯狂！这一切也许只是因为和老朋友在一起。
司马光又有《和范景仁叠石溪》 ：
谿边有村落，未始识纷华。去县只数里，居民逾百家。山腰荒径转，谷口翠微遮。老木纷无际，重峦浩莫涯。力穷才到顶，势尽复成洼。不定云烟色，难名药草芽。泥钧罗比屋，涧石载连车。宛有淳风在，谁云太古遐？梁随木性曲，簷逐地形斜。榛路牛呼犊，丛祠雀噪蛇。倚崖松偃盖，落石浪翻花。安用游青峤，何须蹑紫霞。好将诗笔写，还入帝城夸。已买渔樵舍，毋令后约差。
从中我们可以读到叠石溪及周围的情况：离县城不过数里，溪边有村落，居民百余家，植被茂密，重峦叠嶂。“叠石溪庄”应该比较简陋。司马光称它“渔樵舍”，大概不光是因为对渔樵生活的向往。
寿安在洛阳的西南方向，距离已不能算近。但他们曾走得更远，作一次真正的远游。
先来看邵雍的儿子邵伯温的记录：
（司马温公）尝同范景仁过韩城，抵登封，憩峻极下院，登嵩顶，入崇福宫、会善寺，由轩辕道至龙门，游广爱、奉先诸寺，上华严阁、千佛岩，寻高公堂，渡潜溪，入广化寺，观唐郭汾阳铁像，涉伊水至香山皇龛，憩石楼，临八节滩，过白公影堂。凡所经从多有诗什，自作序曰《游山录》，士大夫争传之。公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路险策杖以行，故嵩山题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其旨远矣。方公退居于洛也，齐物我，一穷通，若将终身焉。
宋人王辟之的记录，可以当作补充：
司马温公优游洛中，不屑世务，弃〔齐〕物我，一穷通，自称曰齐物子。元丰中，秋，与乐全子访亲洛汭（音瑞），并辔过韩城，抵登封，憩峻极下院，趋嵩阳，造崇福宫、紫极观，至紫虚谷，寻会善寺，过轩辕，遽达西洛。少留广度（爱？）寺，历龙门，至伊阳，以访奉先寺，登华严阁，观千佛岩，蹑山径，瞻高公真堂，步潜溪，还宝应，观文、富二公庵，之广化寺，拜汾阳祠。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诣黄（皇？）龛院，倚石楼，临八节滩，还伊口。凡所经游，发为咏歌，归叙之以为《洛游录》，士大夫争传之。
两人所记应该是同一件事。
来概括一下：两人选择的出行方式是骑马。时间是在元丰（西元1078——1085年）间某个秋天。至于行程，实际上是两站：第一站登封，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登封市，在洛阳的东南方向；然后取道轩辕向西，到达第二站龙门镇，即今天的洛阳市龙门乡。其中的韩城，应在洛阳与登封之间。因为从洛阳出发，去东南方向的登封，却绕道现在的陕西省韩城市，那也太南辕北辙了吧。第一站，两人的游览包括了崇福宫，它后来成为司马光官衔的一部分。第二站，两人曾游千佛岩，就是今天的龙门石窟，又参观了文彦博和富弼的别墅。
《游山录》与《洛游录》的内容，应该是一样的。两处记载都说“士大夫争传之”，所谓的“传”，当是指传抄。诗集的名称或许是在传抄中发生了变化？
据说，司马光与范镇同游嵩山，各人都带了些茶叶去。司马光用纸包，而范镇用小墨木盒子装。司马光见了，很吃惊，说：“景仁乃有茶器也！”意思是说，老范你真奢侈啊，你竟然还有茶具！范镇听司马光那样说，就把盒子留给了寺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的俭朴，当然，还有范镇对司马光意见的在乎。
西元1123年，有人在嵩山峻极院看到司马光的题字，并在自己的书中记下它们，他说他发现法堂后边的檐壁间有四句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揬，漫腾腾第热烘烘。”笔划极潦草，旁边隶书四字：“勿毁此诗。”寺僧指给他看，说那是司马相公（光）的亲笔。柱子上也有隶书大字：“旦、光、颐来。”墙上还有隶书题字：“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实地则不危。” 看来司马光不止一次到过嵩山，有一次是与司马旦、程颐一起去的。
此外，司马光有《和范景仁谢寄西游行记二首》 ：
洛川秦野郁相望，风物山河旧帝乡。涧底逢人问樵径，松间系马宿僧房。恨无同好携三雅，共讲前闻醉百场。历遍胜游翻怅望，日边回首远烟苍。
八水三川路渺茫，翠微深处白云乡。目（左目右嗤去口）懒拭如松液，领发频抓似栗房。林壑不嫌无用物，形骸难入少年场。缘苔蹑蔓知多少，千里归来屐齿苍。
“恨无同好携三雅”，此次当属单独出游。邵伯温曾说：“司马温公居洛时，往夏县展墓，省其兄郎中公，为其群从乡人说书讲学。或乘兴游荆、华诸山以归。” 这里所说的西游，大概就是从洛阳出发，至夏县展墓、看望兄长，然后经陕西，游荆、华等山，最后返回洛阳。《西游行记》当是途中所作诗篇的合集。
苏轼在《司马文正公行状》中说司马光有《游山行记》十二卷，或许就是《游山录》或者《洛游录》与《西游行记》的合集或者选集。
前两天在网上，有位网友指责司马光，说他在洛阳那么多年，拿着朝廷的俸禄，成天却游山玩水，云云。这位网友大概忘了，《资治通鉴》基本是在洛阳完成的，你想想，他怎么可能天天游山玩水呢？司马光当时的情形，相当于已经退居二线。一位年届花甲的老人，已经退居二线，还承担了那样繁重的工作，抽空适当地娱乐一下自己，不算过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