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给吴丞相的信 - 重说司马光
第五十四章 给吴丞相的信
熙宁八年（西元1075年）二月十一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以本官同平章事，再次为相。当初吕惠卿迎合王安石，骤迁执政，很得神宗的赏识，既得志，害怕王安石被再次起用，抢了自己的位子，因此凡是能害王安石的，无所不做。朝臣们朋附吕惠卿，也纷纷排挤王安石，来讨好吕惠卿。当时韩绛是宰相，与吕惠卿不合，屡屡发生争执，他估计自己制不住吕惠卿，就密请重新起用王安石，神宗从之。吕惠卿听到任命，愕然。次日，神宗遣使携诏书召王安石，“安石不辞，倍道而进，七日至京师。”
但仅仅一年多，熙宁九年（西元1076年）十月二十三日，王安石再次罢相。王安石复出以来，多次称病求去，年仅三十三岁的儿子王雱死后，安石更是心灰意冷，力请解职，神宗对王安石大约也有些厌倦了，于是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之后，枢密使、检校太傅吴充，及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王珪，并守前官、同平章事，两人同为宰相。
吴充，字冲卿，建州（治今福建省建瓯市）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二十岁不到，举进士，与其兄吴育、吴京、吴方都中高第。调谷熟（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南）主簿。任满进京，任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当时同辈多与宗室亲狎，唯独吴充不，他年龄最小，但很严格，宗室子弟们对他都很敬畏，相率设席受经。吴充作《六箴》以献，内容包括视、听、好、学、进德、崇俭，仁宗命人抄写了赐给皇族；英宗在藩邸，当作座右铭。
授任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候选官员胡宗尧，是翰林学士胡宿的儿子，因为小事牵连，不能改任京官。判铨欧阳修为他讲情，仇家就诬陷欧阳修，说他是胡宿的党羽，于是诏欧阳修出知同州。吴充说：欧阳修因忠直被擢为侍从，不应因谗言被逐，若认为他偏私，臣愿与欧阳修同贬。结果，欧阳修留了下来，吴充改知太常礼院。张贵妃薨，治丧越式，判寺王洙瞒着同僚们，命属吏以印纸行文书。吴充移文开封府，治属吏罪。因此违忤执政，出知高邮军（治今江苏省高邮市）。返京后，任群牧判官、开封府推官。历知陕州，京西、淮南、河东转运使。
英宗即位，权盐铁副使。熙宁元年，任知制诰。神宗即位，任同知谏院。王安石参知政事，因为吴充的儿子吴安持，是王安石的女婿，吴充避嫌解谏职。知审刑院，权三司使，为翰林学士。熙宁三年，拜枢密副使。熙宁八年，进检校太傅、枢密使。
虽是儿女亲家，但吴充并不赞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多次说新法不便。神宗知道他中立，有意任为宰相。安石离职后，就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吴充做了宰相，想要有所变革，请召还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又举荐了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
司马光与吴充是同年进士，司马光有诗《陪同年吴冲卿登宿州北楼望梁楚之郊访古作是诗》（《传家集》卷三，第三八页）。在《传家集》当中，有不少诗是写给吴充的，如《和吴冲卿病中偶书呈诸同舍光时亦卧疾》（《传家集》卷十一，第一七七页）、《和冲卿喜雨偶成》（《传家集》卷八，第一二一页）、《次韵和冲卿中秋陇月》（《传家集》卷七，第一一○页）、《秋意呈邻几冲卿》（《传家集》卷五，第七六页）、《吴冲卿直舍阎士安画墨竹歌》（《传家集》卷五，第六三页）、《和吴冲卿三哀诗》（《传家集》卷三，第三○页）、《次韵和吴冲卿秋意四首》（《传家集》卷二，第一八页）。从这些诗作判断，两人的私交，应当不错。
熙宁十年（西元1077年）四月，司马光写下《与吴丞相（充）书》 。
在那封信中，司马光先说到自己的耳闻以及感激：“光愚戆迂僻，自知于世无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窃微禄以庇身保家而已。近闻道路之人自京师来者，多云相公时语及姓名，或云亦尝有所荐引，未知虚实。光自居洛以来，仕宦之心，久已杜绝；在少壮之时，犹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须发皓然，视昏听重，齿落七八，精神衰耗，岂复容有干进之心。但以从游之久，今日特蒙齿记，感荷知己之恩，终身岂敢忘哉。顾惟相公富贵显荣，丰备已极，光疏冗之人，无一物可以为报，唯忠信之言，庶几仰酬盛德之万一耳。”看来，司马光是把这封信当作一种报答，对吴充的知己之恩。
然后，谈到时局。他说国家自推行新法以来，“中外恟恟（音汹汹，喧扰不安的样子），人无愚智，咸知其非。”州县官吏“困于烦苛，以夜继昼，弃置实务，崇饰空文，以刻急为能，以欺诬为才。”意思是说，州县的官吏们为繁法苛政所困，夜以继日，弃置实务，粉饰空文，以苛刻迅疾为能，以欺骗蒙蔽为才。而乡村的老百姓，“迫于诛敛，人无贫富，咸失作业，愁怨流移，转死沟壑、聚为盗贼，日夜引领，冀朝廷之觉寤、弊法之变更，凡几年于兹矣。”意思是说，乡村的老百姓困于搜刮，不论贫富，都没了产业，愁苦怨恨，流离道路，不是客死他乡，就是聚为盗贼，日夜盼着朝廷的觉悟、弊法的变更，如此已经数年。国家目前的状况已相当危险，“今府库之实，耗费殆竭，仓廪之储，仅支数月，民间赀产，朝不谋夕，而用度日广，掊敛日急，河北、京东、淮南蜂起之盗，攻剽城邑，杀掠官吏，官军已不能制矣。”意思是说，府库几乎耗费殆尽，仓廪只能支撑数月，民间资产也是朝不保夕，而开销却一天比一天多，搜刮一天比一天急，河北、京东、淮南等路蜂起的盗贼，攻占城邑，杀掠官吏，官军已经无力控制。司马光提到贾谊：“贾谊当汉文之世，以为譬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若当今日，必谓之火已然，而安寝而若者也。”意思是说，贾谊在汉文帝那样的盛世，仍以为当时的情形，就好比抱火放在柴堆下面，自己却睡在柴堆上面，火没烧起来，就以为安全得很。要是搁在今天，他肯定会说，大火都已经烧起来了，却还在柴堆上面呼呼大睡。
司马光鼓励吴充有所作为，他要提到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宰辅：周公“勤劳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跌倒、绊倒）尾，羽敝口瘏（病、疲极致病），终能为周家成太平之业，立八百之祚，身为太师，名播无穷，子孙奄有龟蒙，与周升降。”而另一位，王夷甫，“位居宰辅，不思经国，专欲自全，置二弟于方镇，以为三窟，及晋室阽危（音甸威，面临险境），身亦不免。”司马光设问：“然则圣贤之心，岂皆忘身徇物，不自为谋哉？盖以国家兴隆，则身未有不预其福者也。顾众人之识近，而圣贤之虑远耳。”意思是说，圣贤们难道就不为自己考虑吗？大概国家兴隆，自身自然会享到它的福分。只不过众人见识短浅，圣贤思虑深远罢了。再回到吴充，“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再为吴充陈述利害：“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万一鼠窃益多，蜂虿（蝎子一类的毒虫）有毒，则窃恐庙堂之位，亦未易安居，虽复委远机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处，乃至投簪解绂（系官印的丝带子），啸傲东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则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国家之安，更无所与让矣。”意思就是说，现在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救国家的急，保国家平安。
司马光代为谋划：“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谋，而欲求其成效，是犹恶汤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适鄢郢，而北辕疾驱也，所求必不果矣。”——救急保安的方法，若不废除青苗、免役、保甲、市易等法，停止征伐的计划，而要有所成效，就好比不想水开，却一个劲儿地添柴煽风，要去鄢郢，却向北疾驰猛跑，肯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至于具体的步骤，“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别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则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开言路，则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就是说必须先区别利害，让皇帝明白，而要让皇帝明白，就必须先开言路。“所谓开言路者，非如向时徒下诏书，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当者，一无所施行，又取其稍讦直者，随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开之也。”就是说开言路，不是像过去那样，空下诏书，让臣民们讲朝政得失，完后讲得对的，全不施行，稍直些的，又治他的罪，那是塞言路，不是开言路。现在的关键，“在于辅佐之臣朝夕启沃，唯以亲忠直、纳谏争、广聪明、去壅蔽为先务，如是则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无所隐矣。”就是说现在的关键是，辅臣要朝夕竭诚开导，以亲近忠直、采纳谏诤、开广聪明、去除壅弊为先，这样，政令的得失、百姓的疾苦，都将昭然若揭。然是他美好的展望：“以圣主睿明之资，有贤相公忠之助，使谠言日进，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况弊法何难去哉！”
接下来，他说到了紧迫：“夫难得而易失者，时也。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苟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为痼疾，虽邴魏姚宋之佐，将末如之何，必有噬脐之悔矣。”——时不我待，如今病虽已深，但还不至于病入膏肓，如果医治及时，仍然易如反掌；但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成了顽症，经久难愈，即便古贤相复生，也无济于事，想后悔都来不及了。最后是亲切的勉励：“相公读书从仕，位之首相，展志行道，政在此时，苟志无所屈，道无所失，其合则利泽施于四海，其不合则令名高于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终如此，亦可以为无负矣。”
可是，司马光的建议，吴充不能采用。当时的吴充，可能已经自顾不暇。
史书上说，王珪与吴充同为宰相，顾忌吴充，就阴掣其肘。吴充一向讨厌蔡确。蔡确处理相州（治今河南省安阳市）案件，就趁机把吴充的次子吴安持，以及亲戚、官属等都抓起来审问，想找到吴充的把柄。蔡确参政后，吴充与他当着神宗的面讨论变法，又数为所折。朝廷征讨安南，无功而返，知谏院张璪说，吴充曾有写信给统帅郭逵，阻止他进兵。又置狱。吴充原本就有病，生了瘤子，又多次遭到同僚的困辱诽谤，忧惧交加，病情日渐加重。元丰三年（西元1080年）三月，吴充乘舆归第，罢为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月余，卒，年六十。
司马光的愿望，再一次落空。
第五十四章 给吴丞相的信
熙宁八年（西元1075年）二月十一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府王安石，以本官同平章事，再次为相。当初吕惠卿迎合王安石，骤迁执政，很得神宗的赏识，既得志，害怕王安石被再次起用，抢了自己的位子，因此凡是能害王安石的，无所不做。朝臣们朋附吕惠卿，也纷纷排挤王安石，来讨好吕惠卿。当时韩绛是宰相，与吕惠卿不合，屡屡发生争执，他估计自己制不住吕惠卿，就密请重新起用王安石，神宗从之。吕惠卿听到任命，愕然。次日，神宗遣使携诏书召王安石，“安石不辞，倍道而进，七日至京师。”
但仅仅一年多，熙宁九年（西元1076年）十月二十三日，王安石再次罢相。王安石复出以来，多次称病求去，年仅三十三岁的儿子王雱死后，安石更是心灰意冷，力请解职，神宗对王安石大约也有些厌倦了，于是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之后，枢密使、检校太傅吴充，及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王珪，并守前官、同平章事，两人同为宰相。
吴充，字冲卿，建州（治今福建省建瓯市）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二十岁不到，举进士，与其兄吴育、吴京、吴方都中高第。调谷熟（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南）主簿。任满进京，任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当时同辈多与宗室亲狎，唯独吴充不，他年龄最小，但很严格，宗室子弟们对他都很敬畏，相率设席受经。吴充作《六箴》以献，内容包括视、听、好、学、进德、崇俭，仁宗命人抄写了赐给皇族；英宗在藩邸，当作座右铭。
授任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候选官员胡宗尧，是翰林学士胡宿的儿子，因为小事牵连，不能改任京官。判铨欧阳修为他讲情，仇家就诬陷欧阳修，说他是胡宿的党羽，于是诏欧阳修出知同州。吴充说：欧阳修因忠直被擢为侍从，不应因谗言被逐，若认为他偏私，臣愿与欧阳修同贬。结果，欧阳修留了下来，吴充改知太常礼院。张贵妃薨，治丧越式，判寺王洙瞒着同僚们，命属吏以印纸行文书。吴充移文开封府，治属吏罪。因此违忤执政，出知高邮军（治今江苏省高邮市）。返京后，任群牧判官、开封府推官。历知陕州，京西、淮南、河东转运使。
英宗即位，权盐铁副使。熙宁元年，任知制诰。神宗即位，任同知谏院。王安石参知政事，因为吴充的儿子吴安持，是王安石的女婿，吴充避嫌解谏职。知审刑院，权三司使，为翰林学士。熙宁三年，拜枢密副使。熙宁八年，进检校太傅、枢密使。
虽是儿女亲家，但吴充并不赞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多次说新法不便。神宗知道他中立，有意任为宰相。安石离职后，就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吴充做了宰相，想要有所变革，请召还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又举荐了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
司马光与吴充是同年进士，司马光有诗《陪同年吴冲卿登宿州北楼望梁楚之郊访古作是诗》（《传家集》卷三，第三八页）。在《传家集》当中，有不少诗是写给吴充的，如《和吴冲卿病中偶书呈诸同舍光时亦卧疾》（《传家集》卷十一，第一七七页）、《和冲卿喜雨偶成》（《传家集》卷八，第一二一页）、《次韵和冲卿中秋陇月》（《传家集》卷七，第一一○页）、《秋意呈邻几冲卿》（《传家集》卷五，第七六页）、《吴冲卿直舍阎士安画墨竹歌》（《传家集》卷五，第六三页）、《和吴冲卿三哀诗》（《传家集》卷三，第三○页）、《次韵和吴冲卿秋意四首》（《传家集》卷二，第一八页）。从这些诗作判断，两人的私交，应当不错。
熙宁十年（西元1077年）四月，司马光写下《与吴丞相（充）书》 。
在那封信中，司马光先说到自己的耳闻以及感激：“光愚戆迂僻，自知于世无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窃微禄以庇身保家而已。近闻道路之人自京师来者，多云相公时语及姓名，或云亦尝有所荐引，未知虚实。光自居洛以来，仕宦之心，久已杜绝；在少壮之时，犹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须发皓然，视昏听重，齿落七八，精神衰耗，岂复容有干进之心。但以从游之久，今日特蒙齿记，感荷知己之恩，终身岂敢忘哉。顾惟相公富贵显荣，丰备已极，光疏冗之人，无一物可以为报，唯忠信之言，庶几仰酬盛德之万一耳。”看来，司马光是把这封信当作一种报答，对吴充的知己之恩。
然后，谈到时局。他说国家自推行新法以来，“中外恟恟（音汹汹，喧扰不安的样子），人无愚智，咸知其非。”州县官吏“困于烦苛，以夜继昼，弃置实务，崇饰空文，以刻急为能，以欺诬为才。”意思是说，州县的官吏们为繁法苛政所困，夜以继日，弃置实务，粉饰空文，以苛刻迅疾为能，以欺骗蒙蔽为才。而乡村的老百姓，“迫于诛敛，人无贫富，咸失作业，愁怨流移，转死沟壑、聚为盗贼，日夜引领，冀朝廷之觉寤、弊法之变更，凡几年于兹矣。”意思是说，乡村的老百姓困于搜刮，不论贫富，都没了产业，愁苦怨恨，流离道路，不是客死他乡，就是聚为盗贼，日夜盼着朝廷的觉悟、弊法的变更，如此已经数年。国家目前的状况已相当危险，“今府库之实，耗费殆竭，仓廪之储，仅支数月，民间赀产，朝不谋夕，而用度日广，掊敛日急，河北、京东、淮南蜂起之盗，攻剽城邑，杀掠官吏，官军已不能制矣。”意思是说，府库几乎耗费殆尽，仓廪只能支撑数月，民间资产也是朝不保夕，而开销却一天比一天多，搜刮一天比一天急，河北、京东、淮南等路蜂起的盗贼，攻占城邑，杀掠官吏，官军已经无力控制。司马光提到贾谊：“贾谊当汉文之世，以为譬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若当今日，必谓之火已然，而安寝而若者也。”意思是说，贾谊在汉文帝那样的盛世，仍以为当时的情形，就好比抱火放在柴堆下面，自己却睡在柴堆上面，火没烧起来，就以为安全得很。要是搁在今天，他肯定会说，大火都已经烧起来了，却还在柴堆上面呼呼大睡。
司马光鼓励吴充有所作为，他要提到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宰辅：周公“勤劳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跌倒、绊倒）尾，羽敝口瘏（病、疲极致病），终能为周家成太平之业，立八百之祚，身为太师，名播无穷，子孙奄有龟蒙，与周升降。”而另一位，王夷甫，“位居宰辅，不思经国，专欲自全，置二弟于方镇，以为三窟，及晋室阽危（音甸威，面临险境），身亦不免。”司马光设问：“然则圣贤之心，岂皆忘身徇物，不自为谋哉？盖以国家兴隆，则身未有不预其福者也。顾众人之识近，而圣贤之虑远耳。”意思是说，圣贤们难道就不为自己考虑吗？大概国家兴隆，自身自然会享到它的福分。只不过众人见识短浅，圣贤思虑深远罢了。再回到吴充，“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再为吴充陈述利害：“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万一鼠窃益多，蜂虿（蝎子一类的毒虫）有毒，则窃恐庙堂之位，亦未易安居，虽复委远机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处，乃至投簪解绂（系官印的丝带子），啸傲东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则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国家之安，更无所与让矣。”意思就是说，现在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救国家的急，保国家平安。
司马光代为谋划：“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谋，而欲求其成效，是犹恶汤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适鄢郢，而北辕疾驱也，所求必不果矣。”——救急保安的方法，若不废除青苗、免役、保甲、市易等法，停止征伐的计划，而要有所成效，就好比不想水开，却一个劲儿地添柴煽风，要去鄢郢，却向北疾驰猛跑，肯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至于具体的步骤，“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别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则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开言路，则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就是说必须先区别利害，让皇帝明白，而要让皇帝明白，就必须先开言路。“所谓开言路者，非如向时徒下诏书，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当者，一无所施行，又取其稍讦直者，随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开之也。”就是说开言路，不是像过去那样，空下诏书，让臣民们讲朝政得失，完后讲得对的，全不施行，稍直些的，又治他的罪，那是塞言路，不是开言路。现在的关键，“在于辅佐之臣朝夕启沃，唯以亲忠直、纳谏争、广聪明、去壅蔽为先务，如是则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无所隐矣。”就是说现在的关键是，辅臣要朝夕竭诚开导，以亲近忠直、采纳谏诤、开广聪明、去除壅弊为先，这样，政令的得失、百姓的疾苦，都将昭然若揭。然是他美好的展望：“以圣主睿明之资，有贤相公忠之助，使谠言日进，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况弊法何难去哉！”
接下来，他说到了紧迫：“夫难得而易失者，时也。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苟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为痼疾，虽邴魏姚宋之佐，将末如之何，必有噬脐之悔矣。”——时不我待，如今病虽已深，但还不至于病入膏肓，如果医治及时，仍然易如反掌；但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成了顽症，经久难愈，即便古贤相复生，也无济于事，想后悔都来不及了。最后是亲切的勉励：“相公读书从仕，位之首相，展志行道，政在此时，苟志无所屈，道无所失，其合则利泽施于四海，其不合则令名高于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终如此，亦可以为无负矣。”
可是，司马光的建议，吴充不能采用。当时的吴充，可能已经自顾不暇。
史书上说，王珪与吴充同为宰相，顾忌吴充，就阴掣其肘。吴充一向讨厌蔡确。蔡确处理相州（治今河南省安阳市）案件，就趁机把吴充的次子吴安持，以及亲戚、官属等都抓起来审问，想找到吴充的把柄。蔡确参政后，吴充与他当着神宗的面讨论变法，又数为所折。朝廷征讨安南，无功而返，知谏院张璪说，吴充曾有写信给统帅郭逵，阻止他进兵。又置狱。吴充原本就有病，生了瘤子，又多次遭到同僚的困辱诽谤，忧惧交加，病情日渐加重。元丰三年（西元1080年）三月，吴充乘舆归第，罢为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月余，卒，年六十。
司马光的愿望，再一次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