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求 去 - 重说司马光
第四十九章 求 去
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四月以后的一系列任免，显得颇为反常。
四月初八日，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言新法不便，及吕惠卿奸邪、不可用，出知颍州（治今安徽省阜阳市）。吕公著与王安石“素相厚”，王安石曾说：“吕十六（吕公著排行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后来举荐吕公著为御史中丞，又说吕公著有“八元”、“八凯”之贤。我们知道，相传古帝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八元”；高阳氏也有才子八人，称“八凯”。可是半年不到，吕公著不赞成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又说吕公著有“欢兜”、“共工”之奸。我们还记得，此前河北安抚使韩琦曾极言青苗法不便，神宗不听。孙觉当时对神宗说：“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吕公著与孙觉都有一把好胡须，是美髯公，神宗只记住了美髯，时间一久，就错把吕公著当成了孙觉，曾对辅臣们说，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就以此莫须有的罪名，将吕公著贬出。
四月十九日，以前秀州（治今浙江省嘉兴市）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李定，字资深，扬州（治今江苏省扬州市）人。早年受学于王安石。登进士第，任定远县（今安徽省定远县）县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西元1069年），因孙觉举荐，召至京师。李定初到京师，先去拜谒了谏官李常，李常问：“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如何？”（你从南方来，老百姓以为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民优之，无不喜者。”（都认为很好，没有不喜欢的。）李常告诫：“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朝廷上下正争论此事，你别这样说。）李定立即跑去跟王安石讲了，并说：“定但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乃不许。”（李定只知说实话，不知京师却不许。）王安石大喜，立即推荐应对。神宗主意始定。王安石让李定知谏院，宰相说以李定的资历，没有这种先例。改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都认为这不符合程序，拒绝起草任命文件。诏谕数四，坚持不肯。最终，三人以屡违诏命，免去知制诰，时称“熙宁三舍人”。
不久，御史陈荐上疏，说李定任泾县（今安徽省泾县西北）主簿的时候，得到母亲仇氏的死讯，隐匿不为服丧。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调查，奏说李定曾以父亲年老求归侍养，没说是为生母服丧。李定辩称不知自己是仇氏所生。曾公亮认为李定应当补服。王安石力主李定出任御史里行。于是陈荐又被免职。改任李定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都说，李定不孝，不宜居劝讲之地，并认为王安石有罪，章六七上。王安石又请免二人。李定不自安，请求解职。最终，李定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五月初二日，司马光上《论李定劄子》 ，我们从中得知，当时宋敏求等已多次封还“词头”，数日以来，外间都说朝廷已因此撤销了任命，但当天又有传闻，说有劄子行下舍人院，令必须草拟。司马光担心此举会让朝臣们变得苟且，会塞绝言路。在“贴黄”中司马光又补充说，国家不次用人，自无常法，但必须要让众人心服才好。臣与李定素不相识，不知其品行才能如何，陛下若确知其贤，“何不且试之以渐，俟其功效显著，众皆知之，然后不次擢用”，到时候谁说不行。何必今日与臣下力较胜负？“殆非人君广大之体也”。
四月二十三日，以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雅善”王安石，关系不错，而且，谢景温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算是姻亲。
当初，王安石屡劝神宗独断，神宗遂专门信任他。苏轼曾为开封府试官，策问进士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王安石看了很不高兴。苏轼此前多次上章，言时政得失，王安石已大为不快。当时诏举谏官，范镇举荐了苏轼。谢景温怕苏轼作谏官会对王安石不利，就弹劾苏轼，说当年苏轼母亲去世，他归蜀服丧，多占舟船，贩私盐、苏木。这相当于倒卖国家专营物资，为当时法律禁止。朝廷派人缉捕艄公、船夫，但终查无实据。苏轼觉得很受伤，不久，乞外任，遂出判杭州。
大概正是这些不寻常的任免，促使司马光决定，离开京师。
八月初八日，垂拱殿登对，司马光乞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
神宗说：卿怎么能外任，朕正要重申前命，卿且接受了。（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前命，卿且受之。）
司马光婉辞：原职臣将不能供，请求外补，又何况提拔？（臣旧职且不能供，求外补，况敢当进用？）
神宗问：为什么？（何故？）
司马光答：臣绝不敢留。（臣必不敢留。）
神宗沉吟良久，说：王安石素与卿友好，卿为何自我猜疑？（王安石素与卿善，卿何自疑？）
司马光说：臣素与安石友好，但自安石执政以来，抵触甚多。如今违逆安石如苏轼等，安石全不顾交情，陷以酷法。臣不敢避削黜，苟全交情。臣友安石，岂如吕公著？安石举荐吕公著说什么？后来诋毁又说什么？都是同一个人，为何前是而后非？肯定有不靠谱的。（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忤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苟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公著？安石所举公著云何？后毁之云何？彼一人耳，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
神宗说：安石与公著关系密切，如胶似漆，但至其有罪，不敢隐恶，这说明安石极公正啊。（安石与公著如胶漆，及其有罪，不敢隐其恶，乃安石之至公也。）
神宗又说：青苗法已有显效。（青苗已有显效。）
司马光说：此事非，天下共知，只有安石之党以为是。（兹事天下知为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尔。）
神宗转而言他：苏轼不好，卿错识了人。鲜于侁在远地，苏轼传给他奏稿；韩琦赠银三百两他不受，却贩盐及苏木、瓷器。（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
司马光认为不可能：凡批评人应先弄清他的意图，苏轼贩卖所得，有赠银多吗？安石一向恨苏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攻击苏轼，臣岂能自保？不可不早去。且苏轼虽不好，岂不强过李定？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不如，安石却喜欢，要用为台官。（凡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臣，岂能自保？不可不早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胜李定，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欲为台官。）
从这段对话来看，司马光所以请外任，是预感到了某种必然。司马光大概认为，与其遭到攻击被迫离开，不如趁早自请外任。
九月二十三日，延和殿登对，司马光再请许州及西京留台。
神宗问：必须许州吗？（须得许州耶？）
司马光答：臣哪敢必须，只要稍近乡里，即臣之幸。（臣安敢必，但稍便乡里，即幸耳。）
神宗又问：西京怎么样？（西京如何？）
司马光又答：恐怕非得才士不行，不过，若朝廷差遣，不敢推辞。（恐非才不能了，若朝廷差遣，不敢辞。）
然后，拜谢而退。
已经在讨论具体去向。从这段对话来看，当时神宗打算让司马光去西京留台任职。
但很快有了变化。
九月二十六日，司马光得到消息，已除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 接着，消息得到证实。十月初五日，敕受永兴军敕告。 后又受宣永兴一路都总管、安抚使，凡事长施行及传宣永兴军（指京兆府，治今陕西省西安市）、同（治今陕西省大荔县）、华（治今陕西省华县）、乾（治今陕西省乾县）、商（治今陕西省商洛市）、虢（治今河南省灵宝市）、解州（治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陕（治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河中（治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庆成军（治今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依此。 就是说，司马光的都总管及安抚使的管辖权，限于以上十个腹地州军。
司马光已经接受任命，但还不能立即赴任，有些事情他必须做出安排。
首先是书局。四月，刘攽因写信论新法不便，被贬为泰州（治今江苏省泰州市）通判，要离开书局。六月初四日，司马光乞差前知龙水县（今四川省资阳市西南）范祖禹，同修《资治通鉴》。许之。
范祖禹，字淳甫、梦得。祖禹出生时，母亲梦到一“伟丈夫”，身穿黄金甲，进入寝室，说：“吾汉将军邓禹。”醒来还能看到，遂以为名。祖禹幼年失怙，由叔祖范镇养大。祖禹相当自卑，过年过节大家宴集，祖禹往往伤心落泪，自觉无地自容，就闭门读书。到京师后，交往的都是名人。范镇很器重他，说：“此儿，天下士也。”中进士甲科。此后十五年，他将作为司马光的主要助手，直至书成。
刘攽与范祖禹的工作交接，需要司马光的指导。
书局的另一个重要助手刘恕，司马光得外任不久，也以母亲年迈，告归南康（今江西省南康市）老家，乞监酒税，以就近侍养。诏即官修书，遥隶书局。 刘恕离开后的工作，也需要司马光的指点。
这样，一个月很快过去，已是十一月。
此前的八月二十二日，西夏大举入侵环州（治今甘肃省环县）、庆州（治今甘肃省庆阳市），攻打各堡寨，多的号称二十万，少的不下一二万。屯兵榆林，距庆州四十里；游骑至城下，九天才退。钤辖郭庆、都监高敏、魏庆宗、秦勃等战死。
免役法的正式推行，还要等到十二月二十二日。但免役法的讨论其实由来已久。所谓免役法，就是老百姓不再服役，改为出钱，官府再用这些钱雇人代役。具体就是将老百姓按贫富分成五等，按等出钱，叫做“免役钱”。原来不用服役的官户、女户、寺观、单丁及未成丁户，也要按等出钱，叫做“助役钱”。先定州或县雇役所需，然后按等分摊。又增收两成，以备水旱欠缺，叫做“免役宽剩钱”。
十一月初二日，司马光上《乞免永兴军路苗役钱劄子》 ，认为免役法为害，肯定比青苗法更甚。为什么呢？上等户从来都是轮流充役，还有时间休息，现在年年出钱，是永无休息之期；下等户及单丁、女户等，从来不负担徭役，现在全让出钱，是让孤贫鳏寡都不得免役；钱少，雇不到足够的人，钱多，势必要重敛，雇不到足够的人，公家就要误事，重敛于民，不免众心愁怨。而且，受雇的都是些浮浪子弟，让他们守官物，必定侵盗，让他们办公事，必定为奸；东窗事发就铤而走险，又没有田宅和宗族的牵累。建议者又称，如果雇不到足够的人，就依惯例轮差，再付钱给他。司马光说这是徒有免役之名，而役不免，只无故普增数倍赋税而已。最后司马光以陕西连年奉边，加之今年大旱，民力凋敝，请特免永兴军一路青苗、免役钱，以爱惜民力，专奉边费。
不久，又上《乞不令陕西义勇戍边及刺充正兵劄子》 。由此可知，当时传说，环庆路曾有用义勇迎敌，结果义勇望风奔逃，溃不成军，死伤甚众。又有传闻，说有人建议训练义勇，开赴前线。司马光说如果继续调发义勇戍边，或者刺充正兵，已有环庆之败在先，等于无罪而去赴死，恐怕人情大有不安。国家既加重赋税以尽其财，又逼之战斗以绝其命，这是驱良民为盗。百姓作官军则惜生，望风逃走；作盗贼则必死，可以以一当百。恐怕今天的训练，就是他日作盗贼的资本。又说庙堂之议，臣不得而知，万一有此，诏下之日，臣论列不及；何况要远离朝廷，所以不得不事先说出。
很快，再上《乞留诸州屯兵劄子》 。从中得知，当时永兴军等十州，所管屯驻禁军极少。境内驻军大多是沿边到内地就粮的兵士。他们平时分为上下两部，一半在各州，稍遇边境紧急，就全部调走。司马光认为戎狄犯边，自应竭力防御，但腹地州军，也不能全无武备。而且，各州都有军资兵器，万一内乱，间谍从内呼应，或者盗贼乘虚而入，坏人暗地生事，本州官吏手下无兵，虽有智勇，也只有束手。司马光建议，各州应各添一指挥禁军屯驻，其中永兴军为关中根本，宜添两指挥。若朝廷另无部队可以调拨，就请在沿边就粮的禁军内划拨，边境再不许抽调。
第四十九章 求 去
熙宁三年（西元1070年）四月以后的一系列任免，显得颇为反常。
四月初八日，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言新法不便，及吕惠卿奸邪、不可用，出知颍州（治今安徽省阜阳市）。吕公著与王安石“素相厚”，王安石曾说：“吕十六（吕公著排行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后来举荐吕公著为御史中丞，又说吕公著有“八元”、“八凯”之贤。我们知道，相传古帝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八元”；高阳氏也有才子八人，称“八凯”。可是半年不到，吕公著不赞成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又说吕公著有“欢兜”、“共工”之奸。我们还记得，此前河北安抚使韩琦曾极言青苗法不便，神宗不听。孙觉当时对神宗说：“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吕公著与孙觉都有一把好胡须，是美髯公，神宗只记住了美髯，时间一久，就错把吕公著当成了孙觉，曾对辅臣们说，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就以此莫须有的罪名，将吕公著贬出。
四月十九日，以前秀州（治今浙江省嘉兴市）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李定，字资深，扬州（治今江苏省扬州市）人。早年受学于王安石。登进士第，任定远县（今安徽省定远县）县尉、秀州判官。熙宁二年（西元1069年），因孙觉举荐，召至京师。李定初到京师，先去拜谒了谏官李常，李常问：“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如何？”（你从南方来，老百姓以为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民优之，无不喜者。”（都认为很好，没有不喜欢的。）李常告诫：“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朝廷上下正争论此事，你别这样说。）李定立即跑去跟王安石讲了，并说：“定但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乃不许。”（李定只知说实话，不知京师却不许。）王安石大喜，立即推荐应对。神宗主意始定。王安石让李定知谏院，宰相说以李定的资历，没有这种先例。改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都认为这不符合程序，拒绝起草任命文件。诏谕数四，坚持不肯。最终，三人以屡违诏命，免去知制诰，时称“熙宁三舍人”。
不久，御史陈荐上疏，说李定任泾县（今安徽省泾县西北）主簿的时候，得到母亲仇氏的死讯，隐匿不为服丧。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调查，奏说李定曾以父亲年老求归侍养，没说是为生母服丧。李定辩称不知自己是仇氏所生。曾公亮认为李定应当补服。王安石力主李定出任御史里行。于是陈荐又被免职。改任李定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都说，李定不孝，不宜居劝讲之地，并认为王安石有罪，章六七上。王安石又请免二人。李定不自安，请求解职。最终，李定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五月初二日，司马光上《论李定劄子》 ，我们从中得知，当时宋敏求等已多次封还“词头”，数日以来，外间都说朝廷已因此撤销了任命，但当天又有传闻，说有劄子行下舍人院，令必须草拟。司马光担心此举会让朝臣们变得苟且，会塞绝言路。在“贴黄”中司马光又补充说，国家不次用人，自无常法，但必须要让众人心服才好。臣与李定素不相识，不知其品行才能如何，陛下若确知其贤，“何不且试之以渐，俟其功效显著，众皆知之，然后不次擢用”，到时候谁说不行。何必今日与臣下力较胜负？“殆非人君广大之体也”。
四月二十三日，以淮南转运使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雅善”王安石，关系不错，而且，谢景温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算是姻亲。
当初，王安石屡劝神宗独断，神宗遂专门信任他。苏轼曾为开封府试官，策问进士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王安石看了很不高兴。苏轼此前多次上章，言时政得失，王安石已大为不快。当时诏举谏官，范镇举荐了苏轼。谢景温怕苏轼作谏官会对王安石不利，就弹劾苏轼，说当年苏轼母亲去世，他归蜀服丧，多占舟船，贩私盐、苏木。这相当于倒卖国家专营物资，为当时法律禁止。朝廷派人缉捕艄公、船夫，但终查无实据。苏轼觉得很受伤，不久，乞外任，遂出判杭州。
大概正是这些不寻常的任免，促使司马光决定，离开京师。
八月初八日，垂拱殿登对，司马光乞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
神宗说：卿怎么能外任，朕正要重申前命，卿且接受了。（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前命，卿且受之。）
司马光婉辞：原职臣将不能供，请求外补，又何况提拔？（臣旧职且不能供，求外补，况敢当进用？）
神宗问：为什么？（何故？）
司马光答：臣绝不敢留。（臣必不敢留。）
神宗沉吟良久，说：王安石素与卿友好，卿为何自我猜疑？（王安石素与卿善，卿何自疑？）
司马光说：臣素与安石友好，但自安石执政以来，抵触甚多。如今违逆安石如苏轼等，安石全不顾交情，陷以酷法。臣不敢避削黜，苟全交情。臣友安石，岂如吕公著？安石举荐吕公著说什么？后来诋毁又说什么？都是同一个人，为何前是而后非？肯定有不靠谱的。（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忤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苟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公著？安石所举公著云何？后毁之云何？彼一人耳，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
神宗说：安石与公著关系密切，如胶似漆，但至其有罪，不敢隐恶，这说明安石极公正啊。（安石与公著如胶漆，及其有罪，不敢隐其恶，乃安石之至公也。）
神宗又说：青苗法已有显效。（青苗已有显效。）
司马光说：此事非，天下共知，只有安石之党以为是。（兹事天下知为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尔。）
神宗转而言他：苏轼不好，卿错识了人。鲜于侁在远地，苏轼传给他奏稿；韩琦赠银三百两他不受，却贩盐及苏木、瓷器。（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
司马光认为不可能：凡批评人应先弄清他的意图，苏轼贩卖所得，有赠银多吗？安石一向恨苏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攻击苏轼，臣岂能自保？不可不早去。且苏轼虽不好，岂不强过李定？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不如，安石却喜欢，要用为台官。（凡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臣，岂能自保？不可不早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胜李定，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欲为台官。）
从这段对话来看，司马光所以请外任，是预感到了某种必然。司马光大概认为，与其遭到攻击被迫离开，不如趁早自请外任。
九月二十三日，延和殿登对，司马光再请许州及西京留台。
神宗问：必须许州吗？（须得许州耶？）
司马光答：臣哪敢必须，只要稍近乡里，即臣之幸。（臣安敢必，但稍便乡里，即幸耳。）
神宗又问：西京怎么样？（西京如何？）
司马光又答：恐怕非得才士不行，不过，若朝廷差遣，不敢推辞。（恐非才不能了，若朝廷差遣，不敢辞。）
然后，拜谢而退。
已经在讨论具体去向。从这段对话来看，当时神宗打算让司马光去西京留台任职。
但很快有了变化。
九月二十六日，司马光得到消息，已除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 接着，消息得到证实。十月初五日，敕受永兴军敕告。 后又受宣永兴一路都总管、安抚使，凡事长施行及传宣永兴军（指京兆府，治今陕西省西安市）、同（治今陕西省大荔县）、华（治今陕西省华县）、乾（治今陕西省乾县）、商（治今陕西省商洛市）、虢（治今河南省灵宝市）、解州（治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陕（治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河中（治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庆成军（治今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依此。 就是说，司马光的都总管及安抚使的管辖权，限于以上十个腹地州军。
司马光已经接受任命，但还不能立即赴任，有些事情他必须做出安排。
首先是书局。四月，刘攽因写信论新法不便，被贬为泰州（治今江苏省泰州市）通判，要离开书局。六月初四日，司马光乞差前知龙水县（今四川省资阳市西南）范祖禹，同修《资治通鉴》。许之。
范祖禹，字淳甫、梦得。祖禹出生时，母亲梦到一“伟丈夫”，身穿黄金甲，进入寝室，说：“吾汉将军邓禹。”醒来还能看到，遂以为名。祖禹幼年失怙，由叔祖范镇养大。祖禹相当自卑，过年过节大家宴集，祖禹往往伤心落泪，自觉无地自容，就闭门读书。到京师后，交往的都是名人。范镇很器重他，说：“此儿，天下士也。”中进士甲科。此后十五年，他将作为司马光的主要助手，直至书成。
刘攽与范祖禹的工作交接，需要司马光的指导。
书局的另一个重要助手刘恕，司马光得外任不久，也以母亲年迈，告归南康（今江西省南康市）老家，乞监酒税，以就近侍养。诏即官修书，遥隶书局。 刘恕离开后的工作，也需要司马光的指点。
这样，一个月很快过去，已是十一月。
此前的八月二十二日，西夏大举入侵环州（治今甘肃省环县）、庆州（治今甘肃省庆阳市），攻打各堡寨，多的号称二十万，少的不下一二万。屯兵榆林，距庆州四十里；游骑至城下，九天才退。钤辖郭庆、都监高敏、魏庆宗、秦勃等战死。
免役法的正式推行，还要等到十二月二十二日。但免役法的讨论其实由来已久。所谓免役法，就是老百姓不再服役，改为出钱，官府再用这些钱雇人代役。具体就是将老百姓按贫富分成五等，按等出钱，叫做“免役钱”。原来不用服役的官户、女户、寺观、单丁及未成丁户，也要按等出钱，叫做“助役钱”。先定州或县雇役所需，然后按等分摊。又增收两成，以备水旱欠缺，叫做“免役宽剩钱”。
十一月初二日，司马光上《乞免永兴军路苗役钱劄子》 ，认为免役法为害，肯定比青苗法更甚。为什么呢？上等户从来都是轮流充役，还有时间休息，现在年年出钱，是永无休息之期；下等户及单丁、女户等，从来不负担徭役，现在全让出钱，是让孤贫鳏寡都不得免役；钱少，雇不到足够的人，钱多，势必要重敛，雇不到足够的人，公家就要误事，重敛于民，不免众心愁怨。而且，受雇的都是些浮浪子弟，让他们守官物，必定侵盗，让他们办公事，必定为奸；东窗事发就铤而走险，又没有田宅和宗族的牵累。建议者又称，如果雇不到足够的人，就依惯例轮差，再付钱给他。司马光说这是徒有免役之名，而役不免，只无故普增数倍赋税而已。最后司马光以陕西连年奉边，加之今年大旱，民力凋敝，请特免永兴军一路青苗、免役钱，以爱惜民力，专奉边费。
不久，又上《乞不令陕西义勇戍边及刺充正兵劄子》 。由此可知，当时传说，环庆路曾有用义勇迎敌，结果义勇望风奔逃，溃不成军，死伤甚众。又有传闻，说有人建议训练义勇，开赴前线。司马光说如果继续调发义勇戍边，或者刺充正兵，已有环庆之败在先，等于无罪而去赴死，恐怕人情大有不安。国家既加重赋税以尽其财，又逼之战斗以绝其命，这是驱良民为盗。百姓作官军则惜生，望风逃走；作盗贼则必死，可以以一当百。恐怕今天的训练，就是他日作盗贼的资本。又说庙堂之议，臣不得而知，万一有此，诏下之日，臣论列不及；何况要远离朝廷，所以不得不事先说出。
很快，再上《乞留诸州屯兵劄子》 。从中得知，当时永兴军等十州，所管屯驻禁军极少。境内驻军大多是沿边到内地就粮的兵士。他们平时分为上下两部，一半在各州，稍遇边境紧急，就全部调走。司马光认为戎狄犯边，自应竭力防御，但腹地州军，也不能全无武备。而且，各州都有军资兵器，万一内乱，间谍从内呼应，或者盗贼乘虚而入，坏人暗地生事，本州官吏手下无兵，虽有智勇，也只有束手。司马光建议，各州应各添一指挥禁军屯驻，其中永兴军为关中根本，宜添两指挥。若朝廷另无部队可以调拨，就请在沿边就粮的禁军内划拨，边境再不许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