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上体要疏》 - 重说司马光
第四十四章 《上体要疏》
神宗熙宁二年（西元1069年）八月初五日，司马光有《上体要疏》 。
这个奏疏可以说是，司马光对近来时事观点的集中表述。所谓时事，我们都知道，最主要的就是王安石正在推行的新法。
自本年度二月初三日王安石参知政事以来，变法已经逐步展开：二月二十七日，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 四月二十一日，应三司条例司之请，派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陈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八人去往诸路，考察农田水利及赋役。 七月十七日，在淮（即淮南路）、浙（即两浙路）、江（包括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湖（包括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六路推行均输法。我们知道，在帝国时代，地方每年都要向中央进贡一定数量的实物，各地的税收当中，也有一部分是实物，另外，国家每年还有一定数量的采购计划。所谓均输法，就是国家每年拿出一笔钱，交给专门的机构，由它来统筹六路的税收、政府采购以及进贡事宜，以便“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就是说把实物转卖到物价高的地方，然后，再到物价低的地方去买。理论上中间会有差价，这个差价，就成为国家的一项额外收入。
司马光首先提到，上此奏疏的原因，是四月二十四日的求谏诏书。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没有诏书，司马光照样会上疏。对时政的看法，他总是要设法表达出来。
然后，他说：“臣闻为政有体，治事有要，自古圣帝明王，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意思是说自古以来的圣明帝王，所以能够无为而治，都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为政有体，治事有要”。
什么是“为政有体”呢？司马光解释：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相维，内外相制，就好比网之有纲（网上的大绳）、丝之有纪（丝的头绪）。古代君王设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纲纪”其内，又设方伯、州牧、卒正、连帅、属长，以“纲纪”其外，因此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无不遵从。这就是“为政之体”。
什么是“治事有要”呢？司马光解释：人的智慧有限，气力也非无穷，以一人的智能和体力，要兼及天下诸事，做到件件皆知，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王者的职责，就在于量才任人，赏功罚罪。若能慎择公卿牧伯而恰当任用，其余不用你选就变精了；谨察公卿牧伯的贤愚善恶而进退赏罚，其余不用你进退赏罚就治理好了。这样，王者选择的人不多，审察的事也不繁。这就是“治事有要”。
接着就是批评了：“然自践祚以来，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意思是说神宗即位三年了，虽然孜孜不倦，励精图治，但效果还是不很明显，大概就是没把握好这个体和要！
其一，祖宗以来，内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司、审官、审刑等在京诸司，外设转运使、知州、知县等众官，以相统御，上下有序。这就是所谓的“纲纪”。如今陛下“好使大臣夺小臣事，小臣侵大臣职”，因此大臣解体，不肯竭忠，小臣推诿，不肯尽力。这就是百官懈怠、万事衰颓的原因所在。“而陛下方用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
然后要说到时事：今天的两府在职责上，即相当于古代的宰相，中书省主文，枢密院主武。若是百官之长任非其人，刑赏大政有失其宜，这是两府的责任。至于钱粮不充足、条例不恰当，那就是三司的事了。陛下若能精选知晓钱粮、忧公忘私的人，任为三司使、副、判官、诸路转运使，“各使久于其任，以尽其能，有功则进，无功则退，名不能乱实，伪不能掩真，安民勿扰，使之自富，处之有道，用之有节”，这样何愁财利不丰？如今却使两府大臣，“悉取三司条例，别置一局，聚文士数人，与之谋议，改更制置，三司皆不与闻”，臣担心改的结果未必胜过从前，只白白搞乱祖宗成法而已，“考古则不合，适今则非宜，吏缘为奸，农商失业”，数年之后，“府库耗竭于上，百姓愁困于下，众心离骇，将不复振矣！”而且，两府于天下事，无不统领，若百官的职事，都要两府去管，“则在上者不胜其劳，而在下者为无所用矣”。又监牧使管养马，四园苑管征税，如今却让监牧使不属群牧司，四园苑不属三司提举司，“则在下者各得专权自恣，而在上者为无所用矣”。司马光反问：“陛下方欲纳天下于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禀其上，能为治乎？”然后是总结：“若此之类，臣窃恐似未得其体也！”
我们清楚，这是针对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而言。
其二，凡天下事，在一县的应交知县处理，在一州的应交知州处理，在一路的应交转运使处理，在边鄙的应交将帅处理，然后才能能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久任其位，识其人情，知其物宜，赏罚之权，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
接着说到当下：如今朝廷每有一事，不是交给将帅、监司、守宰，让他们想办法解决，然后责以成效，施行赏罚，却常好另遣使者，衔命奔走，道路相继，但所到之处徒有烦扰，于事却未必有益，不如不遣为好！因为事情的利弊、官吏的能否，使者都不清楚，不免临时询问，若遇到“公明忠信”的人，还仅能得其一二，可要遇上“私闇奸险”的人，是非将为之倒置！两类人杂在一起，使者无法立即分辨，因此往往坏事，而少能有益。“非将帅、监司、守宰皆贤，而使者皆愚也，累岁之讲求，与一朝之议论，积久之采察，与目前之毁誉，精粗详略，其势不同故也。”至于居官多年，却不知利害，接触已久，却不知能否，或虽知利害而不能变更，虽知能否却不能黜陟，那都是些愚昧邪曲的人，“朝廷当察而去之，更择贤者以代其位，不当数遣使者，扰乱其间，使不得行其职业也！”
要说到人之常情了：又庸人之情，若策非己出，就嫉妒，就破坏，惟恐事成。此类官吏，十常五六。假如使者的谋划，曲尽其宜，使者在当地的时候，当职之人，已经怏怏不快，不肯同心协力，说朝廷自派专使来管，我哪敢与知；等使者走了，他一定随后败坏，说使者已谋划好了又交给我，我现在竭力成事，功劳全归了首谋之人，我有什么？所以说不如不派使者，而合理任用当职之人为好。
然后是临时遣使的害处：使者通达远近之情，固然不能没有；然而今天的转运使，即相当于古代的使者，若任用得当，远胜过临时派遣使者。如果监司自身奸匿贪纵，或有隐蔽欺罔，或为属下所诉，或谋划的事未尽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恶，审其虚实，判其曲直，决其是非”，然后另遣使者审理，若确有事实，监司有罪就当处罚，不才就当黜废，岂能不了了之！现在每有一事，朝廷就从京师派使者去处理，这样在外官员都无所用了。使者既全权代理了，当职之人，“亦无所利，无所废，是只使之拱手旁观，偷安窃禄者矣！”
最后是总结：“若此之类，臣窃恐似未得其体也！”
我们知道，这是针对朝廷派使者八人前往诸路考察农田水利赋役而言。
其三，如今朝臣、左右，都说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太平之功，指日可待。“臣愚窃独以为未也！”古代的圣帝明王，听人言，就能识别是非，故谓之聪；观人行，就能察知邪正，故谓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谓之刚；取是舍非，诛邪用正，确然无疑，故谓之断；诛一不善，天下不善者皆惧，故谓之威；赏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谓之福。现在陛下聪明刚断，则确已付诸实践了；欲收威福之柄，则确有其志，但如何去做，尚或有所未尽。因此臣以为太平之功，还不能指望。
然后谈到时事：帝王之道，当谋求远的、大的，而忽略近的、小的。国家大事，当与公卿商议，而不应让小人参与；四方之事，当交给牧伯，而不当使左右窥探。若公卿牧伯尚不能选到贤者，小臣左右就独能选到吗？万一不贤，“则险诐私谒，无不为己。”如今陛下好于禁中出手诏指挥外事，非公卿所荐举、牧伯所纠劾，或越次提拔，或无故废罢，外人疑骇，不知所从。这难道不是朝臣、左右所谓的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吗？陛下听了，信了，臣窃以为错了。公卿所荐举、牧伯所纠劾，“或谓之贤者而不贤，谓之有罪而无罪”，但都有迹可寻，也责有所归，所以不敢过分欺罔。若奸臣密告陛下，让陛下当作自己的意思施行出来，“则威福集于私门，怨谤归于陛下矣。”怎么能叫威福在陛下呢？况且陛下此前中诏所指挥的，不是什么大事，至于“两禁美官、边藩将帅、省府职任、诸路监司”，这些都是大家希望的，也是治乱所系，但除任之际，“窃恐未必一一出于圣意也！”又有奸邪贪猥之人，陛下已明知而黜去的，或又改官升资，或不久又进用。那么威福之柄，就真的不在陛下了，只是陛下恰未虑及罢了。由此看来，面誉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太平指日可待的，非愚则谀，不可不察。
接着指出光明大道：陛下必欲威福在己，何如谨择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愚昧阿私者”去，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然后凡做一事，“则与之公议于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虑，择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复夺也。”凡除一官，“亦与之公议于朝，使各举所知；陛下清心平虑，择其贤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复争也。”这样，则谋者、举者，虽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怎么能说威福不在己呢！
最后是总结：“陛下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臣窃恐似未得其要也！”
王安石素与吕惠卿关系不错，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立以后，因为王安石的极力举荐，吕惠卿被任命为条例司检详文字。 五月十八日，翰林学士郑獬罢知杭州（治今浙江省杭州市），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罢知应天府（治今河南省商丘市南），知谏院钱公辅罢知江宁府（治今江苏省南京市）。按照本朝惯例，两制官员的任免，必须要宰相的亲笔签署才行，当时富弼请假，曾公亮出使，王安石以参知政事，擅出郑獬等。
司马光所说，应是针对这些而言。
其四，三人群居，无法统一，不散则乱，所以立人君来统治；群臣百姓，势均力敌，彼此不能管理，所以由人君来决断。人君就是要决是非行刑赏，如果人君又不肯决，当由谁来决断呢？“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国家凡做一事，朝野之人，必定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凡用一人，必定或以为贤，或以为不肖，这当然是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为怪，关键在人主如何取舍。取是舍非，就安就荣；取非舍是，就危就辱。安危荣辱由此而分，因此圣王很重视这个，博谋于群臣，下及平民，但最终的决策者，关键还在人君。古人有言：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谋之多，可以见出利害的极致；断之独，可以定天下的是非。若知谋而不知断，则群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那是衰乱之政了。
接下来说到眼前：如今陛下听群臣议事，使各尽其情，这当然很好，但始终不肯以圣意裁决，遂使群臣有好胜的，“以巧文相攻、辩口相济，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无有限极”。臣愚深恐有损朝廷政体，有损陛下明德；流布四方，取轻夷狄，不是好事。天下事有难决的，以先王之道度之，好比“权衡之于轻重、规矩之于方圆，锱铢毫忽，不可欺矣”。所以，人君务明先王之道，而不习律令，因为知道根本既植，则枝叶必茂。
要提到阿云案：近来登州妇人阿云，谋杀丈夫，重伤垂死，情无可悯，在理甚明，已伤不可自首，于法无疑，即便中等才智的官吏，皆能立断。事已经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为死罪，而前知登州许遵，文过饰非，妄为巧说，朝廷命两制两次定夺，命两府两次定夺，敕出而复收，收而复出，争论纵横，至今未定。田舍一妇人有罪，相对四海之广、万几之众，其事之小，“何啻秋毫之末？”朝廷要断此案，派一法吏足矣，如今却纷纭至此！如果再有可疑之事，比这更大的，将如何决断？
“执条据例”是官吏的职责，“原情制义”才是君相的事情。“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阿云之事，陛下试以礼去看，岂是难断的案子？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所争，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邪？”如今议论逾年而后成法，“终于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求枝叶而忘根本所致？
最后还是总结：“若此之类，臣窃恐似未得其要也！”
司马光对近来时政的观点，都是否定性的。虽然变法都由王安石主持，但这个国家终归是由皇帝负责，因此司马光只能批评他。
第四十四章 《上体要疏》
神宗熙宁二年（西元1069年）八月初五日，司马光有《上体要疏》 。
这个奏疏可以说是，司马光对近来时事观点的集中表述。所谓时事，我们都知道，最主要的就是王安石正在推行的新法。
自本年度二月初三日王安石参知政事以来，变法已经逐步展开：二月二十七日，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 四月二十一日，应三司条例司之请，派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陈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等八人去往诸路，考察农田水利及赋役。 七月十七日，在淮（即淮南路）、浙（即两浙路）、江（包括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湖（包括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六路推行均输法。我们知道，在帝国时代，地方每年都要向中央进贡一定数量的实物，各地的税收当中，也有一部分是实物，另外，国家每年还有一定数量的采购计划。所谓均输法，就是国家每年拿出一笔钱，交给专门的机构，由它来统筹六路的税收、政府采购以及进贡事宜，以便“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就是说把实物转卖到物价高的地方，然后，再到物价低的地方去买。理论上中间会有差价，这个差价，就成为国家的一项额外收入。
司马光首先提到，上此奏疏的原因，是四月二十四日的求谏诏书。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没有诏书，司马光照样会上疏。对时政的看法，他总是要设法表达出来。
然后，他说：“臣闻为政有体，治事有要，自古圣帝明王，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意思是说自古以来的圣明帝王，所以能够无为而治，都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为政有体，治事有要”。
什么是“为政有体”呢？司马光解释：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相维，内外相制，就好比网之有纲（网上的大绳）、丝之有纪（丝的头绪）。古代君王设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纲纪”其内，又设方伯、州牧、卒正、连帅、属长，以“纲纪”其外，因此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无不遵从。这就是“为政之体”。
什么是“治事有要”呢？司马光解释：人的智慧有限，气力也非无穷，以一人的智能和体力，要兼及天下诸事，做到件件皆知，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王者的职责，就在于量才任人，赏功罚罪。若能慎择公卿牧伯而恰当任用，其余不用你选就变精了；谨察公卿牧伯的贤愚善恶而进退赏罚，其余不用你进退赏罚就治理好了。这样，王者选择的人不多，审察的事也不繁。这就是“治事有要”。
接着就是批评了：“然自践祚以来，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意思是说神宗即位三年了，虽然孜孜不倦，励精图治，但效果还是不很明显，大概就是没把握好这个体和要！
其一，祖宗以来，内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司、审官、审刑等在京诸司，外设转运使、知州、知县等众官，以相统御，上下有序。这就是所谓的“纲纪”。如今陛下“好使大臣夺小臣事，小臣侵大臣职”，因此大臣解体，不肯竭忠，小臣推诿，不肯尽力。这就是百官懈怠、万事衰颓的原因所在。“而陛下方用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
然后要说到时事：今天的两府在职责上，即相当于古代的宰相，中书省主文，枢密院主武。若是百官之长任非其人，刑赏大政有失其宜，这是两府的责任。至于钱粮不充足、条例不恰当，那就是三司的事了。陛下若能精选知晓钱粮、忧公忘私的人，任为三司使、副、判官、诸路转运使，“各使久于其任，以尽其能，有功则进，无功则退，名不能乱实，伪不能掩真，安民勿扰，使之自富，处之有道，用之有节”，这样何愁财利不丰？如今却使两府大臣，“悉取三司条例，别置一局，聚文士数人，与之谋议，改更制置，三司皆不与闻”，臣担心改的结果未必胜过从前，只白白搞乱祖宗成法而已，“考古则不合，适今则非宜，吏缘为奸，农商失业”，数年之后，“府库耗竭于上，百姓愁困于下，众心离骇，将不复振矣！”而且，两府于天下事，无不统领，若百官的职事，都要两府去管，“则在上者不胜其劳，而在下者为无所用矣”。又监牧使管养马，四园苑管征税，如今却让监牧使不属群牧司，四园苑不属三司提举司，“则在下者各得专权自恣，而在上者为无所用矣”。司马光反问：“陛下方欲纳天下于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禀其上，能为治乎？”然后是总结：“若此之类，臣窃恐似未得其体也！”
我们清楚，这是针对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而言。
其二，凡天下事，在一县的应交知县处理，在一州的应交知州处理，在一路的应交转运使处理，在边鄙的应交将帅处理，然后才能能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久任其位，识其人情，知其物宜，赏罚之权，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
接着说到当下：如今朝廷每有一事，不是交给将帅、监司、守宰，让他们想办法解决，然后责以成效，施行赏罚，却常好另遣使者，衔命奔走，道路相继，但所到之处徒有烦扰，于事却未必有益，不如不遣为好！因为事情的利弊、官吏的能否，使者都不清楚，不免临时询问，若遇到“公明忠信”的人，还仅能得其一二，可要遇上“私闇奸险”的人，是非将为之倒置！两类人杂在一起，使者无法立即分辨，因此往往坏事，而少能有益。“非将帅、监司、守宰皆贤，而使者皆愚也，累岁之讲求，与一朝之议论，积久之采察，与目前之毁誉，精粗详略，其势不同故也。”至于居官多年，却不知利害，接触已久，却不知能否，或虽知利害而不能变更，虽知能否却不能黜陟，那都是些愚昧邪曲的人，“朝廷当察而去之，更择贤者以代其位，不当数遣使者，扰乱其间，使不得行其职业也！”
要说到人之常情了：又庸人之情，若策非己出，就嫉妒，就破坏，惟恐事成。此类官吏，十常五六。假如使者的谋划，曲尽其宜，使者在当地的时候，当职之人，已经怏怏不快，不肯同心协力，说朝廷自派专使来管，我哪敢与知；等使者走了，他一定随后败坏，说使者已谋划好了又交给我，我现在竭力成事，功劳全归了首谋之人，我有什么？所以说不如不派使者，而合理任用当职之人为好。
然后是临时遣使的害处：使者通达远近之情，固然不能没有；然而今天的转运使，即相当于古代的使者，若任用得当，远胜过临时派遣使者。如果监司自身奸匿贪纵，或有隐蔽欺罔，或为属下所诉，或谋划的事未尽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恶，审其虚实，判其曲直，决其是非”，然后另遣使者审理，若确有事实，监司有罪就当处罚，不才就当黜废，岂能不了了之！现在每有一事，朝廷就从京师派使者去处理，这样在外官员都无所用了。使者既全权代理了，当职之人，“亦无所利，无所废，是只使之拱手旁观，偷安窃禄者矣！”
最后是总结：“若此之类，臣窃恐似未得其体也！”
我们知道，这是针对朝廷派使者八人前往诸路考察农田水利赋役而言。
其三，如今朝臣、左右，都说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太平之功，指日可待。“臣愚窃独以为未也！”古代的圣帝明王，听人言，就能识别是非，故谓之聪；观人行，就能察知邪正，故谓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谓之刚；取是舍非，诛邪用正，确然无疑，故谓之断；诛一不善，天下不善者皆惧，故谓之威；赏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谓之福。现在陛下聪明刚断，则确已付诸实践了；欲收威福之柄，则确有其志，但如何去做，尚或有所未尽。因此臣以为太平之功，还不能指望。
然后谈到时事：帝王之道，当谋求远的、大的，而忽略近的、小的。国家大事，当与公卿商议，而不应让小人参与；四方之事，当交给牧伯，而不当使左右窥探。若公卿牧伯尚不能选到贤者，小臣左右就独能选到吗？万一不贤，“则险诐私谒，无不为己。”如今陛下好于禁中出手诏指挥外事，非公卿所荐举、牧伯所纠劾，或越次提拔，或无故废罢，外人疑骇，不知所从。这难道不是朝臣、左右所谓的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吗？陛下听了，信了，臣窃以为错了。公卿所荐举、牧伯所纠劾，“或谓之贤者而不贤，谓之有罪而无罪”，但都有迹可寻，也责有所归，所以不敢过分欺罔。若奸臣密告陛下，让陛下当作自己的意思施行出来，“则威福集于私门，怨谤归于陛下矣。”怎么能叫威福在陛下呢？况且陛下此前中诏所指挥的，不是什么大事，至于“两禁美官、边藩将帅、省府职任、诸路监司”，这些都是大家希望的，也是治乱所系，但除任之际，“窃恐未必一一出于圣意也！”又有奸邪贪猥之人，陛下已明知而黜去的，或又改官升资，或不久又进用。那么威福之柄，就真的不在陛下了，只是陛下恰未虑及罢了。由此看来，面誉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太平指日可待的，非愚则谀，不可不察。
接着指出光明大道：陛下必欲威福在己，何如谨择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愚昧阿私者”去，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然后凡做一事，“则与之公议于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虑，择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复夺也。”凡除一官，“亦与之公议于朝，使各举所知；陛下清心平虑，择其贤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复争也。”这样，则谋者、举者，虽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怎么能说威福不在己呢！
最后是总结：“陛下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臣窃恐似未得其要也！”
王安石素与吕惠卿关系不错，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立以后，因为王安石的极力举荐，吕惠卿被任命为条例司检详文字。 五月十八日，翰林学士郑獬罢知杭州（治今浙江省杭州市），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罢知应天府（治今河南省商丘市南），知谏院钱公辅罢知江宁府（治今江苏省南京市）。按照本朝惯例，两制官员的任免，必须要宰相的亲笔签署才行，当时富弼请假，曾公亮出使，王安石以参知政事，擅出郑獬等。
司马光所说，应是针对这些而言。
其四，三人群居，无法统一，不散则乱，所以立人君来统治；群臣百姓，势均力敌，彼此不能管理，所以由人君来决断。人君就是要决是非行刑赏，如果人君又不肯决，当由谁来决断呢？“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国家凡做一事，朝野之人，必定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凡用一人，必定或以为贤，或以为不肖，这当然是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为怪，关键在人主如何取舍。取是舍非，就安就荣；取非舍是，就危就辱。安危荣辱由此而分，因此圣王很重视这个，博谋于群臣，下及平民，但最终的决策者，关键还在人君。古人有言：谋之在多，断之在独。谋之多，可以见出利害的极致；断之独，可以定天下的是非。若知谋而不知断，则群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那是衰乱之政了。
接下来说到眼前：如今陛下听群臣议事，使各尽其情，这当然很好，但始终不肯以圣意裁决，遂使群臣有好胜的，“以巧文相攻、辩口相济，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无有限极”。臣愚深恐有损朝廷政体，有损陛下明德；流布四方，取轻夷狄，不是好事。天下事有难决的，以先王之道度之，好比“权衡之于轻重、规矩之于方圆，锱铢毫忽，不可欺矣”。所以，人君务明先王之道，而不习律令，因为知道根本既植，则枝叶必茂。
要提到阿云案：近来登州妇人阿云，谋杀丈夫，重伤垂死，情无可悯，在理甚明，已伤不可自首，于法无疑，即便中等才智的官吏，皆能立断。事已经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为死罪，而前知登州许遵，文过饰非，妄为巧说，朝廷命两制两次定夺，命两府两次定夺，敕出而复收，收而复出，争论纵横，至今未定。田舍一妇人有罪，相对四海之广、万几之众，其事之小，“何啻秋毫之末？”朝廷要断此案，派一法吏足矣，如今却纷纭至此！如果再有可疑之事，比这更大的，将如何决断？
“执条据例”是官吏的职责，“原情制义”才是君相的事情。“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阿云之事，陛下试以礼去看，岂是难断的案子？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所争，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邪？”如今议论逾年而后成法，“终于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求枝叶而忘根本所致？
最后还是总结：“若此之类，臣窃恐似未得其要也！”
司马光对近来时政的观点，都是否定性的。虽然变法都由王安石主持，但这个国家终归是由皇帝负责，因此司马光只能批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