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书 局 - 重说司马光
第三十四章 书 局
现在，终于要接近那部大书了，不过眼下，我们先要说到书局。
如果说英宗还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这部大书的编纂，是在英宗治平三年（西元1066年）开始的。这年的四月十八日，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
此前，司马光曾进呈《通志》八卷，在《进〈通志〉表》 中，司马光说：
臣光言，臣闻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典册、典籍），不可不思。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绪，留意艺文（典籍），开延儒臣，讲求古训，臣有先所述（著）《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文理（条理）迂疏，无足观采，不敢自匿，谨缮写（抄写）随表上进。
可以看出，司马光要做一部编年体通志的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司马光现在兼任侍讲，负责为皇帝讲解典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进呈了《通志》八卷。
接到诏令，司马光又奏：臣自小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体史书，文字繁多，就是专门的学者，也往往不能尽读，何况帝王日理万机，要遍知前世得失，实在不是件容易事。私下里不自量力，常想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以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应当知道的，略依《左氏春秋传》的体例，修成一部编年体史书，名叫《通志》。其他多余的文字，全都删去不载。希望或听或读都不辛苦，就可以闻见甚博。可是私家区区，无力办到，空有此志，而无所成。臣近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不知是令臣续成此书，还是另外编集？若续成此书，请也以《通志》作书名。此书上下贯串千余年，肯定不是愚臣所能独修，伏见翁源县令、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都以史学为众所推，请特差二人，与臣同修，或许可以早日成书，不至疏略。
诏从之，令接续所进呈八卷编写，等书成后，再听旨赐给书名。
后来赵君锡因为父亲去世，不能赴任，于是又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替。
从司马光的奏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编这样一部书的目的，实际上很明显，就是作为帝王的教材。至于编辑方法以及体例，都有相当成熟的设计。因为工作量太大，他又申请了两个助手，所幸皇帝很快答应。我不得不说，皇帝真是英明！要不是他的慷慨，我们就不可能读到《资治通鉴》。
这样，书局就成立了。书局设在崇文院，我们都知道，崇文院大致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编辑们可以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以及秘阁的所有书籍。皇帝又赐给亲笔题字、御笔、御墨、御用缯帛，还有御前钱，大家可以拿来随意买些水果、点心之类的东西。并以内臣为承受，就是办事人员，负责处理一些日常的杂务。司马光说，“眷遇之荣，近臣莫及”。
来认识一下书局的最初成员吧，他们是司马光的重要助手。
先说刘恕。刘恕，字道原，筠州（治今江西省高安市）人。父名涣，字凝之，任颍上县（今安徽省颖上县西北）县令，不能屈节奉事上司，遂弃官而去，隐居庐山，时年五十。欧阳修与刘涣是“同年”，赞赏其高节，为他作《庐山高》诗。刘涣居住庐山三十多年，家徒四壁，天天喝粥，但精神生活特别充实，神游八极，超然物外，最后无疾而终。这算是家庭出身。
刘恕少颖悟，过目成诵。八岁，有客人说孔子没有兄弟，刘恕应声道：“以其兄之子妻之。”着实把客人给震了一下。十三岁，打算要应考制科，向人借阅《汉书》及《唐书》，一个月就看完还了。曾拜谒宰相晏殊，刘恕问他某事并反复诘难，直至晏殊答不上来。刘恕在巨鹿（今河北省巨鹿县）的时候，晏殊就把他召到府上，隆重地接待他，使讲《春秋》，晏殊自己则亲率官属，认真听讲。
司马光认识刘恕是在那年的贡举上。当时刘恕十八岁，是考生，司马光是贡院的属官。当时有诏，能讲解经义的，可另行呈报，应诏的有数十人。问《春秋》、《礼记》大义，刘恕答对最为精详：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最后是自己的论断。总共二十问，所对皆如此。主考非常惊异，擢为第一。这年刘恕所作的赋、诗、论、策也入高等。但殿试不中格。又下国子监考试讲经，再第一，遂赐进士及第。
初任巨鹿主簿，迁和川县（今山西省安泽县北）县令，打击豪强，揭露隐匿，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刘恕为人重情义，急许诺，郡守因为得罪了上司遭到弹劾，属吏也都连坐入狱，刘恕独自周济他们的妻小，如同自己的亲人，又当面指责转运使利用法律条文的苛细，陷害他人。
刘恕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后周显德末年，纪传之外以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读，上下数千年间，事无巨细，了如指掌。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同修，司马光说：馆阁中文学之士确实不少，至于专精史学的，臣没怎么听说，知道的就和川令刘恕一人。即召为局僚共同修书。司马光说：“凡数年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道原，光受成而已。”——史事纷繁错杂不容易弄清楚的，就交给刘恕去处理，我不过坐享其成罢了。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客气话。刘恕对魏晋以后的历史，考证最为精详。
刘恕与王安石是旧交，王安石深爱其才，打算让他参与制定三司条例，刘恕以不习金谷事固辞，然后说天子正委公政事，应张大尧舜之道，以辅佐明主，不应以财利为先。安石虽不听，也不生他的气。后来朝廷内外对新法多有议论，刘恕去见王安石，条陈不得人心的变法，劝使恢复，王安石大怒，脸色铁青，刘恕丝毫不让。有时稠人广众，左右都是王安石的人，刘恕高声论其过失，毫不回避。安石遂与绝交。当时王安石执掌朝政，顷成祸福，始持异论最终附和、当面赞誉背后毁谤、口顺而心非的人，多了去了，但刘恕无所顾忌，直论其事，得失无所隐讳。
不久司马光出知永兴军，刘恕不自安，以老母年迈，请求监南康军酒，以就近赡养，朝廷准许他在南康任上继续修书。司马光判西京御史台，奏迁书局于洛阳。后数年，刘恕请往洛阳，与司马光讨论修书的事情，朝廷批准了，在洛阳住了数月后南归，还没到家，听说母亲去世，很快就得了风疾，右手右足瘫痪，非常痛苦，但呻吟的间隙就爬起来修书，病越来越重，才把书稿捆好送回书局。元丰元年（西元1078年）九月卒，官至秘书丞，年仅四十七。
刘恕治学，自历数、地理、官职、族姓，甚至前代的官府公文，都拿来研究，以为佐证。求书不远数百里，且读且抄，废寝忘食。在洛阳的时候，与司马光同游万安山，路边有石碑，一读，是五代的列将，并不知名，刘恕马上就能说出他的生平事迹，回来查阅旧史，果然丝毫不差。宋次道曾任亳州知州，家里藏书颇富，刘恕特地绕道他那儿借阅。宋次道为尽地主之谊，每天让人做好多好吃的招待他，刘恕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愿悉撤去！”——我来不是为了这个，太误我的事，请都撤了吧！刘恕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夜以继日，口诵手抄，停了十天，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眼睛也给读坏了。刘恕好著书，计划中的书很多，可是不幸早逝。已完成的有《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厉王疑年谱》一卷、《共和至熙宁年略谱》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其他都没完成。
刘恕家里穷，没好吃的，但一毫不妄取于人。从洛阳南归，当时已是旧历的十月份，相当冷了，司马光见刘恕没有御寒的衣物，就拿出自己的衣、袜一两件，及旧貂褥送他，但刘恕固辞，司马光强给他，但走到颖州（治今安徽省阜阳市），又全都封还。司马光说：“于光而不受，于他人可知矣！”
刘恕好攻人之恶，就是喜欢批评人，常自省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又作文以自警，但也终生不能改。
刘恕去世七年后，《资治通鉴》书成，追录其劳，他的儿子羲仲被录为郊社斋郎。
再说刘攽。刘攽的最大特点，就是特别诙谐幽默：
当时士大夫好谈水利，有人建议把梁山泊排干，好作农田，其他人就问：梁山泊就是古代的钜野泽，方圆数百里，排干了，夏秋之交雨水四集，怎么办？刘攽正好在场，他慢悠悠地答：在梁山泊旁边再凿个大池子，大小相等，不就行了吗！在场的人集体笑倒。
刘攽与王汾两人同在馆阁供职，都喜欢耍笑。有一天，刘攽去拜访王汾，告诉他：您改赐章服（标志官阶品级的礼服），所以特来道贺！王汾很惊讶，说没接到诏命呀！ 刘攽说：今儿早上刚听到的传报，你去问问好了。王汾派人私下打听，确实是圣旨，但内容是这样：诸王坟得用红泥涂之。——诸位王爷的坟墓可以用红泥抹一下。
显然这样很容易得罪人。性格即命运这句话，可以在刘攽身上得到验证。
刘攽，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人。刘攽在州县做了二十年的地方官，才得任国子直讲，欧阳修等人推荐，召试馆职，但和御史中丞王陶有旧怨，王陶率侍御史苏宷一起排挤他，以至于官都做到员外郎了，才得升任馆阁校勘。
王安石在经筵时，请求坐下来讲，刘攽说：“侍臣讲论于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语，乃古今常礼。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乐道也，若不命而请，则异矣。”大意是说站着讲是古今常礼，君主赐坐，那是君主表示尊德乐道，如果没有赐坐自己请求，就不一样了。礼官一致赞同，于是成为定制。
曾为考官，当时，另一考官吕惠卿，把阿谀时政的都列在高等，而直陈时政缺失的都居其下。刘攽覆考，全都倒过来。曾写信给王安石，说新法不好，王安石大怒，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刘攽被贬为泰州（治今江苏省泰州市）通判。后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曹州当时盗贼盛行，重法不能禁，刘攽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到任后行政尚宽平，盗贼却渐渐销声匿迹了。出任京东转运使的时候，属吏软弱无能的，刘攽就竭力保全。卸任以后，另一人继任，此人能奉行法令，罗致财赋，于是刘攽被追究废弛之罪，贬为监衡州（治今湖南省衡阳市）盐仓。
哲宗即位，起知襄州（治今湖北省襄樊市）。然后入朝任秘书少监，以病求去，遂加直龙图阁、知蔡州（治今河南省汝南县）。中书舍人苏轼等奏：刘攽博闻强记能写文章，从政直追古代的循礼守法之吏，多才多艺，坚韧不拔，朝廷应多准他点假，使留京师。到蔡州数月，召拜中书舍人。不久一病不起，年六十七。
刘攽著书百卷，尤精于史学。所著《东汉刊误》，为人称道。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刘攽专门负责汉史。
第三十四章 书 局
现在，终于要接近那部大书了，不过眼下，我们先要说到书局。
如果说英宗还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这部大书的编纂，是在英宗治平三年（西元1066年）开始的。这年的四月十八日，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
此前，司马光曾进呈《通志》八卷，在《进〈通志〉表》 中，司马光说：
臣光言，臣闻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典册、典籍），不可不思。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基绪，留意艺文（典籍），开延儒臣，讲求古训，臣有先所述（著）《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文理（条理）迂疏，无足观采，不敢自匿，谨缮写（抄写）随表上进。
可以看出，司马光要做一部编年体通志的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司马光现在兼任侍讲，负责为皇帝讲解典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进呈了《通志》八卷。
接到诏令，司马光又奏：臣自小以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体史书，文字繁多，就是专门的学者，也往往不能尽读，何况帝王日理万机，要遍知前世得失，实在不是件容易事。私下里不自量力，常想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以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应当知道的，略依《左氏春秋传》的体例，修成一部编年体史书，名叫《通志》。其他多余的文字，全都删去不载。希望或听或读都不辛苦，就可以闻见甚博。可是私家区区，无力办到，空有此志，而无所成。臣近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不知是令臣续成此书，还是另外编集？若续成此书，请也以《通志》作书名。此书上下贯串千余年，肯定不是愚臣所能独修，伏见翁源县令、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刘恕、将作监主簿赵君锡，都以史学为众所推，请特差二人，与臣同修，或许可以早日成书，不至疏略。
诏从之，令接续所进呈八卷编写，等书成后，再听旨赐给书名。
后来赵君锡因为父亲去世，不能赴任，于是又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替。
从司马光的奏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编这样一部书的目的，实际上很明显，就是作为帝王的教材。至于编辑方法以及体例，都有相当成熟的设计。因为工作量太大，他又申请了两个助手，所幸皇帝很快答应。我不得不说，皇帝真是英明！要不是他的慷慨，我们就不可能读到《资治通鉴》。
这样，书局就成立了。书局设在崇文院，我们都知道，崇文院大致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编辑们可以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以及秘阁的所有书籍。皇帝又赐给亲笔题字、御笔、御墨、御用缯帛，还有御前钱，大家可以拿来随意买些水果、点心之类的东西。并以内臣为承受，就是办事人员，负责处理一些日常的杂务。司马光说，“眷遇之荣，近臣莫及”。
来认识一下书局的最初成员吧，他们是司马光的重要助手。
先说刘恕。刘恕，字道原，筠州（治今江西省高安市）人。父名涣，字凝之，任颍上县（今安徽省颖上县西北）县令，不能屈节奉事上司，遂弃官而去，隐居庐山，时年五十。欧阳修与刘涣是“同年”，赞赏其高节，为他作《庐山高》诗。刘涣居住庐山三十多年，家徒四壁，天天喝粥，但精神生活特别充实，神游八极，超然物外，最后无疾而终。这算是家庭出身。
刘恕少颖悟，过目成诵。八岁，有客人说孔子没有兄弟，刘恕应声道：“以其兄之子妻之。”着实把客人给震了一下。十三岁，打算要应考制科，向人借阅《汉书》及《唐书》，一个月就看完还了。曾拜谒宰相晏殊，刘恕问他某事并反复诘难，直至晏殊答不上来。刘恕在巨鹿（今河北省巨鹿县）的时候，晏殊就把他召到府上，隆重地接待他，使讲《春秋》，晏殊自己则亲率官属，认真听讲。
司马光认识刘恕是在那年的贡举上。当时刘恕十八岁，是考生，司马光是贡院的属官。当时有诏，能讲解经义的，可另行呈报，应诏的有数十人。问《春秋》、《礼记》大义，刘恕答对最为精详：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最后是自己的论断。总共二十问，所对皆如此。主考非常惊异，擢为第一。这年刘恕所作的赋、诗、论、策也入高等。但殿试不中格。又下国子监考试讲经，再第一，遂赐进士及第。
初任巨鹿主簿，迁和川县（今山西省安泽县北）县令，打击豪强，揭露隐匿，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刘恕为人重情义，急许诺，郡守因为得罪了上司遭到弹劾，属吏也都连坐入狱，刘恕独自周济他们的妻小，如同自己的亲人，又当面指责转运使利用法律条文的苛细，陷害他人。
刘恕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后周显德末年，纪传之外以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读，上下数千年间，事无巨细，了如指掌。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同修，司马光说：馆阁中文学之士确实不少，至于专精史学的，臣没怎么听说，知道的就和川令刘恕一人。即召为局僚共同修书。司马光说：“凡数年间，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以诿之道原，光受成而已。”——史事纷繁错杂不容易弄清楚的，就交给刘恕去处理，我不过坐享其成罢了。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客气话。刘恕对魏晋以后的历史，考证最为精详。
刘恕与王安石是旧交，王安石深爱其才，打算让他参与制定三司条例，刘恕以不习金谷事固辞，然后说天子正委公政事，应张大尧舜之道，以辅佐明主，不应以财利为先。安石虽不听，也不生他的气。后来朝廷内外对新法多有议论，刘恕去见王安石，条陈不得人心的变法，劝使恢复，王安石大怒，脸色铁青，刘恕丝毫不让。有时稠人广众，左右都是王安石的人，刘恕高声论其过失，毫不回避。安石遂与绝交。当时王安石执掌朝政，顷成祸福，始持异论最终附和、当面赞誉背后毁谤、口顺而心非的人，多了去了，但刘恕无所顾忌，直论其事，得失无所隐讳。
不久司马光出知永兴军，刘恕不自安，以老母年迈，请求监南康军酒，以就近赡养，朝廷准许他在南康任上继续修书。司马光判西京御史台，奏迁书局于洛阳。后数年，刘恕请往洛阳，与司马光讨论修书的事情，朝廷批准了，在洛阳住了数月后南归，还没到家，听说母亲去世，很快就得了风疾，右手右足瘫痪，非常痛苦，但呻吟的间隙就爬起来修书，病越来越重，才把书稿捆好送回书局。元丰元年（西元1078年）九月卒，官至秘书丞，年仅四十七。
刘恕治学，自历数、地理、官职、族姓，甚至前代的官府公文，都拿来研究，以为佐证。求书不远数百里，且读且抄，废寝忘食。在洛阳的时候，与司马光同游万安山，路边有石碑，一读，是五代的列将，并不知名，刘恕马上就能说出他的生平事迹，回来查阅旧史，果然丝毫不差。宋次道曾任亳州知州，家里藏书颇富，刘恕特地绕道他那儿借阅。宋次道为尽地主之谊，每天让人做好多好吃的招待他，刘恕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废吾事，愿悉撤去！”——我来不是为了这个，太误我的事，请都撤了吧！刘恕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夜以继日，口诵手抄，停了十天，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眼睛也给读坏了。刘恕好著书，计划中的书很多，可是不幸早逝。已完成的有《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厉王疑年谱》一卷、《共和至熙宁年略谱》一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其他都没完成。
刘恕家里穷，没好吃的，但一毫不妄取于人。从洛阳南归，当时已是旧历的十月份，相当冷了，司马光见刘恕没有御寒的衣物，就拿出自己的衣、袜一两件，及旧貂褥送他，但刘恕固辞，司马光强给他，但走到颖州（治今安徽省阜阳市），又全都封还。司马光说：“于光而不受，于他人可知矣！”
刘恕好攻人之恶，就是喜欢批评人，常自省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又作文以自警，但也终生不能改。
刘恕去世七年后，《资治通鉴》书成，追录其劳，他的儿子羲仲被录为郊社斋郎。
再说刘攽。刘攽的最大特点，就是特别诙谐幽默：
当时士大夫好谈水利，有人建议把梁山泊排干，好作农田，其他人就问：梁山泊就是古代的钜野泽，方圆数百里，排干了，夏秋之交雨水四集，怎么办？刘攽正好在场，他慢悠悠地答：在梁山泊旁边再凿个大池子，大小相等，不就行了吗！在场的人集体笑倒。
刘攽与王汾两人同在馆阁供职，都喜欢耍笑。有一天，刘攽去拜访王汾，告诉他：您改赐章服（标志官阶品级的礼服），所以特来道贺！王汾很惊讶，说没接到诏命呀！ 刘攽说：今儿早上刚听到的传报，你去问问好了。王汾派人私下打听，确实是圣旨，但内容是这样：诸王坟得用红泥涂之。——诸位王爷的坟墓可以用红泥抹一下。
显然这样很容易得罪人。性格即命运这句话，可以在刘攽身上得到验证。
刘攽，字贡父，临江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人。刘攽在州县做了二十年的地方官，才得任国子直讲，欧阳修等人推荐，召试馆职，但和御史中丞王陶有旧怨，王陶率侍御史苏宷一起排挤他，以至于官都做到员外郎了，才得升任馆阁校勘。
王安石在经筵时，请求坐下来讲，刘攽说：“侍臣讲论于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语，乃古今常礼。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乐道也，若不命而请，则异矣。”大意是说站着讲是古今常礼，君主赐坐，那是君主表示尊德乐道，如果没有赐坐自己请求，就不一样了。礼官一致赞同，于是成为定制。
曾为考官，当时，另一考官吕惠卿，把阿谀时政的都列在高等，而直陈时政缺失的都居其下。刘攽覆考，全都倒过来。曾写信给王安石，说新法不好，王安石大怒，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刘攽被贬为泰州（治今江苏省泰州市）通判。后以集贤校理、判登闻检院、户部判官知曹州，曹州当时盗贼盛行，重法不能禁，刘攽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到任后行政尚宽平，盗贼却渐渐销声匿迹了。出任京东转运使的时候，属吏软弱无能的，刘攽就竭力保全。卸任以后，另一人继任，此人能奉行法令，罗致财赋，于是刘攽被追究废弛之罪，贬为监衡州（治今湖南省衡阳市）盐仓。
哲宗即位，起知襄州（治今湖北省襄樊市）。然后入朝任秘书少监，以病求去，遂加直龙图阁、知蔡州（治今河南省汝南县）。中书舍人苏轼等奏：刘攽博闻强记能写文章，从政直追古代的循礼守法之吏，多才多艺，坚韧不拔，朝廷应多准他点假，使留京师。到蔡州数月，召拜中书舍人。不久一病不起，年六十七。
刘攽著书百卷，尤精于史学。所著《东汉刊误》，为人称道。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刘攽专门负责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