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敌 国 - 重说司马光
第三十二章 敌 国
西北是西夏，北边是契丹，——两个令大宋帝国君臣，时常耿耿于怀、颜面扫地、又备感羞辱的敌国。
先来说西夏。
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司马光上《言西边上殿劄子》 ，其中我们可以读到西夏的狡黠：臣窃见近年以来，赵谅祚虽然表面上遣使称臣奉贡，实际上却心怀叵测，窥伺边境；暗地里用官爵、金帛，招诱我国的不得志者，有熟户藩部亡命叛去，他就暗中勾结，这些已有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尽知。熟户藩部有违抗不从的，谅祚就点发兵马，公然杀掠；弓箭手有住在沿边的，谅祚皆迫使迁入内地。将帅之臣，只是坐视，不能救援，遂使其余熟户皆畏惮淫威，怨恨我国，人人各有离叛之心。朝廷遣使诘责，谅祚就拒而不纳，纵有所答，皆侮慢欺瞒之辞，朝廷也隐忍包容，不再追究。谅祚又屡屡虚张声势，惊动边鄙，而将帅之臣，大都怯懦，没有才干退敌御侮，只知道多聚兵马，保卫自己，一路有警，三路皆悚，尽抽腹地州军的下拨换防士兵，置于麾下，使虚耗粮草，数月之后，又没什么根据，然后遣还，未及休息，又忽闻有警，再次抽去，如此往还，奔走道路，却终无一事。
接着是司马光的分析：臣虽愚钝，不习边事，窃以私意料之，谅祚所以依旧遣使称臣奉贡，一则是贪图每年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是趁机进京商贩贸易，三则是要使朝廷不做防备。所以招诱我国不得志者，是为刺探我国虚实，平时用为参谋，入侵则以为向导。所以诱胁熟户，迫逐弓箭手，意思以为汉人军队，皆不足惧，只有熟户、弓箭手生长边塞，勇悍善战，若先行解决，边人就会失去凭借，进犯的时候，就可以畅通无阻了。所以屡屡虚张声势，惊动边鄙，是要使我军疲于奔命，耗费储备，公私贫困，既而边吏习以为常，不再设防，然后乘虚而入。
再接着是他的告诫：凡此诸事，若不早作打算，使其奸谋得逞，窃恐其为国家之患，未可小觑。臣以为朝廷当宵衣旰食，深以为忧，而只见其遣使奉贡，就以为臣节未缺，得其侮玩之语，就以为恭顺，得其欺瞒之语，就以为诚实，朝廷并非不知其本心，只是侥幸他还没暴露，但求目前暂时的安宁，不顾他日长久的祸患。臣日夜思之，不胜愤懑，戎狄谋划有多深，而我国虑事有多浅！臣愚伏望陛下于边鄙之事，常留圣心，特降诏书，明谕内外，凡文武臣僚有久历边任，或曾经战阵知晓军中利害，及戎狄真伪的，都许上书自陈，陛下勿以其官职疏贱，及语言鄙恶，一一略加鉴察，择理道稍优的，都赐召对，从容询问：目前治兵御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处置，即为恰当？若其言无可取之处，则遣还而已；若有可取之处，即付诸实施，并记录姓名，置于左右。然后选其中勇略出众的，擢为将帅，若能称职有功，则以爵位赏赐作为奖励，昏懦坏事的，则以刑罚杀戮作为惩戒。加以选练士卒，留精去冗，申明尊卑等级之法，遏止骄惰之气。果能如此，行之不懈，数年之后，“俟将帅得人，士卒用命，然后惟陛下之所欲为，虽北取幽蓟，西收银夏，恢复汉唐之疆土，亦不足为难，况但守今日之封略，制戎狄之侵侮，岂不沛然有余裕哉！”
显然，司马光对西北的这个敌国，保持着相当的警惕，在司马光眼里，这个敌国阴险狡诈，难以驾驭。对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大宋在军事上强大起来，而要军事强大，关键的关键，是要选到好的将帅。
我们都还记得，英宗治平元年（西元1064年）秋，西夏因为使节受辱，频频进犯。当时司马光曾上《言备边劄子》 ，谈到与敌国的相处，他说《周书》称述文王之德：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大概是说诸侯桀骜不驯，就讨伐它；从顺柔服，就保全它。不避强，不凌弱，王者以此治理天下。而我们让西夏使节怨怼归国，一国之人，皆以为耻，今年以来，谅祚招诱亡命之徒，点集兵马，窥伺边境，攻围堡寨，驱胁熟户八十余族，杀掠弓箭手约数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反又派遣使臣，携诏抚谕。顺从就侮辱它，桀骜就畏惧它，恐怕不是文王号令诸侯的方式吧？
又谈到国防。他说如今公私困竭，士卒骄惰，将帅乏人，而戎狄犯边，可忧之事，孰大于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无其事，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朝廷自已有备，而疏外之臣不得而知？臣窃感困惑！所谓备者，不是仅仅添屯军马、积贮粮草而已，在于择将帅而修军政！二者皆无，何谓有备？臣不胜愤懑！伏望陛下广泛召见群臣，询问御边之策，择其善者而力行。“方今救边之急，宜若捧漏瓮沃焦釜，犹恐不及，岂可外示闲暇而养成大患也！”
其实问题还是出在军事上。顺服了要保全，这个好说；桀骜了要征讨，谈何容易？大宋帝国向称“积弱”，该硬的时候，他就硬不起来。其实恐怕也不是有什么准备，只是司空见惯了，因而麻木不仁了。
再来说契丹。
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的九月前后，司马光曾设法阻止过一个叫赵滋的人。由《言赵滋劄子》 我们知道，此前司马光已曾多次弹劾赵滋，说他刚愎狂妄，不可领兵，守边必将坏事。可是朝廷对赵滋喜欢得不得了，越加宠任，命再知雄州（治今河北省雄县；北接契丹）。
由《言赵滋第二劄子》 我们可以了解到赵滋的狂妄：对契丹使者的礼节，骄横倨傲，不遵旧式；本路帅臣又上奏，说赵滋任意行事，恐致引惹事端。司马光谈到澶渊之盟：先帝亲屈帝王之尊，与契丹约为兄弟，每年拿些金帛给它，往来致意，以敌国之礼相待，陛下承统，尽遵故约，难道不以为耻吗？是因为心系百姓啊！因此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将近六十年。然后是相处之道：如今契丹奉事我国，礼节未有不备，作为边臣，应训练军队，修缮器械，以防不测，厚致馈赠，检点礼节，以待使者，内不失备，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如今赵滋却一再意气用事，傲慢使者，为争小胜挑衅强胡，眼前自大，求一时声名，却不顾国家的长久祸患，臣担心嫌隙一开，朝廷将不得高枕。祸患常起于细微，而事端时生于所忽。凡两国相交之道，不可以不慎。雄州要地，平时则使者往来，有事则兵马出入，典州之将，不可不精择。
朝廷的态度，起码可以说明大宋君臣，希望国家强大起来，这个愿望废除迫切。压抑了太久的情绪，总是要找到出口。但这种表达方式实在是太危险了。相比之下，司马光的态度就要理智得多，也现实得多，他清楚帝国的家底，因而也知道赵滋的狂妄可能给国家带来的窘境。
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六月二十八日，司马光在《言北边上殿劄子》 里专门谈到契丹。他首先提到帝国外交的缺陷：窃见国家御戎狄之道，似未尽其宜，当其安静附顺时，好与之计较细枝末节；及其桀骜暴横之后，又从而姑息，不能征讨，使戎狄更加轻视我国，皆厌倦柔服，而乐为背叛。近来西戎之祸，生于高宜，北狄之隙，起于赵滋。而朝廷至今终未醒悟，仍然认为他们做得正确，而循礼守分者错误，因此边鄙武臣皆锐意生事，或以开拓荒弃之地十数里为功劳，或以杀掠老弱之虏二五人为勇敢，朝廷夸他们有才能，骤加提拔，既而虏心愤恨，遂来报复，屠杀熟户，劫掠边民，伤亡动以千计，而朝廷只知惊骇，增兵聚粮。招来敌寇的人，朝廷既不追究，守边之臣，也不谴责。如此还希望戎狄宾服、疆场无虞，就好比添柴煽火，却要水不开。臣愚窃以为真宗皇帝亲自与契丹约为兄弟，仁宗皇帝赦免赵元昊背叛之罪，册为国主，每年拿出百万之财，分送二虏，岂是乐此不疲、高兴去做吗？实在是因为委屈自己事小，而爱民以仁事大。
然后是契丹：近来听说契丹平民有在界河里捕鱼，及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这都是些边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任知州李中祐不能禁止，没有才干，另选州将以代。臣担心新将到任以后，必定会以中祐为戒，而以赵滋为法，妄杀虏民，战争将无休无止。况且如今民力凋敝，仓库虚竭，将帅乏人，士卒不练，夏国既有愤怨，屡来侵扰，祸根已成，若又加上契丹失欢，臣恨国力不支。伏望陛下严戒北边将吏，若契丹不循惯例，小小相侵，如渔船柳树之类，只可文牒照会，道理晓谕，让对方官府自行禁约，不可轻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晓谕不听，则上奏朝廷，就是专遣使臣至其王庭，与之辩论曲直，也无妨害。若又不听，则莫若广求贤才，增修德政，等公私富足，兵强马壮，然后奉辞征讨，可以驱逐漠北，恢复汉唐疆域。其与争渔柳胜负，不是相去甚远吗？
司马光的意思是说，和西夏的关系肯定是坏了，战争肯定是在所难免了。以帝国的军力和国力，对付一个都吃力，何况两个？因此与契丹如果只是些小摩擦，就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好了，不要把矛盾激化，引起战争，那样国家会吃不消。
宋与契丹与西夏，像极了三国时代的魏蜀吴：三方鼎立，此消彼长。唯一的不同，就是汉人的政权萎缩了，只剩下一个。司马光把英宗皇帝比作周文王，又把契丹与西夏称作虏，可见他心气有多高！可偏偏国家那么孱弱。翻检史料，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当初设计者的初衷，完全不是这样的。
据载，太祖既定天下，曾召集赵普等二三大臣，要他们说说已施行的法令当中，哪一项可以利及子孙后世。赵普等历言大政数十，太祖让再说更重要些的。赵普等想了半天，终是不得要领，只好请太祖自己来说。太祖道：“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赵普等顿首，说：“此圣略，非下臣所及。”太祖的意思是说，万一遇到饥荒，就招募饥民当兵，可避免饥民作乱；平常年景，即便军队作乱，百姓也不会参加。这实际是把军队作为收留饥民的难民营，以求得社会的暂时安定。事实证明，这项法令不仅没有利及子孙后世，而且恰恰相反，简直就是贻害无穷。那样做的结果是，军队的数量越来越大，而质量却越来越差，遂形成宋代的痼疾之一：“冗兵”。
还不仅如此。有一次，太祖听到国子监集合诸生讲书，很高兴，遣使赐给大家酒和水果，说：“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 这当然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结果却由此演变出一项国策：以文制武。
“冗兵”加上以文制武的国策，就形成了帝国的另一痼疾：“积弱”。英明神武的太祖皇帝，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缔造的这个国家，会是这么一副弱不禁风的文弱样。
第三十二章 敌 国
西北是西夏，北边是契丹，——两个令大宋帝国君臣，时常耿耿于怀、颜面扫地、又备感羞辱的敌国。
先来说西夏。
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司马光上《言西边上殿劄子》 ，其中我们可以读到西夏的狡黠：臣窃见近年以来，赵谅祚虽然表面上遣使称臣奉贡，实际上却心怀叵测，窥伺边境；暗地里用官爵、金帛，招诱我国的不得志者，有熟户藩部亡命叛去，他就暗中勾结，这些已有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尽知。熟户藩部有违抗不从的，谅祚就点发兵马，公然杀掠；弓箭手有住在沿边的，谅祚皆迫使迁入内地。将帅之臣，只是坐视，不能救援，遂使其余熟户皆畏惮淫威，怨恨我国，人人各有离叛之心。朝廷遣使诘责，谅祚就拒而不纳，纵有所答，皆侮慢欺瞒之辞，朝廷也隐忍包容，不再追究。谅祚又屡屡虚张声势，惊动边鄙，而将帅之臣，大都怯懦，没有才干退敌御侮，只知道多聚兵马，保卫自己，一路有警，三路皆悚，尽抽腹地州军的下拨换防士兵，置于麾下，使虚耗粮草，数月之后，又没什么根据，然后遣还，未及休息，又忽闻有警，再次抽去，如此往还，奔走道路，却终无一事。
接着是司马光的分析：臣虽愚钝，不习边事，窃以私意料之，谅祚所以依旧遣使称臣奉贡，一则是贪图每年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是趁机进京商贩贸易，三则是要使朝廷不做防备。所以招诱我国不得志者，是为刺探我国虚实，平时用为参谋，入侵则以为向导。所以诱胁熟户，迫逐弓箭手，意思以为汉人军队，皆不足惧，只有熟户、弓箭手生长边塞，勇悍善战，若先行解决，边人就会失去凭借，进犯的时候，就可以畅通无阻了。所以屡屡虚张声势，惊动边鄙，是要使我军疲于奔命，耗费储备，公私贫困，既而边吏习以为常，不再设防，然后乘虚而入。
再接着是他的告诫：凡此诸事，若不早作打算，使其奸谋得逞，窃恐其为国家之患，未可小觑。臣以为朝廷当宵衣旰食，深以为忧，而只见其遣使奉贡，就以为臣节未缺，得其侮玩之语，就以为恭顺，得其欺瞒之语，就以为诚实，朝廷并非不知其本心，只是侥幸他还没暴露，但求目前暂时的安宁，不顾他日长久的祸患。臣日夜思之，不胜愤懑，戎狄谋划有多深，而我国虑事有多浅！臣愚伏望陛下于边鄙之事，常留圣心，特降诏书，明谕内外，凡文武臣僚有久历边任，或曾经战阵知晓军中利害，及戎狄真伪的，都许上书自陈，陛下勿以其官职疏贱，及语言鄙恶，一一略加鉴察，择理道稍优的，都赐召对，从容询问：目前治兵御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处置，即为恰当？若其言无可取之处，则遣还而已；若有可取之处，即付诸实施，并记录姓名，置于左右。然后选其中勇略出众的，擢为将帅，若能称职有功，则以爵位赏赐作为奖励，昏懦坏事的，则以刑罚杀戮作为惩戒。加以选练士卒，留精去冗，申明尊卑等级之法，遏止骄惰之气。果能如此，行之不懈，数年之后，“俟将帅得人，士卒用命，然后惟陛下之所欲为，虽北取幽蓟，西收银夏，恢复汉唐之疆土，亦不足为难，况但守今日之封略，制戎狄之侵侮，岂不沛然有余裕哉！”
显然，司马光对西北的这个敌国，保持着相当的警惕，在司马光眼里，这个敌国阴险狡诈，难以驾驭。对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大宋在军事上强大起来，而要军事强大，关键的关键，是要选到好的将帅。
我们都还记得，英宗治平元年（西元1064年）秋，西夏因为使节受辱，频频进犯。当时司马光曾上《言备边劄子》 ，谈到与敌国的相处，他说《周书》称述文王之德：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大概是说诸侯桀骜不驯，就讨伐它；从顺柔服，就保全它。不避强，不凌弱，王者以此治理天下。而我们让西夏使节怨怼归国，一国之人，皆以为耻，今年以来，谅祚招诱亡命之徒，点集兵马，窥伺边境，攻围堡寨，驱胁熟户八十余族，杀掠弓箭手约数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反又派遣使臣，携诏抚谕。顺从就侮辱它，桀骜就畏惧它，恐怕不是文王号令诸侯的方式吧？
又谈到国防。他说如今公私困竭，士卒骄惰，将帅乏人，而戎狄犯边，可忧之事，孰大于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无其事，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朝廷自已有备，而疏外之臣不得而知？臣窃感困惑！所谓备者，不是仅仅添屯军马、积贮粮草而已，在于择将帅而修军政！二者皆无，何谓有备？臣不胜愤懑！伏望陛下广泛召见群臣，询问御边之策，择其善者而力行。“方今救边之急，宜若捧漏瓮沃焦釜，犹恐不及，岂可外示闲暇而养成大患也！”
其实问题还是出在军事上。顺服了要保全，这个好说；桀骜了要征讨，谈何容易？大宋帝国向称“积弱”，该硬的时候，他就硬不起来。其实恐怕也不是有什么准备，只是司空见惯了，因而麻木不仁了。
再来说契丹。
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的九月前后，司马光曾设法阻止过一个叫赵滋的人。由《言赵滋劄子》 我们知道，此前司马光已曾多次弹劾赵滋，说他刚愎狂妄，不可领兵，守边必将坏事。可是朝廷对赵滋喜欢得不得了，越加宠任，命再知雄州（治今河北省雄县；北接契丹）。
由《言赵滋第二劄子》 我们可以了解到赵滋的狂妄：对契丹使者的礼节，骄横倨傲，不遵旧式；本路帅臣又上奏，说赵滋任意行事，恐致引惹事端。司马光谈到澶渊之盟：先帝亲屈帝王之尊，与契丹约为兄弟，每年拿些金帛给它，往来致意，以敌国之礼相待，陛下承统，尽遵故约，难道不以为耻吗？是因为心系百姓啊！因此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将近六十年。然后是相处之道：如今契丹奉事我国，礼节未有不备，作为边臣，应训练军队，修缮器械，以防不测，厚致馈赠，检点礼节，以待使者，内不失备，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如今赵滋却一再意气用事，傲慢使者，为争小胜挑衅强胡，眼前自大，求一时声名，却不顾国家的长久祸患，臣担心嫌隙一开，朝廷将不得高枕。祸患常起于细微，而事端时生于所忽。凡两国相交之道，不可以不慎。雄州要地，平时则使者往来，有事则兵马出入，典州之将，不可不精择。
朝廷的态度，起码可以说明大宋君臣，希望国家强大起来，这个愿望废除迫切。压抑了太久的情绪，总是要找到出口。但这种表达方式实在是太危险了。相比之下，司马光的态度就要理智得多，也现实得多，他清楚帝国的家底，因而也知道赵滋的狂妄可能给国家带来的窘境。
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六月二十八日，司马光在《言北边上殿劄子》 里专门谈到契丹。他首先提到帝国外交的缺陷：窃见国家御戎狄之道，似未尽其宜，当其安静附顺时，好与之计较细枝末节；及其桀骜暴横之后，又从而姑息，不能征讨，使戎狄更加轻视我国，皆厌倦柔服，而乐为背叛。近来西戎之祸，生于高宜，北狄之隙，起于赵滋。而朝廷至今终未醒悟，仍然认为他们做得正确，而循礼守分者错误，因此边鄙武臣皆锐意生事，或以开拓荒弃之地十数里为功劳，或以杀掠老弱之虏二五人为勇敢，朝廷夸他们有才能，骤加提拔，既而虏心愤恨，遂来报复，屠杀熟户，劫掠边民，伤亡动以千计，而朝廷只知惊骇，增兵聚粮。招来敌寇的人，朝廷既不追究，守边之臣，也不谴责。如此还希望戎狄宾服、疆场无虞，就好比添柴煽火，却要水不开。臣愚窃以为真宗皇帝亲自与契丹约为兄弟，仁宗皇帝赦免赵元昊背叛之罪，册为国主，每年拿出百万之财，分送二虏，岂是乐此不疲、高兴去做吗？实在是因为委屈自己事小，而爱民以仁事大。
然后是契丹：近来听说契丹平民有在界河里捕鱼，及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这都是些边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任知州李中祐不能禁止，没有才干，另选州将以代。臣担心新将到任以后，必定会以中祐为戒，而以赵滋为法，妄杀虏民，战争将无休无止。况且如今民力凋敝，仓库虚竭，将帅乏人，士卒不练，夏国既有愤怨，屡来侵扰，祸根已成，若又加上契丹失欢，臣恨国力不支。伏望陛下严戒北边将吏，若契丹不循惯例，小小相侵，如渔船柳树之类，只可文牒照会，道理晓谕，让对方官府自行禁约，不可轻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晓谕不听，则上奏朝廷，就是专遣使臣至其王庭，与之辩论曲直，也无妨害。若又不听，则莫若广求贤才，增修德政，等公私富足，兵强马壮，然后奉辞征讨，可以驱逐漠北，恢复汉唐疆域。其与争渔柳胜负，不是相去甚远吗？
司马光的意思是说，和西夏的关系肯定是坏了，战争肯定是在所难免了。以帝国的军力和国力，对付一个都吃力，何况两个？因此与契丹如果只是些小摩擦，就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好了，不要把矛盾激化，引起战争，那样国家会吃不消。
宋与契丹与西夏，像极了三国时代的魏蜀吴：三方鼎立，此消彼长。唯一的不同，就是汉人的政权萎缩了，只剩下一个。司马光把英宗皇帝比作周文王，又把契丹与西夏称作虏，可见他心气有多高！可偏偏国家那么孱弱。翻检史料，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当初设计者的初衷，完全不是这样的。
据载，太祖既定天下，曾召集赵普等二三大臣，要他们说说已施行的法令当中，哪一项可以利及子孙后世。赵普等历言大政数十，太祖让再说更重要些的。赵普等想了半天，终是不得要领，只好请太祖自己来说。太祖道：“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赵普等顿首，说：“此圣略，非下臣所及。”太祖的意思是说，万一遇到饥荒，就招募饥民当兵，可避免饥民作乱；平常年景，即便军队作乱，百姓也不会参加。这实际是把军队作为收留饥民的难民营，以求得社会的暂时安定。事实证明，这项法令不仅没有利及子孙后世，而且恰恰相反，简直就是贻害无穷。那样做的结果是，军队的数量越来越大，而质量却越来越差，遂形成宋代的痼疾之一：“冗兵”。
还不仅如此。有一次，太祖听到国子监集合诸生讲书，很高兴，遣使赐给大家酒和水果，说：“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 这当然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结果却由此演变出一项国策：以文制武。
“冗兵”加上以文制武的国策，就形成了帝国的另一痼疾：“积弱”。英明神武的太祖皇帝，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缔造的这个国家，会是这么一副弱不禁风的文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