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题名谏院 - 重说司马光
第二十四章 题名谏院
仁宗嘉祐七年（西元1062年）十二月，知谏院司马光要谈到一个人。
这一年十二月左右，福建路提点刑狱王陶上奏说：据福州调查，陈烈因为妻子林氏患有疾病，又瘦又丑，就把她打发回家了，十年以来，不闻不问，可见陈烈贪得卑下，阴险狡诈，品行道德，一无是处，请追夺前后所受一切恩命。
之前，因为欧阳修的举荐，召陈烈为国子直讲，就是国子监的教师，但陈烈拒绝了。
陈烈何许人？
史书上说陈烈字季慈，福州（治今福建省福州市）侯官（福州州治所在）人，性格耿介孤僻，但笃于孝悌。居亲丧，一连五日，滴水不进；从壮年到老年，仍侍奉不辍，一如在世时。学问品行，端正谨慎，一言一行，遵循古礼。平日家居，终日默默，对童仆有如宾客。乡人敬重他，行冠婚丧祭大礼，都要请而后行。从学的人常有好几百。贤父兄训导子弟，必举陈烈言行以为示范。曾获推举去京师应试，但没有通过，就不再考了。有人劝他谋个官职，他说伊尹守道，成汤三次厚礼征聘；吕望既老，文王载之俱归。现在的天子仁圣好贤，有成汤、文王的仁心，难道就没有先觉如伊尹、吕望的吗？可是仁宗屡屡召他，他都不去，大家询问缘故，他说自己的学问还没完成。公卿大夫、郡守、乡老交章称其贤。嘉祐中，除任本州州学教授，不赴。随后，就得到了欧阳修的举荐。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陈烈属于那种特别有影响的、特别德高望重的高人，只是性格有点偏执。据此推断，福州地方的调查报告，基本事实应该不会有错。事情虽然过去了近千年，但近千年来，人性的变化微乎其微。妻子与父母、兄弟，对男人来说，从来都是一块跷跷板的两端，古往今来的男人们，都试图在两端之间，作出选择或者平衡。我们不用怎么费脑子，就可以推断出笃于孝悌的陈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陈烈对待妻子可能都不如对待童仆好多少。“修、齐、治、平”的儒家观念，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要是后一个环节，比如“齐家”，出了问题，那就必然是处于前一环节的“修身”有毛病。这大概就是王陶的逻辑。
《宋史》的成书是在元代，后世的我们自然有作分析的凭借，但司马光没有。十二月十八日，谏官司马光与同僚共上《言陈烈劄子》 ，说臣等与陈烈素不相识，不知其人究竟如何，但见国家常担心士人不修名节，因此才举荐了陈烈等人，以勉励风俗。如果陈烈的平生操守出于诚实，虽有呆滞迂阔的行为，不能合于中庸之道，但仍不失为守节之士，也应予以保全，怎可毁坏挫辱，疾之如仇？如果其人内怀奸恶，败坏名教，外饰诈伪，沽名钓誉，那么朝廷过去认为是有道之士，破格录用，现在却丑行暴露，这对朝廷来说，也是大羞辱，起初举荐他的人，又怎能置而不问？臣等希望陛下派邻路的负责人，再行考察其人平生事迹、善恶虚实；或者选派公正的官吏，要通儒术、识大体的，重新审理此案。如果情形并不严重，不过是夫妻间的不和睦而已，就让他们离婚好了，大概洗刷过错，仍不至留下恶名，又可使四方节行之士，不必担心遭遇横辱，得以怡然乡里；如果其人确有丑恶行径，败乱名教，就应严厉责罚，并治举荐人的罪，以明至公。
从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当初欧阳修的举荐词：好学笃行，动遵礼法，乐道养志，名闻京师。
我们已经看到，身为谏官的司马光所关心的，是国家行为的社会效果，因此他建议对这样一个好有影响的人的处理，要格外谨慎。因为这个奏章，朝廷才没有照王陶说的办，陈烈也因此得以保全。我们都知道，司马光救下的不仅仅是陈烈这个人而已。
早在八个月前的四月十五日，因为司马光的一再辞让，他被改任为天章阁待制，五月初一日，又命仍知谏院。五月十一日，司马光曾上《上殿谢官劄子》 ，他语重而心长地谈到谏职：
臣光伏蒙圣恩，除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臣窃以为方今（当今）国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过择人、赏罚、丰财、练兵数事而已，行道之人，粗有智识者皆知之，患在朝廷不尽闻，虽闻不力行耳。朝廷不尽闻，此谏官之罪；闻而不力行，则非臣等之所及也。凡此数事，臣前忝谏官，已尝略为陛下言之，今陛下寘臣于侍从之列，留臣以谏争之职，恩施愈隆，责望愈重，臣有生安敢受？有言安敢隐？伏愿陛下择其事之要重者，特留圣心，则天下幸甚。不然，臣虽朝夕侍前，徒污名位而费廪禄，于公家之用果何益也？取进止。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对于国家的弊病，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清楚的认识，也都希望有所变革。司马光认为一位尽职的谏官，就是把那些弊端都讲出来，他希望朝廷在听到以后努力去做，早作变革。
在做谏官的那些年里，司马光曾记下一个不眠的秋夜：
《秋夕不寐呈谏长乐道龙图》
雨气生烟晕，
霜寒入漏声。
疏篱过萤影，
腐叶掩虫鸣。
丘壑（指隐逸）违初愿，
簪裾徇外荣。
丹心终夜苦，
白发诘（次日）朝生。
恩与乾坤大，
身如草木轻。
何阶致明主，
垂拱视升平？
我们可以从诗中读到那个秋夜的雨气、霜寒、流萤，以及虫鸣，司马光在那样一个夜晚，因为想到要对国家有所裨益，竟至无法入眠、生出白发。
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谏官司马光写下以下的文章，它将被后世的散文家一再提起——
谏院题名记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
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以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
呜呼！可不惧哉？
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谏官的前世今生、司马光对于谏职的看重，以及他认为自己应当坚持的职业操守。
将自己的名字刻石，大概只有史家才会这样做，司马光让人将自己名字刻进石壁的时候，他想到了后世的指点：“谁谁谁忠诚、谁谁谁狡诈、谁谁谁率直、谁谁谁奸回。”并因此而敬畏——“呜呼！可不惧哉？”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心存敬畏，这种敬畏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听到。历来的散文家所以重视这篇文章，我想一个基础性的因素，就是它绝非虚言，完全是出于真诚，他只是写下他心里真实的敬畏。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司马光的真诚。当时，官员们每逢冬至、夏至等节气，都要互相致贺，但大多并不亲自去。有一位就派人牵着马嚼子，每到一门就敲几声，然后留下刺字——相当于今天的名片，表示已经亲自来过了。有人知道那是作假，就跑出去看，仆人说：“适已脱笼矣。”而司马光不送门状，他说：“不诚之事，不可为也。”
第二十四章 题名谏院
仁宗嘉祐七年（西元1062年）十二月，知谏院司马光要谈到一个人。
这一年十二月左右，福建路提点刑狱王陶上奏说：据福州调查，陈烈因为妻子林氏患有疾病，又瘦又丑，就把她打发回家了，十年以来，不闻不问，可见陈烈贪得卑下，阴险狡诈，品行道德，一无是处，请追夺前后所受一切恩命。
之前，因为欧阳修的举荐，召陈烈为国子直讲，就是国子监的教师，但陈烈拒绝了。
陈烈何许人？
史书上说陈烈字季慈，福州（治今福建省福州市）侯官（福州州治所在）人，性格耿介孤僻，但笃于孝悌。居亲丧，一连五日，滴水不进；从壮年到老年，仍侍奉不辍，一如在世时。学问品行，端正谨慎，一言一行，遵循古礼。平日家居，终日默默，对童仆有如宾客。乡人敬重他，行冠婚丧祭大礼，都要请而后行。从学的人常有好几百。贤父兄训导子弟，必举陈烈言行以为示范。曾获推举去京师应试，但没有通过，就不再考了。有人劝他谋个官职，他说伊尹守道，成汤三次厚礼征聘；吕望既老，文王载之俱归。现在的天子仁圣好贤，有成汤、文王的仁心，难道就没有先觉如伊尹、吕望的吗？可是仁宗屡屡召他，他都不去，大家询问缘故，他说自己的学问还没完成。公卿大夫、郡守、乡老交章称其贤。嘉祐中，除任本州州学教授，不赴。随后，就得到了欧阳修的举荐。
从以上的记载来看，陈烈属于那种特别有影响的、特别德高望重的高人，只是性格有点偏执。据此推断，福州地方的调查报告，基本事实应该不会有错。事情虽然过去了近千年，但近千年来，人性的变化微乎其微。妻子与父母、兄弟，对男人来说，从来都是一块跷跷板的两端，古往今来的男人们，都试图在两端之间，作出选择或者平衡。我们不用怎么费脑子，就可以推断出笃于孝悌的陈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陈烈对待妻子可能都不如对待童仆好多少。“修、齐、治、平”的儒家观念，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要是后一个环节，比如“齐家”，出了问题，那就必然是处于前一环节的“修身”有毛病。这大概就是王陶的逻辑。
《宋史》的成书是在元代，后世的我们自然有作分析的凭借，但司马光没有。十二月十八日，谏官司马光与同僚共上《言陈烈劄子》 ，说臣等与陈烈素不相识，不知其人究竟如何，但见国家常担心士人不修名节，因此才举荐了陈烈等人，以勉励风俗。如果陈烈的平生操守出于诚实，虽有呆滞迂阔的行为，不能合于中庸之道，但仍不失为守节之士，也应予以保全，怎可毁坏挫辱，疾之如仇？如果其人内怀奸恶，败坏名教，外饰诈伪，沽名钓誉，那么朝廷过去认为是有道之士，破格录用，现在却丑行暴露，这对朝廷来说，也是大羞辱，起初举荐他的人，又怎能置而不问？臣等希望陛下派邻路的负责人，再行考察其人平生事迹、善恶虚实；或者选派公正的官吏，要通儒术、识大体的，重新审理此案。如果情形并不严重，不过是夫妻间的不和睦而已，就让他们离婚好了，大概洗刷过错，仍不至留下恶名，又可使四方节行之士，不必担心遭遇横辱，得以怡然乡里；如果其人确有丑恶行径，败乱名教，就应严厉责罚，并治举荐人的罪，以明至公。
从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当初欧阳修的举荐词：好学笃行，动遵礼法，乐道养志，名闻京师。
我们已经看到，身为谏官的司马光所关心的，是国家行为的社会效果，因此他建议对这样一个好有影响的人的处理，要格外谨慎。因为这个奏章，朝廷才没有照王陶说的办，陈烈也因此得以保全。我们都知道，司马光救下的不仅仅是陈烈这个人而已。
早在八个月前的四月十五日，因为司马光的一再辞让，他被改任为天章阁待制，五月初一日，又命仍知谏院。五月十一日，司马光曾上《上殿谢官劄子》 ，他语重而心长地谈到谏职：
臣光伏蒙圣恩，除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臣窃以为方今（当今）国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过择人、赏罚、丰财、练兵数事而已，行道之人，粗有智识者皆知之，患在朝廷不尽闻，虽闻不力行耳。朝廷不尽闻，此谏官之罪；闻而不力行，则非臣等之所及也。凡此数事，臣前忝谏官，已尝略为陛下言之，今陛下寘臣于侍从之列，留臣以谏争之职，恩施愈隆，责望愈重，臣有生安敢受？有言安敢隐？伏愿陛下择其事之要重者，特留圣心，则天下幸甚。不然，臣虽朝夕侍前，徒污名位而费廪禄，于公家之用果何益也？取进止。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对于国家的弊病，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清楚的认识，也都希望有所变革。司马光认为一位尽职的谏官，就是把那些弊端都讲出来，他希望朝廷在听到以后努力去做，早作变革。
在做谏官的那些年里，司马光曾记下一个不眠的秋夜：
《秋夕不寐呈谏长乐道龙图》
雨气生烟晕，
霜寒入漏声。
疏篱过萤影，
腐叶掩虫鸣。
丘壑（指隐逸）违初愿，
簪裾徇外荣。
丹心终夜苦，
白发诘（次日）朝生。
恩与乾坤大，
身如草木轻。
何阶致明主，
垂拱视升平？
我们可以从诗中读到那个秋夜的雨气、霜寒、流萤，以及虫鸣，司马光在那样一个夜晚，因为想到要对国家有所裨益，竟至无法入眠、生出白发。
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谏官司马光写下以下的文章，它将被后世的散文家一再提起——
谏院题名记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
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以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
呜呼！可不惧哉？
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谏官的前世今生、司马光对于谏职的看重，以及他认为自己应当坚持的职业操守。
将自己的名字刻石，大概只有史家才会这样做，司马光让人将自己名字刻进石壁的时候，他想到了后世的指点：“谁谁谁忠诚、谁谁谁狡诈、谁谁谁率直、谁谁谁奸回。”并因此而敬畏——“呜呼！可不惧哉？”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心存敬畏，这种敬畏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听到。历来的散文家所以重视这篇文章，我想一个基础性的因素，就是它绝非虚言，完全是出于真诚，他只是写下他心里真实的敬畏。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司马光的真诚。当时，官员们每逢冬至、夏至等节气，都要互相致贺，但大多并不亲自去。有一位就派人牵着马嚼子，每到一门就敲几声，然后留下刺字——相当于今天的名片，表示已经亲自来过了。有人知道那是作假，就跑出去看，仆人说：“适已脱笼矣。”而司马光不送门状，他说：“不诚之事，不可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