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西元1061年，谏官司马光的七个奏劄 - 重说司马光
第十七章 西元1061年，谏官司马光的七个奏劄
仁宗嘉祐六年（西元1061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司马光知谏院，并入宫应诏陈政。
这次任命的缘起，可能是本月初一日出现的日食。
起初，司天监奏：六月初一京师将出现日食，为六分半。按照惯例，日食被阴云遮蔽，或者实际的程度不及预测的多，公卿百官都要奉表称贺。
五月二十八日，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上《日食遇阴云不见乞不称贺状》 ，认为日光所照，遍布华夷，阴云所蔽，极近且狭。若太阳确有亏蚀，即便阴云遮蔽，京师看不到，但四面八方总有人能看到，这是极深的天戒，不可不察。四方不见京师可见，祸还较浅。四方都能见而京师不得见，祸就渐深了；太阳象征着人君，天意大概是说，人君为阴邪所蔽，灾祸显著，普天下都知道危险，只有朝廷一无所知。以此说来，人君尤其应当警惕，忧念社稷。而群臣相率称贺，怎可说不是上下蒙蔽，欺骗天谴？至于日食没达到预测的程度，只能说明历官术数不精，计算不够精确，应治其罪，也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司马光最后说：臣职在礼部，掌群臣庆贺章表，不敢不言。
六月初一日这一天，未时初日食从西边开始，蚀到四分的时候，天空转阴，黑云蔽日，继而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仁宗下诏不得称贺。
大概是司马光的敢言，促成了此番知谏院的任命。
从七月二十一日至闰八月八日的一个多月里，谏官司马光连上七个奏劄，直陈朝政之失。
七月二十一日，同知谏院司马光以三劄子上殿。
其一《陈三德上殿劄子》 ，论人君的品德：臣以为人君最重要的品德有三——仁、明、武。所谓仁，不是指生养抚育，姑息纵容；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才是人君之仁。所谓明，不是指事无巨细，秋毫无遗；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才是人君之明。所谓武，不是指强横刚猛、凶暴狠戾；道之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才是人君之武。仁而不明，好比有良田却不能耕种；明而不武，好比杂草丛生却不能拔除；武而不仁，好比只知收获，不懂播种。三者兼备，国治兵强，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皆无则亡，自古以来，从来如此。窃见陛下天性慈慧，谨慎待下，抚育万民，博爱众生，与古代的圣明君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臣幸而得以修起居注，日侍左右，伏见陛下推心御物，拱手端坐，默默无言，群臣各以己意奏报，陛下也不询问利害、考察得失，一概应允。若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都是忠实的君子，这样当然再好不过；可万一有一奸邪，怎可不预作防备。恳请陛下以天授至仁，光大日月光辉，振奋明断，善行虽微无不奖赏，恶行虽细无不惩戒，则唐虞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之隆，何远之有。显然，在司马光看来，国家政治的核心是皇帝，而仁宗皇帝在明、武两方面都有问题。
其二《言御臣上殿劄子》 ，论如何驾驭臣下，就是怎样管理好公务员队伍：臣闻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任官，二信赏，三必罚。陛下果真能从在位的官员中间广泛选拔，度才而授任，量能而施职，有功即晋升奖赏，且不要调离；无功就降黜废弃，另选贤能替代；有罪就流放刑罚，不加宽贷，这样朝廷还不受尊崇，事事仍不得治理，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请伏面欺之诛。
其三《言拣兵上殿劄子》 ，论征兵：当今国家的弊病，在于士卒不精，所以四夷猖獗，财用不足，所以公私窘迫。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现今国家承平，即便不能淘汰衰老，也不应另加拣选，坐增无用之众，埋下无穷的隐患。军队是国家的大事，废兴的源头、安危的关键，尽在于此。臣不知最近的拣选，有否令两府大臣商议长期利害？在京兵士已经拣上、分配到诸军的，就不必说了；没拣及外州军的兵士，请朝廷特降诏书，令拣军臣僚必须一一躬亲，仔细拣选好人材，有膂力、够得上兵样的，才可拣上。且今后每遇大规模征兵，都先令两府臣僚共同商议，根据财政状况及事情的缓急，如确需招拣，才可上奏施行；并约束拣军臣僚，务精不务多，一如今日指挥。
八月十五日，司马光又上《论赦及疏决状》 ，说：赦，害多而利少，非国之善政。现在国家三年一大祭，未尝无赦；每年盛夏，都有疏决。悍民暴横，侵侮良善，千百个当中，败露的不及一二；幸而发现，又大多逃窜，不过周年，必定遇赦，再平安出来，又成了没事人。朴实的老百姓怨愤惶恐，而暴徒们却志满气扬，这岂是为民父母者劝善抑恶的本意？疏决之名，本以盛夏酷暑之际，恐怕狱中有积压的冤案，有司不为申辩昭雪，使无处诉说，所以天子驾临，亲自审问，评其曲直，无辜则赦，有罪则罚，使长期被羁押的人，一朝而决，不是说一律减刑。祖宗之时，每年不过一次疏决；死罪以下，递减一等。近年以来，有时一年达两三次；自徒刑以下，一律赦免。今年五月以前，疏决已有两次。这种做法恰使职事荒疏、奸邪横行。眼下即便不能完全革除积弊，伏望特令中书省，今后每年疏决不过一次，或早一些，或晚一些，使外界无法预知；处徒刑的犯人仍依旧例，减罪后处以杖刑；或者遇南郊大祭年份不再疏决，永为定制。这样，大致作恶的人，不敢指望宽免，才会有所戒惧。
八月十七日，司马光继上《进五规状》 ，“五规”，一为保业，二为惜时，三为远谋，四为重微，五为务实。
所谓“保业”，就是如何坐稳江山。司马光说：继体之君往往易生骄惰之心，骄者玩兵黩武，穷奢极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涣散，四方大乱，如秦、隋之时；惰者沉湎酒色，不为远虑，善恶混杂，是非颠倒，日复一日，终至不救，如汉、唐之时。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但导致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像今天这般兴盛的。臣愿陛下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辛劳、得天下之不易，借古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则天下百姓以至鸟兽草木，无不幸甚。
所谓“惜时”，就是趁此承平之际，立纲布纪，为万世基业打好基础。司马光打了个比方，他说：守太平之业，好比守一大屋，若要传之子孙，从现在起，就要加固基础，加粗柱石，加强栋梁，加厚屋顶，加高墙垣，加严门闩。做完这些，还要挑选好子孙，小心守护，日省月视，歪的扶正，破的修补。这样，大屋才能经久不坏。老百姓是国家的基础，礼法是国家的柱石，公卿是国家的栋梁，百官是国家的屋顶，将帅是国家的墙垣，而兵士就是国家的门闩。
所谓“远谋”，简单点说，就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司马光提醒仁宗皇帝，治理国家应有长远的规划，承平时要想到战争，丰稔时要想到饥谨。
所谓“重微”，就是防微杜渐。司马光说：水微小的时候，一捧土就能堵上；等到盛大，木头、石头也能漂起，土邱、山陵都能淹没。火微小的时候，一勺水就可以灭掉；等到盛大，能把整座城市化为焦土，也能烧毁成片的山林。所以治于微，事半而功倍；相反，就事倍而功半。
所谓“务实”，就是做事注重实际。司马光说：治国当先实而后文——先实际后形式。使国家安定、百姓受益，是仁政之实；保全祖宗基业、传之子孙，是孝行之实；辨别贵贱，确立纲纪，是礼制之实；使上下和谐，远近爱戴，是乐方之实；判断是非，辨明好恶，是政治之实；惩罚奸邪，禁止暴乱，是刑法之实；观察言行，试以政事，是求贤之实；量度才能，考核功绩，是审官之实；征询安危，访问治乱，是纳谏之实；挑选兵士，练习战斗，是治军之实。
八月二十一日，司马光再上《论选举状》 。所谓选举，就是选拔人才。司马光开宗明义：臣窃以为国家选拔人才，应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技术技能）。近世以来，只重文学，文学不过是艺能之一种，不能搜尽天下人才；国家虽设贤良方正等科，其实都以文学取士。此前，国家曾行推举，但不久又完全废止。司马光认为：如果是被推举的人名不副实，就应治推举者的罪，再另行搜访，怎能因一两个人的滥竽充数，就废止一项好制度，那是因溺废舟、因噎废食了。司马光提出举孝廉，认为汉代以来，举孝廉实行最久，得人也最多。为避免可能的徇私请托，司马光设计了惩戒制度——被举荐者出现问题，举荐者要负相应的连带责任。司马光还谈到科举中的明经、诸科，以及被废止的说书一科。
闰八月初八日，司马光上《乞分十二等以进退群臣上殿劄子》 ，这实际是针对宋代官员调动过于频繁的弊病，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司马光说：臣窃以为国家任用官吏，使任职久，胜任与否才会明显；胜任与否明显了，升降才能明白；升降明白了，才会尽职尽责；尽职尽责了，才会万事和顺，这是古今致治的根本方法。朝廷明知任官不久的弊端，却不能变更，主要忧虑有二：一是升迁的等级太多，若不论资历，就没办法提拔任用；二是人多职位少，积年累月，官员有增无减，无处安置，只好频繁轮换。司马光的解决方案，主要内容是将现有的职位，分成十二个等级：宰相第一，两府第二，两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杂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转运使第五，提点刑狱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县第九，幕职第十，令、录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余文武职位，也以此类推，分为十二等。若上等有缺，就从次等择才补充。提点刑狱以上，任期不限，知州、通判、知县四年，其余三年。任期未满，称职有功，就增爵益禄、赏赐奖谕，仍居旧任，必须上等有缺，然后迁补；不能称职，就调离贬退；有罪就流放责罚。司马光的意图，是想通过减少等级和延长任职期限，使官员久于其任。
我们已经看到，后世熟知的宋代弊政，司马光基本都有提及，他提出一些改良的方法，这些方法相对都是温和的。
第十七章 西元1061年，谏官司马光的七个奏劄
仁宗嘉祐六年（西元1061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司马光知谏院，并入宫应诏陈政。
这次任命的缘起，可能是本月初一日出现的日食。
起初，司天监奏：六月初一京师将出现日食，为六分半。按照惯例，日食被阴云遮蔽，或者实际的程度不及预测的多，公卿百官都要奉表称贺。
五月二十八日，同判尚书礼部司马光上《日食遇阴云不见乞不称贺状》 ，认为日光所照，遍布华夷，阴云所蔽，极近且狭。若太阳确有亏蚀，即便阴云遮蔽，京师看不到，但四面八方总有人能看到，这是极深的天戒，不可不察。四方不见京师可见，祸还较浅。四方都能见而京师不得见，祸就渐深了；太阳象征着人君，天意大概是说，人君为阴邪所蔽，灾祸显著，普天下都知道危险，只有朝廷一无所知。以此说来，人君尤其应当警惕，忧念社稷。而群臣相率称贺，怎可说不是上下蒙蔽，欺骗天谴？至于日食没达到预测的程度，只能说明历官术数不精，计算不够精确，应治其罪，也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司马光最后说：臣职在礼部，掌群臣庆贺章表，不敢不言。
六月初一日这一天，未时初日食从西边开始，蚀到四分的时候，天空转阴，黑云蔽日，继而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仁宗下诏不得称贺。
大概是司马光的敢言，促成了此番知谏院的任命。
从七月二十一日至闰八月八日的一个多月里，谏官司马光连上七个奏劄，直陈朝政之失。
七月二十一日，同知谏院司马光以三劄子上殿。
其一《陈三德上殿劄子》 ，论人君的品德：臣以为人君最重要的品德有三——仁、明、武。所谓仁，不是指生养抚育，姑息纵容；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才是人君之仁。所谓明，不是指事无巨细，秋毫无遗；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才是人君之明。所谓武，不是指强横刚猛、凶暴狠戾；道之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才是人君之武。仁而不明，好比有良田却不能耕种；明而不武，好比杂草丛生却不能拔除；武而不仁，好比只知收获，不懂播种。三者兼备，国治兵强，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皆无则亡，自古以来，从来如此。窃见陛下天性慈慧，谨慎待下，抚育万民，博爱众生，与古代的圣明君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臣幸而得以修起居注，日侍左右，伏见陛下推心御物，拱手端坐，默默无言，群臣各以己意奏报，陛下也不询问利害、考察得失，一概应允。若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都是忠实的君子，这样当然再好不过；可万一有一奸邪，怎可不预作防备。恳请陛下以天授至仁，光大日月光辉，振奋明断，善行虽微无不奖赏，恶行虽细无不惩戒，则唐虞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之隆，何远之有。显然，在司马光看来，国家政治的核心是皇帝，而仁宗皇帝在明、武两方面都有问题。
其二《言御臣上殿劄子》 ，论如何驾驭臣下，就是怎样管理好公务员队伍：臣闻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任官，二信赏，三必罚。陛下果真能从在位的官员中间广泛选拔，度才而授任，量能而施职，有功即晋升奖赏，且不要调离；无功就降黜废弃，另选贤能替代；有罪就流放刑罚，不加宽贷，这样朝廷还不受尊崇，事事仍不得治理，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请伏面欺之诛。
其三《言拣兵上殿劄子》 ，论征兵：当今国家的弊病，在于士卒不精，所以四夷猖獗，财用不足，所以公私窘迫。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现今国家承平，即便不能淘汰衰老，也不应另加拣选，坐增无用之众，埋下无穷的隐患。军队是国家的大事，废兴的源头、安危的关键，尽在于此。臣不知最近的拣选，有否令两府大臣商议长期利害？在京兵士已经拣上、分配到诸军的，就不必说了；没拣及外州军的兵士，请朝廷特降诏书，令拣军臣僚必须一一躬亲，仔细拣选好人材，有膂力、够得上兵样的，才可拣上。且今后每遇大规模征兵，都先令两府臣僚共同商议，根据财政状况及事情的缓急，如确需招拣，才可上奏施行；并约束拣军臣僚，务精不务多，一如今日指挥。
八月十五日，司马光又上《论赦及疏决状》 ，说：赦，害多而利少，非国之善政。现在国家三年一大祭，未尝无赦；每年盛夏，都有疏决。悍民暴横，侵侮良善，千百个当中，败露的不及一二；幸而发现，又大多逃窜，不过周年，必定遇赦，再平安出来，又成了没事人。朴实的老百姓怨愤惶恐，而暴徒们却志满气扬，这岂是为民父母者劝善抑恶的本意？疏决之名，本以盛夏酷暑之际，恐怕狱中有积压的冤案，有司不为申辩昭雪，使无处诉说，所以天子驾临，亲自审问，评其曲直，无辜则赦，有罪则罚，使长期被羁押的人，一朝而决，不是说一律减刑。祖宗之时，每年不过一次疏决；死罪以下，递减一等。近年以来，有时一年达两三次；自徒刑以下，一律赦免。今年五月以前，疏决已有两次。这种做法恰使职事荒疏、奸邪横行。眼下即便不能完全革除积弊，伏望特令中书省，今后每年疏决不过一次，或早一些，或晚一些，使外界无法预知；处徒刑的犯人仍依旧例，减罪后处以杖刑；或者遇南郊大祭年份不再疏决，永为定制。这样，大致作恶的人，不敢指望宽免，才会有所戒惧。
八月十七日，司马光继上《进五规状》 ，“五规”，一为保业，二为惜时，三为远谋，四为重微，五为务实。
所谓“保业”，就是如何坐稳江山。司马光说：继体之君往往易生骄惰之心，骄者玩兵黩武，穷奢极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涣散，四方大乱，如秦、隋之时；惰者沉湎酒色，不为远虑，善恶混杂，是非颠倒，日复一日，终至不救，如汉、唐之时。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但导致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像今天这般兴盛的。臣愿陛下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辛劳、得天下之不易，借古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则天下百姓以至鸟兽草木，无不幸甚。
所谓“惜时”，就是趁此承平之际，立纲布纪，为万世基业打好基础。司马光打了个比方，他说：守太平之业，好比守一大屋，若要传之子孙，从现在起，就要加固基础，加粗柱石，加强栋梁，加厚屋顶，加高墙垣，加严门闩。做完这些，还要挑选好子孙，小心守护，日省月视，歪的扶正，破的修补。这样，大屋才能经久不坏。老百姓是国家的基础，礼法是国家的柱石，公卿是国家的栋梁，百官是国家的屋顶，将帅是国家的墙垣，而兵士就是国家的门闩。
所谓“远谋”，简单点说，就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司马光提醒仁宗皇帝，治理国家应有长远的规划，承平时要想到战争，丰稔时要想到饥谨。
所谓“重微”，就是防微杜渐。司马光说：水微小的时候，一捧土就能堵上；等到盛大，木头、石头也能漂起，土邱、山陵都能淹没。火微小的时候，一勺水就可以灭掉；等到盛大，能把整座城市化为焦土，也能烧毁成片的山林。所以治于微，事半而功倍；相反，就事倍而功半。
所谓“务实”，就是做事注重实际。司马光说：治国当先实而后文——先实际后形式。使国家安定、百姓受益，是仁政之实；保全祖宗基业、传之子孙，是孝行之实；辨别贵贱，确立纲纪，是礼制之实；使上下和谐，远近爱戴，是乐方之实；判断是非，辨明好恶，是政治之实；惩罚奸邪，禁止暴乱，是刑法之实；观察言行，试以政事，是求贤之实；量度才能，考核功绩，是审官之实；征询安危，访问治乱，是纳谏之实；挑选兵士，练习战斗，是治军之实。
八月二十一日，司马光再上《论选举状》 。所谓选举，就是选拔人才。司马光开宗明义：臣窃以为国家选拔人才，应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技术技能）。近世以来，只重文学，文学不过是艺能之一种，不能搜尽天下人才；国家虽设贤良方正等科，其实都以文学取士。此前，国家曾行推举，但不久又完全废止。司马光认为：如果是被推举的人名不副实，就应治推举者的罪，再另行搜访，怎能因一两个人的滥竽充数，就废止一项好制度，那是因溺废舟、因噎废食了。司马光提出举孝廉，认为汉代以来，举孝廉实行最久，得人也最多。为避免可能的徇私请托，司马光设计了惩戒制度——被举荐者出现问题，举荐者要负相应的连带责任。司马光还谈到科举中的明经、诸科，以及被废止的说书一科。
闰八月初八日，司马光上《乞分十二等以进退群臣上殿劄子》 ，这实际是针对宋代官员调动过于频繁的弊病，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司马光说：臣窃以为国家任用官吏，使任职久，胜任与否才会明显；胜任与否明显了，升降才能明白；升降明白了，才会尽职尽责；尽职尽责了，才会万事和顺，这是古今致治的根本方法。朝廷明知任官不久的弊端，却不能变更，主要忧虑有二：一是升迁的等级太多，若不论资历，就没办法提拔任用；二是人多职位少，积年累月，官员有增无减，无处安置，只好频繁轮换。司马光的解决方案，主要内容是将现有的职位，分成十二个等级：宰相第一，两府第二，两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杂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转运使第五，提点刑狱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县第九，幕职第十，令、录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余文武职位，也以此类推，分为十二等。若上等有缺，就从次等择才补充。提点刑狱以上，任期不限，知州、通判、知县四年，其余三年。任期未满，称职有功，就增爵益禄、赏赐奖谕，仍居旧任，必须上等有缺，然后迁补；不能称职，就调离贬退；有罪就流放责罚。司马光的意图，是想通过减少等级和延长任职期限，使官员久于其任。
我们已经看到，后世熟知的宋代弊政，司马光基本都有提及，他提出一些改良的方法，这些方法相对都是温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