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如黄娜娜所说，星期一上班，八点多一点儿，立案庭就把检察院刚刚起诉的九起案件的起诉材料全弄过来了。由于赶着参加八点半的中层干部周一碰头例会，萧亚东交待黄娜娜，按照轮案制，把案子排排顺序分下去，但一定要把被告人邓瑞军的案子留下。黄娜娜瞪着眼睛看了萧亚东老半天，用一副正儿八经的神情，说道：“庭长，星期天你发烧了？”萧亚东一时没有明白过来，随即愣了一下，并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头，不解地说道：“没有啊！”黄娜娜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说道：“哦，那一定是你吃错药了！”萧亚东这才明白过来，笑了笑，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说道：“就这样办吧！娜娜，谢谢你了，可，谁让咱大小是个官儿呢？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例会由王副院长主持，内容呢，还是老生常谈，学文件，听讲话，搞活动，谈体会；时间呢，整整开了一个上午。有些内容是一定要讲的，萧亚东听得很细；有些时尚性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嘛，萧亚东就是感不起兴趣，常常是左耳入的同时右耳出。他算过，一年中至少有五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会议中度过的，对此，他是心烦心痛又无奈。法院嘛，就是审判，说得再白一点，就是办案子，办好一个案子，和医生看好了一个病人，工人生产出了一件产品，农民耕耘收获了一季的粮食，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有人爱说，法官的职业更崇高，更神圣，可较起真儿来，谁的工作不神圣？没有医生、没有工人、没有农民，行吗？就拿当今社会最被人瞧不起的农民来说，没有了粮食，我们将丧失最基本的生存权，人类没有了生命也就没有了一切，还能说农民不神圣吗？多少年了，在内心深处，萧亚东一直是这个观点。法官和医生、工人、农民一样，既然干上了这一行，就要爱岗敬业，具有起码的职业道德。后来，受当时中国足球队教练米卢“享受足球”观点的影响，他又加上了享受“办案”，所以，正是这些朴素得近乎原始的观点，使萧亚东能够安享日常繁杂而劳累的管理和办案工作，像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日出而耕作，日落而歇息，身上也绝没有一般人的当领导的高高在上、干公检法的不可一世的习气，没有人们常说的心理优势。但这并不代表萧亚东对法学的理解和掌握的水平就比别人低。当初，在盗窃罪的死刑标准只有到了两万元的标准才能杀头的时候，萧亚东曾经把一个盗窃数额尚不到一万八千元的叫刘喜贵的被告人判处了死刑，曾使好多人为之瞠目，猜想上级法院一定不会核准死刑，但意想不到的是，案件居然很快就维持了下来。有人不解，萧亚东就解释说，刑罚的目的是教育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像这个刘喜贵，劳改释放，不思悔改，多次四处行窃，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飞机上，什么地方都偷过，社会影响极大，主观恶性太深，已严重影响了生活的稳定，不杀就不能体现出法律的以儆效尤的目的。细品味一下，人们皆无话可说。接着，又有一个七个孩子的母亲，盗窃价值达三万九千多元，萧亚东却判了死缓，有人就又拎不清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案子很快又被核准了。这次，萧亚东的理论依据是，该被告是受人引诱，盗窃来的东西贱卖后全部用于养家口了，是为了生存，而生存权又是人的基本权力，所以，她应受惩罚，但不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再后来，萧亚东办理的另一起案件，更是叫人啧啧称奇。地处深山极为偏僻农村的一个小姑娘，靠着自己的刻苦勤奋，考上了北京大学，当从电话中得知自己被录取的消息后，迫不及待的她就步行几十里，和车长说好后，搭乘铁路货车尾部的守车，到县里去取录取通知书。见小姑娘像山茶花一样清纯而漂亮，晃晃荡荡的守车上又没有他人，这个名叫何敢的车长顿生歹意，就扑上来要qj她，小姑娘誓死不从，两人就在窄小的车上搏斗起来，沿线车站的铁路值班人员有人远远地也看到了这一情景……最后，小姑娘从飞驰的列车上跳了下去，脑浆飞溅，惨不忍睹。小姑娘是县里解放以来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通知书未拿到却身先死，整个县一下子成了沸水，有人要上街游行示威，有人甚至嚷嚷着要挖铁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数的人在张嘴瞪眼地等待着法院的判决。而案子到了萧亚东的手里开庭的时候，供认不讳的何敢却突然推翻了所有的供述，称自己在车上只是和小姑娘在闹着玩儿，她是自己不小心从车上掉下去的。小姑娘死了，死无对证；沿线车站值班人员看到的是影影绰绰的搏斗情景；发案现场又无更多的人证物证，案子成了典型的“疑难杂症”，担任审判长的萧亚东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萧亚东通过多次的阅卷、走访、讯问，硬是从尚未火化的小姑娘的指甲中，提取到了搏斗中何敢被抓掉的皮肤，并以此为铁证，将何敢押上了断头台。说来可笑，在验明正身交付执行的时候，何敢瞪着眼睛对萧亚东说，我是死在你手里的，但我服；枪响的一瞬间，他又莫名其妙地喊了声“共产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