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阴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这位权力正处于顶峰的大军阀，已经到了可以逼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进，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躬，我焉敢不诚惶诚恐。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棍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

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位曾经口吐狂言：“倘不能流芳百世，也无妨遗臭万年”的桓温，到底要比王允失恋的心胸，多少开宽些，只是阻吓一番：你们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而没有马上派去刀斧手，来一个满门抄斩，表现出一种不愧为世家子弟、贵族出身的度量。尽管如此，孙家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我们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