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了什么事，要不要紧？”

“身体上的问题，具体还不清楚，要去查一查。”

“那你快去吧。”我问自己怎么净说违心的话。

“那我走了，尽快回来。等我啊，宝贝儿。”

“一路平安。”他跳上车子头也不回地奔机场了。我看着昨天精心准备的装满衣服和零食的包，顿觉天地如此之大，但什么都没意思。


“你看起来没精打采的，是不是哪不舒服？”纪默还是很紧张我。

我点点头。心里不舒服。

“我能不能摸摸你的头？”

我不置可否。他伸了下手，说：“摸不出来。我能不能用脑门儿量量？”

我懒懒地：“恩。”

他很小心又笨拙地把大脑门儿凑上来，很快地碰了碰我的。因为太近，他的热气吹到我脸上，让我有种久违了的感觉。我很想念某个人离我这么近的时候。

“有点烫，你发烧了。别上班了，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

“不用看，发烧有什么可看的，我家里有药。”其实没有，我打算回去白喝水、睡觉。

在纪默老太太般的千叮咛万嘱咐下，我请了假回家。无论是倒立还是俯卧撑，反正怎么呆着都不舒服，又不想睡觉，就窝在房间里上网。收收信，还没有云舒的消息。

我于是在网上读傅彪妻子张秋芳写的回忆录《印记》。关于傅彪临终前那一段，是这样写的：

“时间不多了，医生在一旁提示着终点的距离。一路上，他的生命之光越来越弱，我的眼泪没有停过。我回想起我们所有美好的日子，看着眼前这个就要离开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想着他就要一个人踏上那条未知的路，想着我再也看不到他生动的笑，再也听不到他幽默的言语，再也看不到他高大魁梧的身躯，再也不能对他尽情地耍赖、撒娇，再也不能靠在他安稳的臂弯里……心一阵阵撕裂般地痛。但我咬着牙告诉自己，必须陪我的彪子走到底太平间的工人抬着一个盒子来了，要把彪子带走。‘等一下！’我的心颤抖着，我音容犹在的亲人此刻就要像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件一样被包装、搬运，与我们隔离开。他在那幽暗而逼仄的空间里会有多么孤独，多么难过”